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心知

张居正与我而言一直是明朝政治家中最推崇的一个人，原因很简单！

就是海瑞对他的评价：“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明朝是个奇怪朝代，一群知书达理的文人墨客，满口仁义道德最后都将国家往沟里带，不论清流浊流，长江黄河，都习惯吃人饭不干人事，嘴巴一套一套，办起事来不堪入目！

总之没几个好东西，而这样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从所谓明君孝宗朱祐樘时开始，最后越演越烈成顽疾，直到灭亡！

而其中就出了两个文官另类

一个是海瑞，一个心口和一之人，堪称真清流。

另一个就是张居正，一个知行合一之人，堪称真长江！

不过这真清流和真长江，还是长江比较靠谱，因为清流不能办事，所以说，明朝因为张居正而续命70年，是必然！

不过也只是续命而已，因为强悍聪明如张居正，也无法解救明朝的顽疾，这是从出生就开始携带的基因，不破不立，可是没有人可以破这个局！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那就是政治家到底应该干什么？

按释义，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具有一定政治远见才干，掌握着政党或国家的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

这是政治家的首要职责，那么政治家仅仅做好职责就够了吗？

其实还有个必修课，那就是调和矛盾，让国家稳定！

这两个概念一个对事，一个对人，两者不可偏废，可是如果都要照顾到就做不好明朝的内阁首辅，因为明朝的问题不可调和！

而这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皇权和文臣的矛盾，明朝是一个集权的朝代，可他的集权有个特点就是集权于朝堂而不集权于皇帝。

你别以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安枕无忧，在明朝，朝堂上的文官可以玩死皇帝！

于是，各种奇葩的事情就这样不断发生，一个不断增长的国家经济体，税收却在不断减少，不得不说是咄咄怪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出现了，而他的角色是什么？

不是文官利益集团的维护者，而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这在那群满口仁义道德的人中间就特别另类，也是他最后悲剧结局的关键！

1572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时仅仅47岁，年富力强的他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而他的所有功绩我还是不复述了，只用数字做印证！

以上就是张居正改革之后，明朝的状况，其实也不算多，和雍正皇帝留给乾隆的数千万两比起来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是，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张居正改革之前的明朝可不是这样。

用通俗点语言说就是：穷的拉慌！

有多穷，其实大明王朝1566中就有侧面体现！

官员俸禄，那是能拖欠就拖欠，因为没钱发啊，最后没办法用胡椒和米凑合，当官的过年都没钱，可悲不？

军队军饷，那也是能拖欠就拖欠，除了特别重要的边军，其他地方部队，要钱没有，要粮食，有点就给点，饿死了是自己的时期，于是军队哗变此起彼伏。

地方财政，那也是穷困潦倒，地方一遭遇灾害，地方官习惯性两手一摊，一手找朝廷，一手找士绅，如果这两手摊开都找不到钱怎么办？

没办法凉拌，最后就是内乱不断！

于是才有嘉靖朝时期，日本几十个倭寇就能横行大明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咧！

军队没吃的没银子，能站在那里都不错了杀敌？你在说笑话吗？

于是才有嘉靖朝时期，大明宗室除了有数的几个富裕，其他都是克扣俸禄的事情发生，为什么咧？因为真的穷啊！

后来能剿灭倭寇还是因为嘉靖皇帝做海商生意，积攒了点私房钱，并用宦官去各地收税补贴的结果，国库穷，内库也穷，不捞钱怎么活？指望士绅捐款，那是难上加难！

而张居正就是在明朝如此内忧外困之下上台的，作为一个文官集团人物，他却不和大多数文官利益集团一样只为小集体利益着想而是为国着想，这就实在是难能可贵了！

其实就事论事的说，张居正的改革也不算成功。

一条鞭法虽然好，可是并没有彻底的贯彻施行，只是就旧有的问题缓解而已，因为阻力实在太大。

原因很简单，这个事情做的是挖坟掘墓之事啊！

有无数田地的都是接受附土纳田的士绅，他们和朝堂之上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张居正在位置上，权势滔天，好，你厉害，大家给你面子！

但是你要真想所有田产土地都入籍造册，按章纳税，那对不起，他们要和你张大人拼命！

所以说，张居正的改革并不彻底，也不成功，这次改革只是个人权威推动之下，妥协的产物。

而不是在制度和立法之下，进行的长效安排！

你在位一天，我们大家给点面子听话，让你好做人，你不在位了，那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之前你当国家利益代言人，跟我们这些平民收税，之后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于是，张居正死后三年不到，就被人清算了！

至于清算他的人是谁？

万历算一个，不过万历皇帝是被忽悠的，文官集团的反击才是致命打击，于是张居正的改革，在他死后人死业消！

接替张居正内阁首辅位置的是申时行。

张居正的粉丝弟子，一个善于和稀泥的人物，张居正能三年后才被清算，改革举措才被终结，就是因为他的斡旋，可是申时行做了三年首辅之后，上台的是张四维，这人就不是张居正粉丝了，于是他们抓住张居正个人品德上的缺陷，不断放大和批判。

首先是，指责他狐假虎威，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对官僚机构施加压力以推动他的各类改革。（引发皇帝的反感）

