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是中国很传统的问题，孟子认为性善，荀子认为性恶。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于人性的讨论，应该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共性问题。事实上，在17世纪之前，西方人是没有资格谈论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压根想不到去谈论这个问题，因为那时的他们只认为有神性，而不会认为有人性。只有神才会有独立的心性，而人是没有独立心性的。
17世纪以前，西方人也会谈论善恶的问题，也会关注心性的问题，但是，这个心性不是属人的，而是属神的。那时西方最重要的学问是神学，神学的中心是神性、上帝性、基督性。所以，他们关注的是神的善恶、上帝的善恶，而不会去关心人的善恶。人本身还没有资格称善、称恶，因为人压根就没有独立性，没有独立的心性。
其实研究神，就是研究人，因为神不过是人的投射。明白了这些，才可能真正理解，基督教神学的奠基者奥古斯丁（354年－430年）为何拼命地反对摩尼教的二元论，而坚持上帝是绝对的善。二元论认为，创造和控制这个世界的有两个神，一善一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神是人创造和控制者，人性绝对依附于神性，一旦承认有恶神在，或者承认上帝存在恶的因素，你等于认可人性本恶，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奥古斯丁坚决反对“二元论”，坚持上帝是绝对的善，其实质就是等于在坚持人性本善。
同时，奥古斯丁也坚决反对“伯拉纠主义”，反对事功得救论，而坚持只能因上帝恩典得救。伯拉纠是奥古斯丁的同时代神学家，年龄稍长，此人认为人可以凭借自身的努力得救，而无需上帝的帮忙。人自身的努力，就是做上帝希望做的善事，即事功、善功。但是，奥古斯丁坚决反对，他认为人不能通过事功得救，而只能通过上帝的恩典得救。人能够得救与否，不是人所能决定的，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和拣选。
乍看起来，似乎伯拉纠比奥古斯丁明智，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基本的背景是，西方当时人们普遍是信神的，是缺乏心性独立和人格独立的，相信人天生有罪。人的心性和人格完全依附于神。在这种情况下，人只有相信自己的救赎完全取决于上帝，那么他才能发自内心做上帝希望做的善事，使得他的本性与上帝完全一致，是绝对善的。一旦认可人可以通过做善事得救，那么善事就有可能成为工具，而非目的，上帝本身就成为人的工具，这样人的本性就会偏离上帝，而成为恶。
事实上，奥古斯丁担心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最恶劣、荒唐的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前夕的“救赎券”的出现，通过购买教会发放的“救赎券”就可上天堂。所以，宗教改革后的新教徒，不是远离更严酷的奥古斯丁，而是更拥护。
在西方的历史背景下，奥古斯丁的地位和作用非常接近中国儒家的孟子，是一位坚定的性善论者。戏剧的是，按现在“世俗”的观点，伯拉纠似乎比奥古斯丁更接近孟子，因为他对人自身的能力更加乐观，对人性本身更加乐观。事实上，奥古斯丁和伯拉纠两人的确都有接近孟子的地方，两人都是“孟子主义”者。但是唯有奥古斯丁将“孟子主义”与当时的西方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孟子主义”，而伯拉纠更多地是照搬照抄，机械地执行“孟子主义”。所以奥古斯丁成了基督教最受敬仰的教父，他的理论成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石，而伯拉纠则成了基督教历史中被口诛笔伐的反面人物。
注意，在公元1-5世纪期间，西方大批地涌现与孟子高度相似的思想，除了奥古斯丁、伯拉纠之外，还有斯多葛哲学，以及印度的佛教大乘有宗。斯多葛哲学强调，生活的意义更在于符合自然和人的本性，而大乘有宗关注的中心就是人的心性，所谓的“一切唯识”。这些现象似乎表明，中国文明在公元1世纪后再次大规模西传，奥古斯丁的基督教教义、希腊-罗马的斯多葛哲学、印度的大乘有宗，都是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详谈。
但是，到17世纪，西方人突然又变了。他们开始感觉，心性是人自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神的。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属人的心性，于是近代哲学开始了。
前文已经指出，在心性方面，西方面临三大困扰：外化、分裂、分层。“外化”导致把本来是人内在的心性错看成存在于人之外，存在于神。分裂、分层则导致把心性的某个组成部分，某种功能当成心性的整体。总之，外化、分裂、分层导致西方人对心性的认知产生严重的扭曲，陷入严重的迷信。
要做到真正的心性独立、心性自由，消除扭曲和迷信，必须让心性处于自然、整体的状态。这就要求一心谋求心性独立、心性自由的西方人，必须解决心性的“外化”、“分裂”、“分层”问题，把外化的心性内化了，把分裂的心性弥合了，把分层的心性压平了。
