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处理死刑犯有秋后问斩的规定，唐太宗做皇帝以后，对死刑特别慎重，在历史上留下慎刑的佳话。

作为天子，他总是对死囚案件亲自审理，以避免出现冤案。他深知人死不能复生，所以审案非常审慎，起初要求官员要三次奏报，后来改为五次奏报。这样做的结果，狱中的死囚基本上就没有错判的了，他们可以说都是应死之人。

但是，即便这样，还是出了状况。贞观六年的一天，唐太宗接到大理寺卿的一份奏折。奏折中要求皇帝特许提前处决死囚犯，原因是这些死囚犯整天在狱中嚎哭不已，而哭泣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冤屈，而是惦念家中的父母亲人。唐太宗看完奏折后不仅没有准奏，反而亲自到狱中探望死囚。太宗见到这些死囚，看到他们一脸哀戚。这些人虽然都是十恶不赦的罪犯，但他们也是大唐的子民，太宗对他们心生怜悯，他忽发奇想，居然跟死囚们订立了一个生死之约，在这个约定中，他准许死囚回家跟亲人团聚，但是必须在九月之后行刑前准时回来接受死刑。

对于这个生死之约，很多大臣不无担心，他们不相信这些人能如约回来受刑。但太宗却力排众议，坚持把这些人都放了出去。390名死囚就这样都回家跟亲人团聚去了。

九个月之后，奇迹出现了，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催促的情况下，全部回到了监狱，无一人不回，也无一人逾期。群臣百姓都叹服皇上的英明。囚徒们当然更加感激皇帝的仁德。而太宗也被这些囚徒的行为所感动，他于是下诏全部免除他们的死罪，改判流放。

赞同的声音

对于太宗的做法，后人有不同的评价，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白居易就曾经在诗中盛赞太宗：

“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

而司马光也这样赞扬太宗：

“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最有代表性的是欧阳修。对于这件事，欧阳修写了专文进行评价，他的那篇文章题目叫做《纵囚论》。文中，欧阳修甚至指责唐太宗这样做乃是“逆情干誉”，意思是说太宗这样做违背人情，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他还特别指出了纵囚有三不：

不足信、不足誉、不足效。

意思是这样做不足为信，不足赞誉，也不足效仿。他认为，即使是三百多君子也未必能尽守信用，他们之所以能如约归来，与其说是守信，毋宁说是担心违约会给他们再增加一个欺君之罪的罪名。死囚和太宗都知道死囚们逃不出官府的手心，所以不如按约归来。无论是死囚还是太宗的做法都不足誉。至于效仿的价值更没有，这样的事情只可偶一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