其次是，指责他随意利用原属于皇帝的惩罚权利，掌控人士任免权结党营私。（扩大打击面积）

最后是，指责他父亲去世，作为儿子居然不去服丧守制。（贪念权势，有违孝道）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张居正顿时陷入死无葬身之地，后人也被欺凌！

所谓：能做事人错多，不做事人话多，想做事人争议多，会吵架人讲品德，所以古往今来，能动嘴的都占便宜些，因为站在道德制高点骂人轻松惬意

大多数貌似清廉的官员，最爱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人，如后来的东林党人就是如此。

再他们看来，做个道德标兵，海瑞那样的，才是好官。

有能力有不贪是好官，没能力不贪也是好官。

可是他们自己是既没能力又贪污还说别人贪污，这就是他们的尿性！

而一个本来就侵犯他们利益，还用裙带关系让他们所有人眼红的人，不整死你，整死谁。

就算你没日没夜，十余年来鞠躬尽瘁，补救国家的危机，带出一批人才，恢复久违的官员系统效率又如何？

你就是个背叛者！

可是张居正在怎么厉害，他还是只有一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下，他做到了人力能达到的极致，但是，还是挽救不了这个将要滑落的国家！

最后附上张居正被抄家之后的财产公示表！

其实于他对国家的贡献，还有他的地位来说，这还好吧，和无数文官比起来，他够清廉了！

阿斗不傻

张居正延续明朝70年？啥意思，是说张居正变法一直在实施，让明朝多活了70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先查查历史资料再提问。

看看崇祯帝朱由检对张居正的评价：

“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崇祯帝是极想有张居正这样的能人做宰相辅助他！得到平庸无能的宰相一百个，还不如得到有能力有办法的“救时宰相”一个。张居正就是“救时宰相”，比唐代姚崇还牛逼！

有学者精绝评论：“张居正之后无张居正。”

这句评价是非常精确、有水平的。完全可以回答这条题了！

一，张居正死后无张居正，迄今300多年，没有第二个张居正出来！没有这样的人敢于这样做事！

二，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措施就被反对派逼迫万历帝取消了！就是说，张居正实行的改革，只搞了10年。以后就没有继续搞了。

张居正死后无张居正，是说不会再有这样的人出现，张居正死了，张居正变法就停了！

三，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

就是张居正死后，改革措施被反对派翻盘了，又捡回以前的老政策、老法规重新执行。

明朝灭亡，实际上是从万历帝取消张居正改革开始的！

四，张居正为何死后被整臭？被抄家？儿子被发配？他本人差一点被掘墓毁尸呢？

就是张居正的政敌、反对派重新掌握话语权，全面反攻倒算！他们真实目的是要镇压改革，取消改革！所以不遗余力去整倒整臭张居正！因为他们只有整倒整臭张居正这面改革旗帜，才能彻底镇压张居正改革！

五，张居正改革，得罪太多人了！

比如“考成法”，用六科控制六部，用内阁控制六科。

等于剥夺、架空了六部尚书、侍郎的权力！六科给事中是六部的监察官员（纪检），张居正规定：六部的事项首先要经过六科给事中的审核，才能上报内阁办理。

六部尚书的权力都被一个五品的给事中监督和架空了！

张居正这样操作，是能提高办事效率，“万里之外，朝奉夕行”。但得罪六部尚书、侍郎。

张居正任职时，打压言官（御史）厉害，压制言论自由。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对国家有利，给国库积攒下四百万两银子（嘉靖朝一年财政收入二百万两），还有足够吃10年的粮食储备。但这些改革措施损害大地主、官僚根本利益。因为很多高级官员本身就是地主，家有田地几百亩，甚至几千亩。

严嵩被抄家时，抄没田地几万亩。那个扳倒严嵩的继任首辅徐阶，他的子侄在江南家乡霸占田地25万亩！

这些官僚人家，肯定拼力反对改革！

还有，张居正对万历帝过于苛刻，万历帝心中不忿，这就给反对派可乘之机，就利用万历帝的怨恨疯狂攻击报复张居正！

我写过一篇《张居正死后为何被抄家，还差点被鞭尸》文章，论述很翔实。读者感兴趣可以阅读。这里不多说。

六，万历帝给张居正定的罪名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是朝中反对派的反攻倒算，要镇压张居正变法！万历帝的怨恨情绪被反对派利用了！他一个20岁小伙子没有执政经验、没有社会阅历，对张居正改革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亲身体会，抵挡不住张居正反对派的猛烈攻击和“轮番轰炸”，就轻率作出取消变法的决定！

张居正改革只持续了10年。他死后，改革被取消。所以说张居正改革延长明朝70年寿命，这种说法不存在。

看看万历帝给张居正是如何定罪？他亲笔写道：“污蔑亲藩（得罪王室亲贵了），侵占王坟府第（指那个废黜辽王），钳制言官（御史），蔽塞朕聪……专权乱政（乱政，就全部否定张居正改革），罔上负恩（欺君罔上），谋国不忠，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究……”