然而，由于拥有3000年的心性外化、分裂、分层的历史，所以，要真正摆脱心性的外化、分裂、分层，摆脱扭曲和迷信，实在太难。历经400年的努力，西方人，当然主要是欧美人，在对心性的认识和理解上，在实现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上，的确取得了很大得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心性外化、分裂、分层的影响依然存在，对心性认知的扭曲和迷信依然存在，这意味着西方人距离真正的心性独立、心性自由依然非常遥远，西方世界的心性化历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二
之所以把法国的笛卡尔（1596-1650），和英国的培根（1561-1626）选做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原因在于，这两人都将人的思考能力作为研究的对象。思考能力是人的心性的一个功能，所以也可以说，这两人都开始研究人的心性问题，这在西方历史上，属于首次。当然，尽管都是关注人的思考能力，两人的关注重点还是各有侧重。
培根更多地是从功利的角度考虑。他是被来自中国的以“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所震撼，他认为这些新技术的力量比历史任何帝国的力量都强大，由此，他发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慨叹。注意，培根说出这句名言是受当时中国文明的刺激所致。在对中国慨叹的同时，却在大骂希腊人，因为他认为，正是亚里士多德们的哲学，禁锢了欧洲人的思维，使得2500年来没有用任何进步。再次注意，培根对待自己的传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人何其相似。他认为，要获取能够创造这些新技术的知识，必须提高人的“理解力”。然后，他还沾沾自喜地说，自己发明了一种“新工具”，可以帮助人提高理解力，就是归纳法。归纳法是啥？就是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去总结经验。实际上，只有在一直是宗教文明的西方，归纳法才是真正的“新发明”。而在一直无宗教的，世俗的中国，归纳法是有史以来的最基本生活常识。
笛卡尔显然比培根深刻很多，因为他是从人的本质的角度考虑的。他说，“我思故我在”。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能思考。或者说，思考是人的本质。他认为思考来自理性，这样一来，就是理性是人的本质了。而理性则是心性的一个部分，笛卡尔真正想表达的是，心性是人的本质。所以，更多的人认为，笛卡尔才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培根不配。
所以，培根和笛卡尔的学说实际上都是心性学。只是，在西方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他们都是无法去关注心性的整体，而只能关注心性的局部，即思考力，或者理解力和理性。尽管他们都是关注人本身的思考力，或者将思考力从神拉向人，这固然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大进步，然而，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强大的对心性外化、分裂、分层的传统，无法实现真正的心性独立。这也是整个近现代西方哲学史、思想史所无法摆脱的宿命。
笛卡尔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心性的“窄化”，另一个是心性的“固化”。他把理性当成是心性的全部，这是心性的“窄化”。同时，尽管笛卡尔将理性看成是人的，但是，这个理性却不是活的，而是死的，是“固化”的。它更象一个里边存满数据的电脑芯片，这个芯片被插入人的大脑。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笛卡尔看来，人的所有知识、真理都是先验的，都提前装在理性中了。人要获取知识和真理，不需要在现实中学习，而只需要沉思、反思这个理性就行了。这就是所谓的“大陆理性主义”。
英国的洛克（1632-1704）激烈地反对笛卡尔。他象培根一样，也认为，知识、真理不是先天存储在人的理性中的，而只能在后天靠学习得来。但是，他滑向了另一极端，认为知识和真理是提前存储在人之外的自然中。所谓的学习，不过是把躺在自然中的知识和真理捡起来，放到脑子中。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经验主义”。英国的哲学家们是只承认人有感觉能力，而否定掉了能够进行创造知识的理性能力，认为学习就是感觉，就是从外向人心搬运。
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就也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心性的“窄化”，一个是心性的“物化”。他们只认可感觉能力，而否定理性，也是把心性的某些部分当成是心性的整体，即对心性进行“窄化”。知识、真理固然不是提前存储在人的理性中的，但是也绝非提前摆放在大自然的物中，而是人在观察自然的基础上，并且经过人的思考得来的。
归根结底，按照儒家的传统，是“本于心”的。用孟子的话说，是“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而英国人把知识和真理看成是绝对的外物，实质上也是把人的理性功能，人的思的功能，从人心中提取出来，摆放在人之外，人心之外的物中了。这就是心性的“物化”。
