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收藏文化源遠流長，不論是帝王還是貴族、文人，亦或是普通的百姓之家都要擁有足以稱道的收藏品，才能彰顯其文化品位，也是作為家族傳承的文脈。中國人歷來都重視家族的藏品，然而在古代是如何保護它們的呢？讓我們領略一下中國人在這方面的聰明才智。
孔子杏壇講學
中國古代收藏文化起源於春秋時期，當時“士”階層逐漸興起，文化下行，也就是文化不僅僅是屬於貴族的，一般知識分子也有了參與文化的權利。私人的藏書室、藏書樓大量興起。
唐 閻立本《蕭翼賺蘭亭圖》局部
隨著社會的發展，湧現出了一大批收藏家。唐太宗李世民聽說王羲之的字是最好的，所以他就尤其喜愛收藏王羲之的書帖，幾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據說他為了得到王羲之的《蘭亭集序》真跡，派出“特工”蕭翼最終騙得了《蘭亭集序》。
身為帝王的李世民演出了歷史上著名的“巧取豪奪”大戲，這也讓後世的收藏家引以為戒，生怕自己的家傳珍品丟失、損毀或者被盜，於是紛紛制定了相當嚴密的管理制度。
《宣和書譜》
北宋的徽宗趙佶是公認的藝術家，其實他也是一位大收藏家。趙佶在登基後建立宣和殿，把他收藏的珍貴書畫、古籍都存放於此。作為皇家內府的收藏可謂浩如煙海，如果管理稍有鬆懈就會丟失、損毀。
《宣和博古圖》
趙佶保護藏品的辦法就是——出書。他任命文臣把宣和內府所收藏的書籍、字畫、青銅器逐一登記造冊，出版了《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和《宣和博古圖》。在書中把每件藏品都分門別類進行歸納整理，在考據的基礎上用文字加以說明，不僅說明藏品的特點、風格，還把器物的形狀描繪出來。
宋徽宗趙佶的做法可謂文武兼備，只是防盜並不是保證藏品的萬全之策。從文化角度去界定和固化，才能讓藝術品具有不可變更的所屬身份。這種做法可能是最早的藝術品“戶口本”，也為後世鑑定藏品的傳承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天一閣藏書樓
天一閣是國內現存最古老的藏書樓之一。古籍浩瀚，歷史悠久，距今已有430多年的歷史，素負“南國書城”之盛譽，成為亞洲現存歷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書樓，也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三個家族圖書館之一。
天一閣所藏珍貴古籍
書籍、字畫都是紙質品，火災一直是藏書樓最大的威脅。火災有時候所帶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明末絳雲樓的大火致使其全部藏書付之一炬。因此藏書樓的主人們放在第一位的防範措施就是防火。
範欽像
明代著名藏書家範欽是天一閣的建造者，為了防止火災，範欽費盡苦心，他因《易經》中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這句話而受到啟發，便取其以水制火之意，將藏書樓改名“天一閣”。天一閣的主人連取名時都考慮到了防火的重要，可見其用心良苦。
天一閣選址時選擇了四周都有空地的場所，和其他百姓居所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而且書樓兩邊的山牆都是用硬石牆砌成，即使鄰家失火，火勢也不至於殃及到藏書樓裡。
藏書樓還備有水源，天一閣前不到五米處即有一座大水池，發生火災時水池裡的水可以救急。正是有了制度做保障，天一閣才得以安全地存在了400多年。
天一閣藏書管理制度規定：“代不分書，書不出閣”，藏書櫃門鑰匙由子孫多房掌管，非各房齊集不得開鎖。這種嚴格的借閱制度防止了子孫個人佔有，避免書籍的分散、丟失。
黃宗羲像