皇帝朱批一句“专权乱政”，就把张居正用10年心血取得的改革成果给否定了。

大城公

在报刊发表文章原用笔名：东山尹，庄满，鸣白，营种。

1996～2005年在全国畅销杂志包括

广东省《共鸣》《家庭》《深圳青年》《佛山文艺》《江门文艺》《惠州文学》《同舟共进》《炎黄春秋》《家家乐》《金桥》

河北省《文史精华》

河南省《名人传记》《人生与伴侣》《时代青年》

湖北省《幸福》《治安纵横》《知音》《警笛》《今古传奇》

湖南省《康乐园》

广西《西江月》《灵水》

海南省《青年时代》

四川省《龙门阵》《分忧》《成都商报》

云南省《女性大世界》

陕西省《家庭之友》

内蒙古《这一代》

上海《青年一代》《文汇报》

安徽省《恋爱婚姻家庭》

北京《婚姻家庭》

吉林省《演讲与口才》《做人与处世》

黑龙江省《家庭生活指南》，等等杂志报纸发表各类文章160多篇；

创作

123万字长篇历史武侠小说《谁主天下》

60万字长篇历史武侠小说《还我河山》

39万字名人传记《北洋军阀列传》

武侠小说在《江门文艺》连载；

撰写《科学发展观》理论文章17篇；

创作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本一部；

深入研究中医药和肿瘤学科20年

大城公

评价张居正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先明确一点，张居正执政最辉煌的时期当属万历十年。在这十年间，张居正通过改革变法将明朝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拉回来，极大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除了在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之外，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重创沿海倭寇和蒙古俺答。

再来回顾下，张居正变法之前。明朝处于什么状况。

财政

张居正变法之前：明朝每年巨亏三百万两白银，财政赤字逐年累积，户部，也就相当于财政部，连国家公务员们的工职几乎也发不出来了。你说惨不惨？

张居正变法后：两年时间，明朝国库每年盈余就能达到三百万两。到了张居正去世那年，光明朝的中央库存白银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250万两，仓库储存的粮食足够支撑十年，当时明王朝的GDP总量全世界第一，远胜于所谓的欧洲列强。

民生

张居正变法前：明朝百姓民不聊生，各种苛捐杂税，苦不堪言。

张居正变法后：张居正推行了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税制，清丈田亩。这个变革可以说相当有效果。到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重新核查到天下的耕田数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这比弘治十五年（1502）增加了近三百万顷。这三百万顷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大概相当于半个荷兰，而它产出的粮食在当时几乎可以养活整个欧洲。经过这一次彻底清查，明朝的税收，也因此增长了将近1.5倍。

国防

张居正变法前：南方沿海地区倭寇横行，西南有少数民族暴动，西北则面临蒙古人的铁蹄践踏。嘉庆二十九年，蒙古人的一支俺答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毫不夸张地说，大明王朝差点儿在当时game over了！

张居正变法后：随着变法的顺利实施，明朝的经济强大了起来。而强大的经济反哺给国防，正是这个时期，明朝涌现出一大批牛逼的将领。

张居正先用俞大猷、戚继光彻底平定了东南沿海的倭寇，紧接着，又用殷正茂平息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更绝的是，用反间计瓦解了一直威胁北方的俺答。

平乱之后，张居正又派王崇古、谭纶守宣大一线，戚继光、李成梁镇守蓟辽与辽东，从而彻底解除了北部边患。

综上所述，张居正无论是在经济，民生还是国防建设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说他延续明朝70年，一点都不为过。

事实上，张居正对明朝的影响在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得以延续。

日本在丰臣秀吉的带领下入侵朝鲜。作为朝鲜的老大哥，明朝果断派兵抗日援朝。结果在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全面战争中，明朝军队大获全胜。此前，很多人认为明朝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是日军主帅丰臣秀吉的突然逝世。在我看来，张居正改革时期为明王朝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底，才是根本原因。

二十年阿森纳球迷

张居正是明朝伟大的政治家，但是说他“延续明王朝70年”，未免有些言过其实。张居正和他的万历新政其实不过是王朝暮色中的一抹余辉而已！

张居正施政风格类似于管仲、子产，唯精诚不及诸葛亮，刚鸷颇似于王安石。他当国十年，其权势之大，相业之隆，明代仅此一例。

（张居正像）<strong>

张居正，湖广江陵人（今属湖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年）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身居储相之列了。

<strong>明代相权衰微，相业难以成就。太祖废宰相在先，成祖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阁辅政继后。大学士本是文学侍从官，帮助皇帝批阅奏章起草诏令，类似今天的秘书。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因其侍奉皇帝，参预机务，议论政事，常在殿阁之内，故称“内阁”或“内阁大学士”。

但大学士位重品低，其官阶仅五品。所以，凡大学士入阁者，必兼任六部尚书，其名义为“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遂为二品官。于是，正官反为兼官，而兼官反为正官。明朝类似宋朝，诸多官职名实不符。这种以大学士为宰相的制度，为清朝所承袭。

作为皇帝的贴身秘书，内阁大学士只是奉旨办事，即只有得到皇帝的批示才能处理政事。皇帝对大学士所拟谕旨有批改权，而大学士只有听命拟旨，没有建议决定权。

内阁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没有直接指挥权，中央和地方政府也没有向内阁汇报政务的职责。

明中叶以后，随着内阁权势的加重，大学士的权位逐渐划分为首辅、次辅、群辅。主持阁务者称首辅，“偃然汉、唐宰辅”，余称次辅、群辅。

穆宗即位时，内阁大学士有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等，以徐为首辅。徐自严嵩死后代嵩为首辅，世宗末年颇受眷宠。张居正是他的门生。