心性的“固化”和“物化”是西方人谈论心性时最易犯的错误，这是所谓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实质。唯心主义不过是心性的“固化”，唯物主义不过是心性的“物化”。固然这两个问题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希腊哲学时期，希腊和同期的印度，都出现了心性的“固化”和“物化”的情况，即都出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那时对西方而言，这个问题并不太重要，因为那时的西方并没有象17世纪后一样想谋求心性的独立和自由。17时候后，即近代哲学出现之后，这两个问题才变得突出起来。
但是，目前的西方人，却把仅仅在17世纪后在西方才突出的唯心、唯物问题，盲目扩大化。一方面是在时间上的扩大，认为这是自古就有的；另一方面，认为是在空间上的扩大，认为所有人类文明都会有的。而历史实情是，17世纪前的西方历史，基本不存在唯心-唯物问题。同样，对整个中国文明史而言，也基本不存在唯心-唯物问题。在17世纪前的西方，因为压根不存在独立心性的概念，心性根本不是属人的，而是属神的，所以，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既非唯心，也非唯物，而是唯神，是“唯神主义”。对整个现代化之前的中国文明史而言，一直都是“心性主义”的，一直都在维护心性独立的，维护心性的整体性和自然性，唯心和唯物都是被坚决反对的。
在希腊哲学时期，即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中国思想领域的主要矛盾在儒家与其他学派之间展开，譬如儒墨、儒杨、儒法，哪一个也不是唯物-唯心问题。东汉至唐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儒法和儒佛，尤其是儒佛，这也不是什么唯心-唯物问题。到了明后期，最主要的争论在朱熹和王阳明之间展开，这和唯心唯物有啥关系。清儒用考据反对宋明，与唯心-唯物又有何干？
中国文化最看重的是整体、自然的心性。唯物主义实质是对心性的“物化”，唯心主义实质是对心性的“固化”，这两者都是对心性的整体性和自然性进行了破坏，也都是中国文化坚决反对的。所以，唯心-唯物之争不可能在传统的中国成为主要的矛盾。然而，现代化以来，中国开始引入西学，把西方人在这方面所犯的错误也引进来，写入教材，走进课堂。说什么唯物主义好，唯心主义坏，唯心-唯物之争也主宰了中国的历史。硬生生地为本来会唯心、唯物皆反的中国思想家们划分唯心、唯物门派，把禅宗和宋明理学都说成唯心主义，慧能、朱熹、阳明他们会怎么想？
休谟（1711 -1776）是洛克的下一代英国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叫《人性论》。单看这个书名，中国人一般会想到，这可能讨论人性善恶的书。而事实上，休谟远未达到可以谈论人性善恶的水平。这本书，只是在关注心性的局部问题，就是思考力、理解力的问题，这是培根以来，英国人的思考习惯。但是，休谟看出了培根和洛克都忽略的问题。培根和洛克，尤其是洛克，都是把知识和真理看成提前堆放在大自然中，等着人用感觉来捡。但是，休谟觉得，知识和真理明显是人造之物，是经过人的加工的，与大自然所存在的事物本身还有有差异的，或者说，大自然中并不直接存在知识和真理。象洛克一样，休谟也不承认人有自己的思考力，而只承认感觉。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是，一切知识和真理实际只是人的幻觉，是假的，而实存的、为真的只能是一个无常流变的物的世界。
实际上，以研究“人性”为名的休谟实际是彻底否定了人性的。在对心性的认知上，休谟拒绝“物化”理性，但却犯了彻底否定理性的错误，陷入“虚无化”。理性的“虚无化”实际上是比较严重的一种心性的“窄化”，只承认心性的感觉感受能力，把这当成心性的全部，而否定了心性的思考力。思考力是心性的主体功能，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那么否定了思考力实质上就等于否定掉了整个的心性，把心性“虚无化”了。
西方人自己给休谟学说起的名字是“怀疑主义”，这更多地是从他否定真理、否定“形而上学”的的角度而言。其实，更重要的是，休谟否定了人性、心性。
休谟对心性的“虚无化”，非常接近佛教的“无我”、“无自性”、“性空”。在佛教中，“无我”、“性空”的另一面，是一个无常流变的物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与佛教，或者与印度哲学相似，是欧洲近代哲学的一个普遍特征。后来的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这一点。康德非常接近唯识学，黑格尔、叔本华接近奥义书的梵我一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在刚刚接触欧洲近代哲学时，也发现与佛教很象，他们在欧洲近代哲学家与佛教人物之间进行简单的配对，并掀起其一股佛教热，而且这股佛教热还影响了中国，这是大约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生的事。关于这个问题以后再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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