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家長成為澳洲校園“惡霸”!悲觀者:社會文明崩潰引發的惡果

越來越多的澳洲家長選擇在 Facebook 上發洩憤的帖子,濫用電子郵件、學校靜坐抗議、威脅等極端行為與教職工爆發衝突,併產生了破壞性後果。

本是引導孩子健康成長的家長和老師,為什麼突然變成敵對方呢?

爸媽成為校園“惡霸”

根據 Australian Catholic University (ACU)每年進行的全澳主要健康和福利調查結果發現,約三分之一的校長受到家長的暴力威脅

在2018年對中小學校長的調查中,約有21%的人表示受到過父母欺負,這一比例比2011年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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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教育工作者面臨著來自家長的欺凌、威脅和虐待危機,爸爸和媽媽成為校園裡最大的惡霸!

在另一項尚待發布的2018年研究中,La Trobe University 研究了“教師針對性欺凌和騷擾”項目。在對560名老師進行的調查發現,近三分之二的教師最近受到家長欺凌。

以家長為主導的欺凌在小學更為常見,年輕的女教師更容易成為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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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主導的欺凌最常見的形式就是言語攻擊,代表孩子對老師大喊大叫;對教師的身體攻擊是極少現象的,只有1%的人受到父母攻擊;8.8%的教師表示家長霸佔或入侵他們的個人空間。

家長糟糕的表現

家長的這些糟糕行為在曾經是難以被想象到的。

在研究這個項目時,研究人員發現家長這樣的情況:要求老師不能把孩子未完成的作業掛在教室裡、擅自用教師的辦公桌、如果孩子因為貪玩而錯過課堂知識學習則要求老師額外時間進行補習,否則直接告到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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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舉行靜坐示威、策劃政變式的陰謀推翻校長,在停車場尾隨教育工作人員;有些家長通過八卦(通常網上消息)暗中中傷;還有一些家長則威脅採取法律措施。

更有一些頑固的、無理取鬧的抱怨著,他們在寫長達10頁的電子郵件中,使用的大寫字母和感嘆號比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寫的都要多。

新州退休校長、著名的教育家Dennis Sleigh 曾就此寫過相關文章,他將問題家長分為5類:

  • 訴訟專家、
  • 系統間諜、
  • 噘嘴的退出者、
  • 網球俱樂部的健談者(現在改稱為臉書上的八卦者)
  • 刻薄的志願者。

所有類型的家長進行的欺凌都需要學校花費數小時來處理,原本他們可以利用這些事件來改善孩子的教育。

對教師產生巨大精神傷害

而部分家長的極端行為還對個別校長和教師造成了破壞性影響!

在這個新時代,教師全國性網站My Teacher上得到的評價往往是毀滅性的,就像你給優步司機打分一樣容易。

父母也可以用粘貼複製的電子郵件內容毀掉老師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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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資深老師表示,有一天她去上班,發現了一位家長給校長寫的一份惡毒的電子郵件,指責她傷害了自己的女兒,家長還盲目抄襲了所有自認為會站在家長那一邊的言論。

St Helena Secondary College 的校長 Karen Terry,如今已經54歲,在她辦公室裡一個木製書桌抽屜裡,存放著一紮佈滿灰塵的帶有辱罵性的匿名信。

這些都是家長寫給她的,有人指責她穿高跟鞋和鮮豔的服裝,當她向家長保證裙子不會穿太短時,有家長罵她“賤”女孩。還有的家長寫信要求解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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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工作30多年的 Karen Terry 表示:“他們真的很可怕”。作為校長,她面臨的頭號問題就是家長不合理的期望和欺凌。

“有一名學生家長曾和預約見面,要求我去阻止她兒子性行為的發生。”

去年,當她被調往另一個學校暫呆6個月時,她目睹過一大批家長到前臺要求見老師。猝不及防的會面就像是催化劑,孩子們利用課堂時間打電話給父母,討論教職工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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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位家長闖入學校招待會並要求開會,只因為她的兒子被老師命令站在教室外面接受罰站。接待員告訴家長每個人都很忙,並答應當天晚些時候校長會與她通話。好不容易勸走了,結果半個小時候再次返回,手裡多了三明治、飲料和甜甜圈。

“在我出現之前,他們就靜靜地坐在那裡,持續三個半小時。”

在 La Trobe 的一項研究中,教師因為欺凌和騷擾而引起了焦慮、抑鬱和創傷後應激障礙,其中一些人遭受恐慌發作和無法控制的顫抖等症狀。

大約有83%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因為家長和學生的騷擾而考慮辭職。

工作場所心理健康專家、AccessEAP 臨床服務主任 Marcela Slepica表示,受害的教育工作者紛紛尋求心理救治,如果他們是年輕教師,大都可能會考慮離開這個行業。