徐阶长得短小白皙，性颖敏而持重，与严嵩同在朝十余年，以善于迎合帝意，故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使御史邹应龙劾严世蕃，终于推翻严氏父子。到辅佐穆宗继位时，年已七十五岁。隆庆二年（1568年）告老还乡，李春芳乃为首辅。不久，李春芳致仕，高拱乃为首辅。

（徐阶像）

高拱，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穆宗即位后，高自以为先皇旧臣，不把他的引荐者首辅徐阶放在眼里，常与之抗衡，迫使徐阶“乞归”。主持阁务后，一反徐阶之所为，专与徐阶作对。凡与拱不合者皆被排斥。总之，穆宗在位五年半，前一段是徐阶用事，后一段则为高拱用事。两人中间又穿插着一个张居正。

穆宗临终前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遗诏曰：“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服务机构。明代宦官机构庞大，号称“内府”，共有二十四衙门，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其中尤以司礼监的权位最重，掌印太监，人称“内相”，视若外廷的首辅；其次是秉笔兼掌东厂太监，外廷视若次辅，再次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犹如辅臣。司礼监的职责是代皇帝批阅公文，凡每日奏进文书，大多由五、六名司礼监太监作为“秉笔太监”仔细阅读，并向皇帝作扼要汇报。秉笔太监遵照内阁所拟 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在公文上。他们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又是耳目喉舌。

明代政事充满弹性。司礼监的职权素无确定的范围。名义上，掌印太监“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太监“掌章奏文书照内阁批朱”，实际上权力扩张的空间很大。

高拱唯恐大权旁落，决定拿司礼监太监冯保开刀。

冯保，真定府深州人，为人知书达礼，学识涵养在宦官中出类拔萃，因而官运亨通，嘉靖年间便当上了司礼监秉笔太监。隆庆元年又兼任掌东厂太监。但冯保还想上升一步，成为掌印太监。而当时恰逢掌印太监空缺，按惯例，冯保以秉笔太监兼掌东厂太监升为掌印太监是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事儿。不料，冯保以小事冒犯穆宗，高拱趁机推荐御用监太监陈洪代理。按内宫规矩，掌御用监的太监不能兼管司礼监，高拱推荐陈洪意在箝制冯保，以防范冯的权力过于膨胀。

陈洪不久就因忤旨而罢官，但高拱还是不推荐冯保，而推荐掌尚膳监的孟冲。孟冲因主管皇上膳食而深受宠信，居然破例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为此对高拱恨之入骨，处心积虑寻机报复。

穆宗尸骨未寒，冯保就以遗旨的名义宣布：“着冯保掌司礼监印”。有明一代，司礼监掌印太监与掌东厂太监必定由两人分别担任。因为两职权势过大，不宜集于一人手中。冯保一身兼两要职，权倾内外，对内阁首辅构成了威胁，从而激化了高拱与冯保的矛盾。

高拱首先与顾命大臣高仪相商，说新主年幼，冯、张二人所作所为，必成社稷之忧。高仪刚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视事，人轻言微，不愿卷入这个漩涡，便泛泛而论，不置可否。高拱不以为然，但高仪就是不表态，声称“祸福未可逆视，吾固不敢赞公行，亦不敢劝公止也”。

见高仪不反对，高拱便派心腹把此事通报张居正：“行且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当面答应，还佯笑道：“去此阉（冯保），若腐鼠耳。即功，胡百世也！”

出乎高某如意算盘之外，张转身即派人告知冯早作准备，以合力斥逐高拱出阁。高某自视甚高，过低估计了事情的复杂性，误以为事涉内阁与内府的权力配置，张某必定站在他首辅一边。

1572年六月初十，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是为神宗，诏改翌年为万历元年，故称万历或万历帝。时万历仅十岁，朝政由穆宗陈皇后及神宗生母李贵妃主持。

就在新皇登极日当天，高拱上疏陈新政所急五事，题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从表面看，此疏是顾命大臣在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连细节也一一交代清楚，给人的印象是并非专为冯保而发。实际上隐含着深层用意：“请黜司礼，权还之内阁”。

高拱的本意是：神宗阅此疏后转发内阁拟票，然后神宗照准，便可将大权收归内阁，再发动言官弹劾冯保，由内阁票拟罢黜，斥冯便大功告成了。

一着失算，全盘被动。高拱又一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高拱像）

冯保给人的印象是平和谨慎，颇有儒者风度。实为神宗儿时的伴侣，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万历视为亲信，称他为“大伴”。

再说冯保接到高拱上疏后，并不转送内阁，而由自己代皇上拟票曰：“知道了，遵祖制”。高一看便知，此为不予理会的委婉表达方式。于是再上一疏，强调第一疏的重要性，“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冯保无奈，只得将高某奏疏发下内阁拟票。高便代皇上拟批语：“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

见时机成熟，高拱便授意门生故吏上疏弹劾冯保。为预防冯保将奏疏留中不发，高拱要弹劾者上疏时将副本送到内阁。

冯保虽然老谋深算，却从未遇见如此阵势，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便派亲信向张居正请教。张告之：“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

