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和朋友走在某個中國城市大街上，偶爾會在路邊某處碰到處女膜修復手術的廣告，你可能會一笑而過，不拿這些牛皮癬廣告當一回事，也很難理解許多男性對處女情結的偏執。畢竟如今中國人已普遍不再像過去那樣，把第一次留到新婚之夜。
潘綏銘在90年代時曾說過，中國正在進行一場性革命，婚前守貞觀念已經明顯鬆動（潘綏銘，1994），尤其是在相對發達的城市地區，對婚前性行為的接受度已經很高（Yeung&Hu，2013）。2013年，中國大陸地區90後的的初夜年齡已經提前到了18.2歲，甚至早於新加坡、香港和臺灣，農村地區更早，“保守”的70、80後初次性行為的年齡分別為22.4歲、21.3歲。
奇怪的是，與近三十年日漸開放的性行為相比，中國人的貞操觀卻似乎沒有太多進步。今天，依然有不計其數的人被“處女情結”困擾，甚至因此發展出了龐大的處女膜修復市場，很多人即使認為處女情結相對傳統、保守甚至有些不合時宜，他們依舊可能會以種種理由為“處女情結”辯護：
比如出於風險偏好的取捨：“我知道處女情結不好，但我爸說中國的大多數男人，不管他是否傳統，都有處女情結，新婚之夜時，當他發現你不是處女，他還是會有心結。為了避免風險，女孩子還是保守一點好。”
比如基於自主選擇 的辯護：“雖然處女情結有束縛女性的嫌疑，但現在的男生多少都有點處女情結的，對於不在乎的女生，我覺得沒什麼，尊重對方自主性，但對於自己喜歡的女孩子，我多少還是會在意她是否是處女。”
很多人對處女膜的印象往往來自於電視劇裡的“見紅”（處女膜破裂出血），古人正是以此來檢驗女子的“貞潔”。很多人也因此形成了某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初夜就是會見紅，不見紅就不是處女。
處女膜的各種形狀
然而處女膜本身只是陰道外口周圍所覆蓋的一層較薄的粘膜皺襞，其中內含結締組織、血管以及神經末梢。處女膜多在中央有一孔，呈圓形或新月形，少數呈篩狀或傘狀，這些孔是大姨媽的必經之地。孔的大小不一，小至不能通過一指，甚至閉鎖需手術切開，大至可容兩指甚至宛如不存在處女膜一般。處女膜可能會因為性交撕裂或者劇烈運動而破裂，沒啪啪啪過的女性也有可能產生處女膜破裂，即使處女膜未破裂的女性“初夜”也未必會“見紅”。
如今，“處女之身”依然被很多人認為是女性的一種資產，相比於已經“失身”的“非處女”，“處女”被認為是更好的婚戀對象，哪怕處女可能由於缺乏性經驗而導致初次性生活體驗未必有多好。對於很多人來說，相比於性愉悅，更重要的是女性的“貞潔”。女性的“貞潔”本身可以成為男權婚戀市場可供交易的籌碼，用來換取男方的婚姻保障（經濟和情感等），女性一旦交出自己的“貞潔”，男方就該對此負責，提供等價的交換物。
在關於“貞潔”的話語建構中，女性的性價值並不在於生理和心理上的快樂和滿足，而在於男方所提供的婚姻保障。這種“貞潔”話語具有明顯的性別偏向性，它並不適用於男性，“處男”在這個評價體系的價值根本無法與“處女”相提並論。男權結構下，男性普遍被看作性主體，而女性則被看作性客體，男性“守貞”反而被質疑為缺乏主動、沒有魅力。
國產熱門電視劇《歡樂頌2》劇情，IT男應勤因為邱瑩瑩不是處女而分手
這種“貞潔”話語在如今日益開放的社會里依然很盛行，並有可能內化成為女性的道德規訓，讓女性產生處女情結。女性在性方面比男性保守和被動，因為現有環境並不鼓勵女性開放。很多女性雖然在觀念上接受婚前性行為，但她們自己並不會去實踐，她們會“自主選擇”守貞，降低風險，避免讓自己“貶值”。這種保守的博弈性策略多少可以用來解釋為何中國人的婚前性行為接受度很高，婚前性行為的發生率卻相對偏低。
貞操觀念本身與性別不平等有很大關係，貞操觀是男權對女性規訓的產物，它體現的是男權結構對女性的壓迫。通過貞操控制等手段，男權結構可以實現對女性的性和身體的控制，正是因為如此，相比於男性，人們普遍更看重女性的“貞潔”。
在潘綏銘所說的中國性革命中，與女性相關的“貞操觀”並沒有多大改變，女性依然需要面臨著比男性更多的性審查，並沒有太多的性自主權。即使是追求性自由和性解放的女性，也會由於受到以“貞操”為代表的傳統性倫理道德的影響而儘量選擇低調，不會過分聲張。比如約炮的女生很少會像男性一樣自豪地宣稱自己“百人斬”，否則她很容易遭遇
蕩婦羞辱，被罵為下賤的“公交車”。
人類文明的發展往往伴隨著對人的性和身體的嚴格控制。自然界的動物為了繁殖而性交，發情期很短。人類有點不太一樣，可以長期保持發情，人類的性交併不必然是為了生殖，也有可能是為了追求性愉悅。人類高頻率的性行為很容易導致人口膨脹，而低下的生產力和有限的資源無法承載太多的人口（直到工業革命之後，人類才逐漸擺脫物質匱乏，人口也隨之迎來了大幅增長）