天一閣採用的是封閉式的藏書方法，制度非常的嚴格。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也曾談到天一閣“封閉甚嚴”。清乾隆後期,天一閣嚴格的管理制度才稍稍有所鬆懈,但也只有萬斯同、全祖望、袁枚、錢大昕、阮元、薛福成等十餘位著名學者才有幸先後登樓觀書，其“束之高閣,秘不示人”的程度可見一斑。
範欽還規定不準擅領親朋好友開門入閣及留宿閣內，更不準擅自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違者處以不能參加祭祀祖宗大典的懲罰。
清嘉慶年間，寧波錢繡雲是一個喜好讀書的才女，為求得登閣讀書的機會，託人與範氏後裔範邦柱結為夫妻。婚後錢繡雲滿懷希望，以為這下可以登樓讀書了，但她萬萬沒想到，天一閣規定自家女眷依然不能登樓看書。錢繡雲最後抑鬱而終，她臨終要求將她葬於天一閣邊，以了卻她的夙願。
古籍中的藏書章
古代藏書家還有一個重要的習俗，就是藏書章文化。每一個藏書家都有幾方藏書章，有些人甚至有一兩百枚藏書章。藏書者專門鈐於書本圖冊等的扉頁，以表達其個性情趣。
藏書章的作用還可以表示對這個圖書的所有權，當每個藏家得到珍貴的藏品必然第一時間鈐印自己的藏書章。如果藏品被某人所覬覦，有了印章標記就會讓人有所顧忌而不敢輕舉妄動。當今文物界有電子身份證就是收藏章防盜功能的一種現代科技的延伸。
《石渠寶笈》
十全老人乾隆皇帝不甘落後，更是要把前人的珍寶收歸己有，他號召天下進獻古籍、字畫，編纂《天祿琳琅》、《石渠寶笈》等統一管理。
《富春山居圖子明卷》局部
乾隆還有自己獨門秘籍——蓋章。前文談到在字畫上蓋章古已有之，現在的人們把乾隆蓋章形容為“塗鴉”，乾隆是把蓋章的文化玩壞了。他在《富春山居圖子明卷》中蓋滿了收藏章，而且密密麻麻題滿了詩詞，使得畫作失去了藝術價值和觀賞價值。
《富春山居圖剩山圖卷》
其實大家都誤解了乾隆，他蓋章最多的反而是他認定為贗品的。他首先得到的是《富春山居圖子明卷》，然而這卷其實是贗品。後來當得到《富春山居圖》真跡時，他才確信《富春山居圖子明卷》是冒牌的，所以他在反覆題跋蓋章，而他在真跡上極少題跋、蓋章，即便為之也是在邊角的位置，絕不會在畫芯的位置。
可見乾隆是心知肚明的，他通曉書法、繪畫，不會把心愛的藝術品毀在自己手上。他的“塗鴉”行為其實故弄玄虛迷惑別人，是另類的保護藏品而已，沒想到眾多鑑賞家都中了他的圈套。
中國古代收藏家對於自己的藏品往往視同生命一樣珍貴，無所不用其極地想盡辦法保護他們的藏品。明末的吳問卿在得到《富春山居圖》後，吃飯睡覺都要隨身攜帶，完全不讓旁人接觸。等到他臨終時，為了自己死後也不讓別人得到它，甚至讓自己的侄子把《富春山居圖》投入火中，不惜火殉自己的藏品。
不論宋徽宗的宣和內府、乾隆的石渠寶笈還是屬於私人的天一閣，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經歷了許多浩劫。古人設計瞭如此多的防範措施，也只能保護藏品一時。隨著社會的動盪，歷史的變遷，收藏品的命運也隨之而多舛。
金庸說：
“你瞧這些白雲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離合，亦復如斯。”中國古代的珍貴藏品也是如此，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其中包含了許許多多悲歡離合的故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散落在全國、世界各地的中國古代藝術品逐漸迴歸祖國，進入了故宮、國博等公藏單位。它們被登記造冊，修復完整後供大眾所參觀。古代藏家們恐怕也會認同這才是這些珍貴藝術品最好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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