张精通申（不害）、韩（非子）权谋术数，深知助高逐冯于己并无好处，而助冯逐高反倒有利于己升为首辅。

张、冯二人秘密策划，饰词激怒陈皇后李贵妃。冯保抓住高拱在穆宗死后对阁僚所说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作人主”，把他告到皇后贵妃面前：“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惊，神宗面色立变。

六月十六日早朝，宫内传话：“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高拱兴高采烈，高仪托病家居，张居正姗姗来迟。高见张，连声说：“今日之事，必是为昨科道本。有问，我当对，我必以正理正法为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处，我去则无事矣。”

张心中有数，敷衍了一句：“公只是这样说。”

文武百官来到宫门时，太监捧圣旨出，说道：“张老先生接旨！”接着念道：“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听罢，“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起”，又“使两吏扶携出”。

高拱离京返乡后，张居正接任首辅。陈皇后李皇贵妃“内任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明代内阁阁臣员额不固定，少则几人，多则十余人，同称辅相或辅臣。操大柄者习惯上称“首辅”。一般说来，首辅以入阁先后，资历深浅，以及受皇帝信任程度来确定。资深才高，深受皇上信任的阁臣始称首辅，其余阁臣则称次辅、群辅。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以后，首辅秉笔票拟，与次辅、群辅的差别更大。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归内阁，阁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首辅地位日趋显赫。首辅位极人臣，一切朝政都归其调度。为争夺首辅的权位，阁臣联册结党，攀引门生，相互倾轧，采用各种权术排斥竞争者。严嵩、徐阶都是通过权术出任首辅的。嘉靖十六年增修内阁房舍，内阁成为阁臣日常的办公处所，使阁臣一改顾问咨议角色，得以更多地干预朝政。内阁制视前称完美矣。

到张居正任首辅时，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皆“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李贵妃训神宗，时常搬出居正：“使张先生闻，奈何！”吓得儿皇帝神不守舍。张居正堪称明朝最有权势的首辅。他本人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风采”。张居正柄政十年，可以说是权侔帝王。张父丧归乡时，朝廷凡大事皆委派专人“驰驿之江陵，听张先生处分”。回朝途中，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躯。道经襄阳、南阳，藩王俱抵郊外迎候，设宴款待。“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内阁首辅的权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正是凭借如此煊赫的权势，张居正在万历初年对明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也埋下了“祸发身后”的隐患。

像张居正那样有才干的政治家在明代找不出第二个。张居正曾自述其为政“以尊主威，定国是，振纪纲，剔瑕蠹为务”。

“尊主威，定国是”乃专制政治之第一要务。神宗以幼主临朝，朝仪不定，国威未振，人有侮心。有鉴于此，张居正辅政，以尊君定国为当务之急。神宗甫即位，张居正即上疏说，帝王虽具神圣之资，仍须以务学为急，而辅弼大臣的第一要务，就是培养君德，开导圣学。更何况，先皇有遗诏在先，要圣上“进学修德”。

张居正特意为神宗安排视朝与讲读的日程。在他看来，十岁小儿，每日既要视朝理政，退朝后又要讲读，过于疲劳，因而视朝不如勤学为实务。也就是说，要把讲读放在第一位。

神宗接受了张居正的安排，“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门听政，余日俱免朝参，只御文华殿讲读”。自万历元年始，每逢一、二、四、五、七、八、十日，神宗都在文华殿听张居正主讲《帝鉴图说》。这是张要诸讲官根据历代帝王事迹而编写的，选取“善可为德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每事绘一图，后附传记本文。因取唐太宗以史为鉴之意，故名。

为了让皇上领会编书的意图，张居正又写了《进疏》，告诫神宗“视其善者，取以为师，从之如不及；视其恶者，用以为戒，畏之如探汤。每兴一念，行一事，即稽古以验今，因人而自考”。

培养君德，开导圣学只是尊君定国的一个方面，且不是主要方面。强化皇帝的权威，增进朝廷的威信才是尊君定国的主要方面。

张居正施政寓尊君之宗旨，以为今王之政令，即学术之指归。若于此外别立门户，便是离经叛道，乃君上所必诛。在他看来，国家政令具有绝对之价值，初不必问政令之内容是否合于最完善之标准。故周官之法未必“度越前代”，而孔子以身为周臣而用之。宋儒议论“日以滋甚”，而程朱之书以为国家所采，遂为正学。

除事君任职之外，更无学问德业可言。换言之，学者当养成乡愿之品格，无条件地服从官府，拥护君上。是为软的一手，侧重于笼络。

张另有硬的一手，以惩戒为主，包括抑异学、禁私学及生员不得干政。

一是抑异学，“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二是禁私学，“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以杜绝聚徒讲授、奔竞嘱托之弊。各地方凡是私建书院，皆改为公廨衙门。

三是生员不得干政。明代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通名“生员”，习称“秀才”。“生员务遵明禁”，不许嘱托公事、兴灭词讼及败伦伤化。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

（张居正改革）

振纪纲，剔瑕蠹乃专制政治之又一要务，也是张居正万历新政的重点。时人王世贞说：“居正之为政，大约以尊主权、明赏罚、一号令，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