家長出現極端行為的原因一

根據 ASG 提供的數據,私立學校學費漲幅是過去10年通貨膨脹率的兩倍之多。如果孩子上私校,那麼父母既是家長又是付費的顧客。

悉尼教育方面的律師 Alex Kohn 表示:“父母覺得,既然自己支付了這些錢,那麼就有權利與任何人進行交談並得到自己期望的任何東西。”

另一點不可忽視的是,就是教育競爭!ACU的 Philip Riley 說:“每個人都擔心落後,在就業壓力期間,我們都處於這種壓力之下,顯然不是好現象。”

“這完全取決於整個學校的選擇。父母們被迫在好學校和壞學校之間做出選擇,而且他們從不知道自己的抉擇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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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些家庭原因也會增加父母焦慮感,那就是家庭破裂。學校通常是爭取兒童入學糾紛的場所,教師和校長都要執行法院命令。然而一不小心,就能會觸發學生父母的一方……

今年晚些時候即將在 St Park's School 退休的校長Anni Miers 就曾遇到過這種情況。2011年,由於干涉命令,她需要要求學生的父親離開學校避免對學生造成傷害,惱怒地父親直接把襯衫扔到她的身上,並且把她推到牆上威脅。

幸福感研究項目的首席研究院、ACU大學副教授 Philip Riley ,把這種情況比作戰爭。

“我們的國家建設者正在遭受攻擊,這不僅僅是學校的問題,護士、警察和社會工作者也受到了同類型攻擊性行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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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推測,這個問題根源在於對我們曾經信任的機構產生了不信任感。也許在某些方面,這顯然是一件好事。但現在看看他們的行為-絕對令人震驚。

“核心問題就是制度把社會維繫在了一起,但由於信任感喪失,這種凝聚力逐漸消失了。”

來自 St Andrew's 的 John Collier 強調說,“幾乎所有人的父母都很棒”,20世界70年代幾乎沒有父母這樣幹過。問題存在的原因是社會文明的崩潰。

他說:“人們在互動中變得更加尖銳,不願意傾聽,更專注於自我。

我認為人們正在效仿公眾人們樹立的壞榜樣,比如在關鍵時刻互斗的政客、互相嘲弄的體育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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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ley Hill 是珀斯一個擁有四個兒子的母親,同時她也是非政府性質的澳大利亞家長委員會主席。她並不認可John Collier 的論調。她認為絕大數家長都是非常尊重老師的,只有極少數存在問題。

“在學校、託兒所裡,你總會遇到一些讓事情變得更為困難的人,他們的期望往往比正常情況下更高、更不合理……但絕大數家長做的都對。”

把原因歸根為溝通不暢。從父母的角度來看,決策往往是校方做出的,但其原因併為傳達給家長。

匿名校長的呼籲

事實上,許多學校試圖和家庭成員建立積極的關係,但有校長懷疑那些長時間工作的父母,由於日常很難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孩子,就想要通過其他方面來彌補。

他們試圖通過額外的教育高期望,來彌補對孩子的虧欠,但有時候很容易誤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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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位於墨爾本富裕地區的學校給父母寫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其中,信中部門內容這樣寫道:

“我越來越清楚地知道我們正在培養著一群最脆弱的孩子。許多父母似乎根本不允許他們的孩子經歷任何有關挑戰、挫折、不適……的磨練,包括學生對自己行為要負責的教導。”

“家長們,我懇求你,讓我們做好我們的本質工作。”

“我們是專業的教育工作者,知道該如何應對和培養年輕人。每次你都不必猜測我們,質疑細節,或者乾脆拒絕支持學校,最後的結果只會傷害你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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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國家教育部門已經在努力吸引新的校長並與教師的不斷流失作鬥爭,他們正在努力妥善解決家長的不良行為。

維州最近成了澳大利亞首次獨立的學校爭議解決辦公室,以解決家長和學校之間的糾紛。去年12月,新州則推出了一項新的學校社區規則,主要是家長、員工和學生之間尊重、及時和“禮貌”溝通的指南。

有一句話說的好,在其位,謀其職,盡其責!就是要求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都能做好自己的本質工作。不要在其位不謀其職,更不要不在其位謀其職,否則只會亂套!

雖然,家長的確是老師服務的對象,但家長如果因為溺愛孩子、對教育的過度期望值等而對老師進行干預、提出過分要求,會給老師帶來無形的負擔和壓力。不得不花費更多時間用於與家長的溝通和周旋!

本意都是為了孩子獲得更好發展,為什麼不能放平心態好好溝通,共同為其健康成長髮揮餘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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