然而在長期的歷史中，人類的生殖資源卻又長期匱乏緊張，不是所有男性都擁有與女性發生性行為的機會。父權部落時代，發動戰爭搶奪人口，將敵對部落的女人搶回來充當生殖資源很常見。羅馬的歷史上，羅馬人和薩賓人的衝突和融合就是起源於搶女人，從羅慕路斯築城到環地中海帝國，羅馬人不斷髮動戰爭，將敵人的男人變賣為奴，將女人變為自己的妻妾或女奴，領土和人口不斷擴大。如今各國不少男性認為本民族女性結交外國男友是導致本民族性資源外流的背叛，也是這種父權殘遺的體現。
於是，為了人類的繁衍和社會文明的發展，性控制和身體控制似乎因此變得必要起來，人類歷史上的大多數文明都普遍對性行為進行了控制。從部落內的近親亂倫，群婚，雜婚，再到部落間的“雜交”，再到原始的夫妻制的產生，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同婚合法化，非婚同居，一夜情……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本身也是性控制的演變過程。
性節制和生育節制是性資源分配的重要手段。人類社會通過生育節制、限制性自由的方式建立起性規範秩序，繼而建構起相應的社會權力體系。可以說，社會結構的權力運作高度依賴於對性和身體的控制。
人類通過性藝術和性科學的方式對性進行“價值解讀”進而將性與道德倫理建立聯繫，從而使人產生性道德自律傾向，對貞潔的褒揚和倡導，以及對“蕩婦”的貶斥和懲罰，都是建構性倫理道德並使人遵守的重要手段。而性藝術和性科學同時還主導著性話語的生產。
貞操觀是父權對女性實行性控制的重要手段，父權的規訓使得女性把貞操觀念內化，達到控制女性的目的。女性受到的性節制和身體控制明顯更甚於男性，因此女性的貞操問題才會受到人們的極端重視。而“非處”往往是女性不遵守父權性倫理道德的表現，因而很容易受到輿論指責和傷害 。
在公共場域裡，掌握著話語權優勢的男性會利用性倫理道德對“出格”的女性進行話語壓制和汙名化，指責她們不遵守父權性別角色法則。他們會緊抱著性價值不放，利用自身話語優勢將“出格”的女性汙名化成低價值角色。如果女性不守貞操，不遵循傳統性倫理道德，那麼她就會被汙名化為“下賤”的“蕩婦”，被施加公共倫理審判。
如今，女性結交外國男友很容易被指責為“easygirl”，尤其是結交在後殖民主義審美秩序裡佔據低生位的黑人。
新自由主義盛行的當下，女性已經不再被視為不合理的性別角色規範的犧牲品，而是被建構為具有自主選擇的性主體，“婚前守貞”和“處女情結”往往被建構成自主選擇的結果——“女性是自願進行守貞的”；“處女情結”也可以用男性的自主選擇來進行辯護——“男性有處女情結只是他的個人偏好，與他人無關”，這種訴諸個人自由的說法在當代很常見。
然而，反對“處女情結”並不等同干涉私人婚戀選擇，我們可以因為“處女情結”話語本身所蘊含的性別不平等和壓迫而進行反對，同時不干預男性出於“處女情結”的個人偏好而選擇與處女談戀愛和結婚的行為，尊重個體的意願。
而拿自主選擇來為處女情結辯護，有將“處女情結”背後蘊含的男權結構性問題個人化的嫌疑，性別不平等和壓迫的不合理之處因此被掩蓋了，當人們打著自主的旗號為處女情結辯護時，卻忘記了這種自主性神話的背後是男權結構對女性自身主體性，獨立話語以及自主人格的忽視和侵害。
女性的性自主權被男權性倫理體系高度壓制，即使女性”自願”選擇“婚前守貞”，實質上很有可能是因為“處女之身”在男權評價體系裡具有更高的價值，而我們不言自明地被社會灌輸了這種評價體系，並內化了相應的價值觀念，因此我們才會認為“處女之身”具有高價值，形成自己的偏好，並影響到自己的行動。
作為社會關係總和的個體（社會人），個人偏好的養成很難不受到外界社會結構的影響，自主、自願和消極自由的“馬奇諾防線”背後可能是由於異化而失去了自我實現能力的社會機器零件。在查爾斯泰勒看來，自由不僅僅意味沒有外在限制，還與內在阻礙密切相關，即使去除了社會壓迫和制度強制等外在障礙的束縛之後，無知無覺、虛假意識以及壓抑等內在障礙同樣會妨礙我們實現自由。
從激進女權主義角度來看，“自願守貞”等之類的“自願”或“自主”未必意味著自由，現有社會的“貞操”話語在性別上完全不中立，這種性別傾向性是由男權意識形態導致的，比如社會輿論對男女性出軌的態度迥然不同正是這種性別不中立的體現。而這些性別不中立的話語卻被很多人不加以質疑地接受，並認為是合理的。而在激進女權主義看來，以上都是男權社會壓制女性主體性，導致她們的自主意識產生折損的體現。
當然，我們對“處女情結”進行解構並不是想要限制男性和女性的自主選擇權，妨礙男性娶處女，阻止女性婚前守貞，“強迫他人自由”（盧梭），正好相反，正常的女權主義者都會捍衛和尊重個體自主的正當權利（但是反對在公共領域宣揚“處女情結”）。
我們只是想在新自由主義盛行、普遍推崇個人自主和消極自由的當下，希望人們能去反思一下自主性神話的合理性及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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