张居正认定嘉靖、隆庆二朝积弱积弊的症结在于纪纲不振，

有鉴于此，张居正的施政方略是反其道而行之：振纪纲。

振纪纲，从整顿吏治入手，以“致理之道，莫急于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为主旨，推行考成法，即确立一套明确可行又易于监督检查的制度，并形成一个考成系统，从而建立一个健全的行政及公文运作系统。

传统政治制度的运作大多仰赖于公文的传递与处理。张创制的考成法要各衙门分置三本簿册，一本记载发文及收文，作为底册；然后剔除无须考查的例行公事，再造两本簿册，一本送六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若积久尚未实行，由各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

六科为明朝特有的行政机构。明代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同时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作为六部的监察机关。六部尚书是二品官，六科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七品官掌握对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明朝大官固然统率小官，但小官也可以牵制大官。各科分管各科的事，但对国家大事同样可以建言。

张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并未违背明朝祖制。但以内阁控制六科，则是一大创制。明朝内阁本是皇帝的秘书处，不负行政责任，更不负监察职责。实施考成法后，张扩大六科的职能，并直接向内阁负责，使六科成为内阁控制六部的助手，无疑扩充了内阁的实权。

考成法的推行得到了神宗的大力支持。他在张的奏疏上批示：“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皇上准奏后，大权集于内阁，政令必责实效。从六部到地方政府办理公文，须按时查考。所谓月有考、岁有稽。“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数日之内即行题复。”

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旨在矫正视朝廷诏旨为故纸的陋习，破除禁之不止、令之不从的弊端，以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从而尊崇诏令，强化皇帝的权威，增进朝廷的威信。

张居正振纪纲可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括之。从大处看，纪纲不振，国将不国。“君子为国，务强其根本，振其纪纲”。

从小处着手，便是“脱有不虞，乘其微细，急扑灭之，虽厚费不惜，勿使滋蔓”。

所谓剔瑕蠹，犹今之清除腐败分子。张居正剔瑕蠹，以抑豪强，除烦扰，安百姓为主干。

张目睹“嘉靖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睃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渊薮，以成秉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嘉靖年间当国贪贿以严嵩最甚。严为相二十年，籍没时家产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珍宝无算。御史王宗茂称“陛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而嵩所蓄积可瞻储数年。”岁发边饷，“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

有鉴于此，张居正主张“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严伸法纪，整饬吏治，以惩救萎靡腐败、因循苛且的政治风气。

黔国公沐朝弼仗恃开国功臣之后，霸占民田，隐匿逃人，无法无天，而当地官府不敢加以处分。张居正派人把沐捉拿免职，禁锢于南京。

朝廷官员不论职位高低，如有不尽职者，以圣旨召入朝堂斥之，百官为之惕息。

时地方上盗贼滋多，甚至潜入城内，官民为之掩护。张居正严令彻查，捉到盗贼及窝藏盗贼者当即问斩。

时议尚姑息，太后性又仁慈，有一年秋斩之期，太后欲停刑。张拒之，说：“春生秋杀，天道之常。粮莠不除，反害嘉禾。凶恶不去，反害良民！”到时断然行刑。

张居正执法严峻，雷厉风行。对地方官吏，张虽督核甚严，但政绩优良者必令其久于任所，不擅更易，使其才干得以施展。官员的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淮，不徒眩虚名，不尽拘资格，不摇之毁誉，不杂之爱憎，不以一事概生平，不以一眚掩大节。张反对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

张居正特别重视吏治，主张对官吏严加考察，侧重考察官员政绩，以定升降去留。京官六年一考察，外官三年一考察。除定期考察外，还有随事考成，即对于每件公事都限期办完，不得拖延推诿。此外，尚有探访告诫，即对大臣奏报是否合符事实，必加以探访，以减少官样文章，对隐瞒不报或奏报不实者则严加惩处。

张居正施政风格类似于管仲、子产，唯精诚不及诸葛亮，刚鸷颇似于王安石。

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可谓传统政治制度内最重要也最微妙的一对关系。这种关系，汉、唐、宋诸代尚能说清楚，到了明清便很难用言语说清楚了。总的看，两者的关系乃此消彼长或此长彼消的关系。

张居正当国十年，其权势之大，相业之隆，明代仅此一例。张成就相业的必要条件是神宗的大力支持。

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上疏，弹劾张居正以王安石“三不足”误国，发泄对新政的不满。神宗愤然降旨：“这厮每必然阴构党与，欲以威胁朝廷，摇乱国是。”傅被锦衣卫打成重伤，押发浙江定海充军。

万历四年，刘台上疏，弹劾张“擅作威福”，说“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以离间神宗与首辅的关系。刘台以张擅权为突破口，指责他根本不把祖宗成法放在眼里。张所创考成法，“不过欲胁制科臣，总听己令耳……祖宗之法应如是耶？”神宗看了刘台奏疏大怒，斥刘“诬罔忠良，肆意排击，意在构党植私，不顾国家成败”，令锦衣卫将他逮捕。

（张居正雕像）

张因遭弹劾，前后二次向皇上提交辞呈，神宗都予以抚慰。据说，张提交辞呈时伏地痛哭，神宗走下御座，手掖张站起，再三慰问。张仍不肯出朝视事。神宗又遣太监持亲笔手敕到张府慰问。张居正只得复出辅佐朝政。

