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封建經濟的極致，這可以說是東西方史學家的共識。宋朝的年稅收峰值達到了一億兩千萬貫，是明朝的十倍。它是中國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之一，儒學復興，社會上瀰漫尊師重教之風氣，科技發展亦突飛猛進。
但奇怪的是，凡有點歷史常識的人，提到宋朝，都會想到“積貧積弱”這個詞。這也是宋朝中後期的現實狀況，為什麼會這樣？
有一種想當然的看法,認為宋代給遼、夏、金歲幣,使得它變窮,不得不拼命搜刮,全面激化了社會矛盾,最終導致覆國。
事實上,歲幣數量很有限,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只佔很小的比例。
比如“澶淵之盟”要交的歲幣，每年是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看上去天文數字，但實際上只相當於宋朝一個縣的財政收入。假如打一場戰爭，宋朝需要花費論千萬兩的白銀，相當於八十個縣的賦稅。
可見，如果不在意朝廷的臉面，還是給歲幣更合算。所以宰相王旦就說過：“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
況且歲幣的損失在彼此的貿易中還能得到補償,以宋對金的茶葉貿易為例,金方每年要掏出30萬兩銀子(一作70萬兩),僅此一項就比紹興和議中宋方付的歲幣25萬兩還要多。
真正造成宋朝積貧積弱的原因，是宋朝的奢靡和腐敗。
其一，上行下效的奢靡之風，消耗了宋朝大量的財富
宋朝對官員相當優厚的，官員俸祿之厚，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是數一數二的。 宰相、樞密使一級的高官，每月俸錢三百千（即三百貫，是漢代的10倍，是清代的6倍），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祿粟月一百石；地方州縣官員，大縣（萬戶以上）縣令每月二十千，小縣縣令每月十二千，祿粟月五至三石。正俸之外，還有各種補貼，數量皆相當可觀。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由佃戶租種，官員坐享其成。
高收入刺激了高消費。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饒州通判白稹向一位新來的同事借了500文錢，用於招待客人吃飯。一頓飯吃500文不少了，宋代官方規定770文為一貫，幾乎一貫的消費，可見吃得很豐盛。神宗時蘇軾記載，官員張懷民與張昌言兩人下棋，輸了的請吃飯，也花了500文。可見官員士大夫之間小聚一次通常需要一貫錢左右，夠五口之家吃一個月的大米。
名臣寇準以花錢闊綽著稱，家裡連廚房都點蠟燭，奢侈之極。徽宗時蔡京請同事們吃飯，單單一道蟹黃饅頭為“錢一千三百餘緡”，這頓飯下來至少上萬貫。“腰纏萬貫”的主兒一頓會被吃個赤身裸體。
士大夫階層的奢靡風氣自然也傳染到民間。宋朝不實行宵禁，民間夜生活十分豐富。汴京城有大小勾欄五十餘座，有的甚至能容納數千人，夜夜笙歌，好不快活。
柳永的《望海潮》中寫杭州“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想來是實寫而非誇張，看張擇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圖》便可知宋朝商業之繁華。據傳，有西方的史學家自嘲的說：“汴京一個城門吏的用度超過當時歐洲大多數國家的國王。”雖說有些誇張，但也足見當時的中國人生活有多奢侈。
冗官和高福利消耗大量財富。真宗時，宋朝官員的數量在1萬人左右，僅僅過了40年，到了仁宗年間，官員人數翻了一倍還多，到了英宗時更是接近3萬人。為了豢養越來越多的官員，宋朝的財政收入越來越吃緊——北宋初年，2000萬貫的錢糧收入可以結餘大半，而到了仁宗年間，儘管國家不斷上調稅賦，國庫收入接近1.3億貫，卻無絲毫結餘。
從官員到民間的奢侈生活不僅會耗費掉大量的財富，更會軟化國民的意志。
其二，無處不在的腐敗，動搖了大宋的根基
奢靡於腐敗其實是相伴相生的。宋朝的“高薪養廉”並沒有讓官員們安守本分，反而卻貪慾膨脹。以歷史上著名的“花石綱”工程為例，就可以看出北宋官員並未因高薪而放棄任何一個可能發財的機會。
宋代中期，貪汙之風蔓延。中國歷史上著名清官包拯對當時官場的貪汙腐敗現象看得相當透徹，併發出了感慨，“幅員至廣，官吏至眾，黷貨暴政十有六七”。當時宋代官場上不腐敗的官員僅是少數，小官巨腐，民不聊生。
到了北宋後期，官場更加糟糕透頂。當時的官場上“廉吏十一，貪吏十九”，90%的官員都是貪官。趙佶(宋徽宗)當皇帝時，官場全部腐敗。當時朝政為利益集團所控制，出現了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勔、高俅等大貪官。
不僅官場上腐敗，連軍隊也無處不腐。隨著政治的糜爛，宋朝軍隊的編制出現了名不副實的情況，也就是俗稱的“吃空額”。到了宋徽宗這個“天才皇帝”在位時期，宋朝軍隊的腐敗已經無可附加。在西北方和西夏作戰的軍隊狀態最好，軍隊實數大概是編制的70%；在河北、河南、山地各地軍隊，這些地區部隊的數量只有編制的一半；至於宋朝的江南地區更加可憐，實數只有編制的10%至20%。如當時的常德府兵員編制為3000人，但實際數量只有300人。
1127年，金兵第二次南下，整個宋朝措手不及，號稱20萬的禁軍只有區區3萬多人，可見宋朝的軍隊糜爛到何等的程度。
太屎公曰：宋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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