作者認為，大量的網民通過自媒體對張扣扣案發聲、表達同情，“刀下留人”成為評論留言的高頻詞。司法不應屈從輿論，但如能減少落差、實現多贏，未嘗不是法治建設的益方。
作者：段劍良，法律工作者。原題：蔣愛珍案與張扣扣案的法理人情。
法不容私情，法理又不外乎人情。40年前的蔣愛珍案，其案情之特殊、輿論之關注、社會之同情，與張扣扣案有相似之處，其處理的法理情兼融及與道德、輿論的良好互動，時至今日仍有啟示意義。
一、基本案情
蔣愛珍。女，原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八師144團醫院護理員。1978年9月29日持槍對誣陷誹謗者復仇，打死三人、打傷一人，被當場抓獲。該案發生後，主流媒體介入，社會普遍同情，最終一審被判無期，二審判有期徒刑15年。
鑑於蔣愛珍在獄中的表現，她被多次減刑，於1991年刑滿出獄。
張扣扣。男，陝西漢中市南鄭區新集鎮王坪村人，2018年2月15日除夕，因多年前其母親被傷害致死及個人遭遇等多種原因，持刀殺害三人，隨後潛逃、自首。案件發生後也引起輿論高度關注。一審、二審均判處死刑，目前尚在死刑複核中。
二、“法理”比較
不法方面。犯罪行為上，蔣愛珍持槍故意殺人，張扣扣持刀故意殺人。犯罪後果上，蔣愛珍案死亡3人、輕傷1人，張扣扣案死亡3人。另張扣扣故意毀壞財物應數罪併罰，蔣愛珍私藏子彈，當時未視作犯罪。
責任方面。責任能力上，蔣愛珍遭受誣陷誹謗、精神鬱悶，張扣扣年少目睹其母被傷害至死、被解剖心理受創，但均未認定為限制行為能力人。犯罪動機上，蔣愛珍因人格及名譽蒙受嚴重的損害和屈辱，投訴未果，持槍“復仇”；張扣扣因其母被傷害至死且感未得到公正處理等因素”，“報仇”殺人。責任阻卻上，蔣愛珍案被害人過錯在先，張扣扣案有自首情節。
三、“人情”分析
法與社會。蔣愛珍案發生時，文革剛結束不久，人們對汙人清白、侮辱人格的做法痛恨無比，且當時法制不健全，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一年後才頒佈，司法自由裁量權比較大，這些都有利於對蔣愛珍從輕處理。40年後的今天，法制已很健全，社會更加註重秩序保障，儘管目前的刑法與1979年刑法關於故意殺人罪的法定刑基本一致，但法院可自由裁量的餘地無疑小很多，即便張扣扣動機可憫、有自首情節，對其從輕處理確也難度極大。
法與道德。蔣愛珍案承載著當時人們對恢復正直、誠信、友善等社會道德的極大期望，在拘押期間她收到了從各地寄給她的信和糧票、食品、衣物等，表現出民眾對她遭遇普遍的道義支持。張扣扣，儘管罪行非常嚴重，但其年少遭遇重大變故以及“為母報仇”所割裂不開的孝道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這在“辱母殺人案”中也有類似體現。同情是道德的起源，社會具有同理心恰是法治的重要基石。
法與輿論。蔣愛珍案發生後，群眾議論很多，一年後《人民日報》刊載《蔣愛珍為什麼殺人》一文，立即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兩萬餘名幹部群眾寫信撰文，對她表示同情、支持、聲援，使案件最終得以從輕處理。蔣愛珍也不負期望，在獄中表現良好多次減刑，出獄後生活平靜幸福。張扣扣案，儘管主流媒體表現冷靜剋制，但大量的網民通過自媒體發聲、表達同情，“刀下留人”成為評論留言的高頻詞。司法不應屈從輿論，但如能減少落差、實現多贏，未嘗不是法治建設的益方。
最後，讓我們用英國大哲學家培根的話來結尾：“應當在法律範圍內以公平為念而勿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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