诸葛亮是张居正心目中的标干。他当国十年建树的政绩也无愧于诸葛亮。但他忘记了明神宗并非刘后主，他当国便是神宗失位；他效忠国家就是蔑视皇上。

根据明朝祖宗成法，内阁无权干预皇权，也就是没有预问之权，皇上私下要他预问才预问。故刘台以内阁事权过大批评张擅权，理由充分，并无不当。你张居正不是宰相，却以宰相自居，说什么“吾相天下，何事不可作出，何人不可进退”，便是揽权。不该管的事你要管，不该揽的权你要揽，说轻了是权臣，说得重一点就是奸臣了！

张居正所揽的权是神宗的权，他当权便是神宗丧权，他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总之，居正当国，当也不是，不当也不是。难怪他一死，神宗便抄了他的家。

促使神宗对“张先生”出此毒招的缘由很是复杂，但亲操政柄后，必须完全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负面影响，无疑是主因。

神宗亲政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却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皇帝的那点责任都让他丢尽了。

（张居正故居）

<strong>

历史达人VIP

张居正确实厉害，他的政绩倍受后代政治家肯定，有人甚至认为，他的影响可以与周公、商鞅、杨坚等相媲美，他的改革比王安石更成功。

张居正解决了当时明王朝极度困难的财政危机，为万历年间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大下了基础，再某种意义上，从经济上促进了封建国家一定程度的转型。

张居正主政时期，在北疆能与敌方化干戈为玉帛，使明朝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中取得发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统治阶级与民众的矛盾，延续了明朝的“性命”。

张居正的改革措施比较强硬，但却能奇迹般的取得成功，这与他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并充分发挥个人的强势能力都是有关系的，他于政坛上的娴熟政治手腕令后代政治家很佩服，他的管理策略是值得重视的。

经济方面，张居正有两个大的成就值得重视：第一，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取得经验后，便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绘制了鱼鳞图册，这是非常重要的措施，这摸清了当时明朝基本经济状况，封建社会，土地是根本，了解了田地状况，张居正便能有的放，着手改革心里有数。到万历八年（1580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而且，随着额田的增加，并对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有所抑制，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应该说，清丈田亩对于朝廷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是起到较大作用的。张居正自豪地说：“自正（正德）嘉（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第二，推行“一条鞭法”，即以州县为基础，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并为一条”，总为一项收入。明朝在万历年间张居正之前，田赋有夏粮、秋粮之分，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复杂繁烦，而在张居正统一征收的政策实施下，赋税状况就比较清楚了，朝廷很容易掌握收税情况，百姓心里也明白交税的状况，这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各级官吏利用赋税机制贪污，而且，税赋数量比较明确，经济上好计划，对地方官员的管理也有比较明确的经济标准。

政治方面，张居正有两个重要政绩最值得关注，第一是实行“考成法”，坚持所谓的“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张居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明确职责，犯要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定量考核，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量化管理。这一办法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 的拖拉、忽悠现象。“考成法”针对的是“吏治不清”的现象，张居正坚持“信赏罚”、“持法严”，赏罚有准，决不姑息，他加强强对官吏的考核，并惩治甚至淘汰了一批官员，整肃吏治，提高办事效率，保证了政令的畅通，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改善官僚统治机制，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政治上的这一“考成法”与经济上的“一条鞭法”其实是互相呼应的，都是为了强化明王朝的统治，当然，在客观上也起着改善民生的作用。

第二，张居正在明朝政治舞台上由弱势转向强势，最后达到权力高峰的经验一直为后代政治家们所关注，他的政治谋略是值得注意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他于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之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1572年），明神宗登基后，他得到了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支持，迈上了最关键的一个台阶，取代当时的权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巧妙地得到冯保的配合和支持，乘明神宗年幼，独揽了明朝当时的一切军政大权，此后十年，张居正一直任内阁首辅，并利用其大权独揽，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同时在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明王朝能臣不少的局势中，他能在与高拱、徐阶、冯保等的斗争和斡旋中逐步崛起，并登上权力的最高峰，并在推行改革，保卫边疆和改革吏治等方面获得巨大成果，确实是有他的成功方法的。

当然，后来有点可怕，他精心教育和培养的神宗小皇帝在他死后不久，便抄了他的家，不知是不是对于张居正当政时揽去神宗权力的报复，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的名誉得到恢复，张居正编著的《帝鉴图说》值得阅读。

文城观点

张居正 （1525年-1582年7月9日）是明朝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史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不能享受“伟大”的称号。他不是至少延续明王朝70年，而是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上图是张居正

一、“一条鞭法”赋税及徭役制度繁荣短时间的成功掩盖了其乱加税负的本质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提出，之后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推广到全国。新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张居正通过“一条鞭法”的实施，大明朝廷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国库积银达六七百万两之多，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足够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间国库积银只能维持三个月和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财政收入的如此大幅度增加，必然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很简单的道理，因为实行“单鞭法”中央政府国家的税收大幅增加。如果经济总量不变，那就是将各阶层的税收负担增加。并且增加的恨快。这样的改革必然会激化矛盾。

一条鞭法的实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一条鞭法实行差役货币化以后，就为朝廷中央政府打开了一条任所欲为地‘加派'银两的道路，税款不断增加，因而给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一条鞭法在设计上并不直接针对大户，改革并没有将绝大部分差徭转移到大土地所有者身上，反而是将其扩展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包括那些可能只有5亩地的小户身上，

一条鞭法使税收征管权集中于地方政府，通过加收，州县官可以得到更多可支配收入，这成为他们破坏税法的重要原因。

一条鞭法使实际是加强了明初按地权分散状态设计的赋役制度，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

二、张居正的专横严厉导致万历皇帝的心理扭曲，明皇帝与官僚阶层的矛盾加剧，双方处于互相怠工辨理。党争持续，朝廷正常运转受到严重的干扰。

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此时，张居正做了宰相，又成为万历小皇帝的老师，作为语文老师，害怕小万历听不懂，画各种图形帮助理解，严厉要求作业，完成不了，不能吃饭休息，手把手教导。一次，小万历读《论语》，误将“色勃如也”的“勃”字读成“背”音，“当作勃字！”张居正大喝一声，声如雷鸣，吓得小皇帝惊恐万分。为了配合小万历教育快速成功，他的妈妈皇太后全力支持张居正的严苛教育。常常对小万历说：“使张先生闻，奈何！”

幼小的万历心灵里，畏惧张居正，不大敬重他。十一二岁的孩子，贪玩任性，又逆反，反抗无效，表面顺从，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

上图是万历皇帝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朱翊钧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我聪明。专权乱政，欺骗主上忘恩负义，谋划国家不忠。本会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且免去全部法追论。”（即说张居正无视皇帝权威，钳制言官，擅权乱政。）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此后，当官僚大臣用抽象的儒家正统道德观念来约束万历皇帝的行为。张居正给万历皇帝带来的心理扭曲立刻作怪。万历十七年（1589）开始，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朝廷出现党派林立。在万历皇帝统治的后期30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万历皇帝的“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

蒋南强读历史

他在官场管理方面的考成法实际是人家张璁的，因为张璁专心为国辅佐皇帝被点名成了奸臣，所以这个改革者的帽子才落在了张居正那里！然后就是一鞭法，这几乎到了放飞自我的地步了，以前缴税只要交实物，农民从土地里收什么交什么，张居正的一鞭法要交货币，可以说把以前不从事市场经济的农民一脚踢向了市场，而市场对新手又是异常不友好的，张居正也不出台能够降低难度的相关政策，导致大量自耕农破产，土地荒芜，想种地又种不起，只有离开土地。你说他尽力了。这更说不通！他的徒弟万历看到农业税无以为继，开始商业税，关税，矿业税并重的近现代国家财政体系。一个当老师的甚至不如他的徒弟？只能说万历天才，张居正蠢才！

万历你推行他的新政所面临的就是张居正时期成长起来的大臣，这时候成为了他新政的绊脚石，万历没有张璁可以帮他！！要和整个文臣集团对抗这难度太大。要想重新另立新法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老张拉起来鞭下。这样对朝廷人事变动最小，负面影响也不至于太大！

日常刷下线

明朝没有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明朝不是一直造神的朝代，所出的名杰太多了，只要是明朝的朝廷有了病总会出现一个大家之子来力挽狂澜，张居正也是其中一人。

军事上重用戚继光将倭寇按到在地疯狂的摩擦，贸易上开通了边贸，用茶叶平定了三年外乱。虽然外贸风波也是张居正引起的，但不得不说这一举动也让边境游牧民族自己打自己玩了三年，消耗了很大的人力物力，使得外敌再次光顾中原想法推迟了多年。

从整个明朝的大局来看，张居无疑是继商鞅、秦隋唐革新之后直至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最为成功的改革。

张居正的变革推进不表现出力挽狂澜的能力，还奇迹般地将边境一族化干戈为玉帛，大大的缓解了国内外的民族矛盾，为明朝续命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张居正的变革虽然对国运国命起来了续命的效果，但还是没办法改变明朝财税制度的弊病。晚明时的财税改革虽然大刀进行但已经无力回天，国家机器的败坏因为税务制度而更是无法挽回。

仲由子

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使用霹雳手段，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措施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国家的强盛，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万历中兴”。

但是他算不上是政治家，更不能说是最伟大，反而称作政客会更合适一些。

为了打击对手高拱，和东厂太监冯宝捏造案件，玩了一把胡椒苏木折俸的政治阴谋；倡导清廉，但自己确是奢靡恣肆，科考作弊；更因万历皇帝年幼，把持朝政十余年，甚至在万历大婚后，仍是不肯撒手。

但张居正是改革家确实毋庸置疑，虽然很多措施都是为了更好的巩固集团利益，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而且有些还是沿袭祖制。

可如果说张居正至少延续了明王朝70年却难以赞同。张居正死后，除了“一条鞭法”，其他的政策几乎全被腰斩。而且一个朝代的兴衰，并不是个人的一己之力就能左右的。

逸林迎月

遗憾的是，在张居正晚年，特别是张居正去世后，万历皇帝因听信谗言（张居正也确有不清廉把柄），最让万历无法忍受的是张居正和太后有私通的谣言。张居正死后，万历新政，除了＂一条鞭＂税法没彻底废除外，其他都废了。《万历十五年》这部书，点明了这一年，是明王朝由中兴走向衰亡的拐点。如果张居正新政继续实行下去，大明王朝国祚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历史就是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關鍵字: 张居正 长江黄河 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