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贾康：在“大规模减税和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2019.3，北京西苑饭店）
我们这次会议主题——关于更大规模减税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企业界高度重视的供给侧改革中间的重点之一，两会上有非常清晰的信息：政府工作报告使大家印象深刻，在去年提出减税降负1.1万亿元、实际报出来1.3万亿元的成绩的基础之上，今年再有减税降负2万亿元。这个意义上当然是非常清晰的：减税降负是要使我们的市场主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推进现代化的主线上，能够更好轻装上阵来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帮助实体经济实现升级版的发展。
对于具体已有的减税降费任务在今年贯彻过程中，总理有时间表的要求，4月1号第一大税——增值税降低两档税率的工作安排，要开始贯彻，到了5月1号以后，另外在降负方面企业基本养老的缴费标准，可以降到16%，这都是有非常清晰的信息的。我想接着再做一些以研究者定位的观察和点评：
这个减税是符合中国现在的税制结构的，中国总体的税制结构是流转税为主，或者叫做间接税为主，而中国的直接税是相当边缘化的，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照搬、照猫画虎式地学特朗普在美国减直接税，我们是要在中国现在最主体的流转税这个方面，打主要的减税主意。流转税中间的第一大税增值税在营改增以后，它占整个财政税收收入的差不多40%。第一大税往下降，今年迈出了相当可观的步伐。在经济学分析来看，首先是企业受益，企业感受到的税负调低了。实际上经济学在税收的转嫁与归宿的研究成果里早已经说清楚，这种流转税负担在竞争中间，企业必然要想方设法把税加在价格里面，向后面转移。这样的一种机制，最后是使这种流转税或多或少（在很多情况下，相当大的部分）转到最终消费者那个环节上，形成它的归宿。
那么也就可以换一句话说，中国现在使企业感到的减轻负担的流转税为主的大规模减税，它最后是造福于我们的消费大众的，最终消费者实际上要跟着受益。就中国现在来看，消费大众中多数是中低端收入阶层，因为中国在中产阶层增加的同时，还得承认总体来说中国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格局特征，是比较接近金字塔形，消费大众绝大部分是在金字塔下半截、中低端，而减轻终端消费者的实际税负，就落实了十九大特别强调的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是要使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更好的有效供给与配套条件，这个意义应该讲就比我们一般所说的减轻企业负担更丰富了，更值得我们在这方面把握好——通过改革，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使实际效果造福于整个公众，造福于全社会成员，特别是低中端的消费大众，使他们更好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
但是这样一个过程还得继续往下深化。决策层已非常清晰地说，还需继续努力，通过增值税深化改革把现在的三档税率变成两档，这讲的是一般纳税人的标准化三档税率（其实还有小规模纳税人，还有在出口环节上的退税）：现在要把16%、10%、6%这三档变成13%、9%、6%，按照中央所说的改革方向，那么我们还需继续讨论怎么样把三档变两档。大逻辑肯定是把高的往下调，因为你不能把低的往上抬是吧？那么是不是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所谓分步骤实现能不能三步并两步，有没有可能更大步子来推进？这还要通过有关管理部门做更细致的全国相关情况的统计测算，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以及方方面面的因素，积极而稳妥地设计方案。这个方向上我觉得中央已经高度重视和锁定了三档变两档深化改革的基本要领。接着要说得再开阔一点，我们现在要使民营企业得到高质量发展，轻装上阵，在这里边受益的民营企业除了在规模以上的“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之外，要特别注意大量民营企业是小微企业。现在统计上全国1亿多市场主体，绝大部分是这些年商事制度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过程中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这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他们已在享受税收方面相当优惠的“小规模纳税人”简易征收办法的。
正税里边还有一个企业所得税，这个是我们需要继续打主意的。虽然企业所得税对小微企业已经一再降低它的税负，但是未来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考虑，这个空间有没有可能再打开一些？到了小微企业简易征收办法，它就表现在所谓“起征点”——企业的增值额和盈利水平很难精确测算，营业额上简单做一个处理，过去增值税最低的是一个月5000块钱以下免征，现在抬高到10万元了吧？这是非常明显的对小微企业放宽，把实际的起征点已经抬得比较高了，另应纳所得税的税基部分，在300万以下和100万以下，有税负“减半”和“再减半”，使实际税负降为10％和5％以后根据情况，有必要的话，可以再适当优惠一些。另外就是鼓励企业研发，原有的企业所得税基加计扣除已经从150%，提高到175%，有的专家说国际上还有更高的，咱们是不是以后有可能为了更好地鼓励企业研发，再提高一点，比如提高到200%。企业只要做研发，按照这个规则就可以加计来做这个税基的扣除，这也是鼓励企业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一个机制。
在这个局面下，民营企业应该乘势更好地调动潜力，更好地实现明显对于全局发展中应有的贡献和发挥好他们不可忽视的作用。我想说得开阔一点是什么？规模以上企业也好，小微企业也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合在一起也好，中国还有一个正税之外的税外负担问题，国务院是注意到的，所以减税后边还跟着要求降负。我们这次会议主题虽然突出了大规模减税，但是讨论问题的时候，需要把降负一起放在一个全景图里，做一个简要的分析认识。要强调于正税之外，还有降低税外负担这方面明显的必要。大家都关心的基本养老的缴费，是代表性的、五险一金里边是最重份量的一项，实际它的负担水平，如果往下降到16%的缴费率，我的评价是说很有必要，但还得考虑它的机制问题。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据说南方就已经有些比16%更低的，但是像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这样的老工业基地，它按20%以上的标准收，都入不敷出了，现在说再往下降到16%，那么地方怎么过日子？机制上中央有所考虑的是这两年已有一个中央的调剂金制度，但现在只是能够调3%—3.5%，这个力度还是很小的，对辽宁他们来说还感觉是杯水车薪。我个人认为其实应该乘势把基本养老统筹的蓄水池提升到全国层级上，原来分散、碎片化、一个个最高只做到省级的蓄水池，应合成一个（提了两个五年计划之久的）全国统筹的一个蓄水池，这里并不存在有人说的哪个地方吃亏、哪个地方占便宜的问题，广东那边早有统筹，已经有这个机制了，只不过只到省级，大家都是按照规则该交多少交多少，一分钱不会多交，到了该享受退休金的时候，该享受多少享受多少，一分钱也不会少。只是大家按照规则在这个蓄水池里分不同的时间段陆续取水来解决退休人待遇问题。现在，只是想把这个蓄水池的功能提升，在广东的蓄水池，已经有蛇口、深圳支持韶关这个功能了，你现在提高到全社会，无非就是这种功能可以从广东提升到它去支持东北，但是绝对不是说谁吃亏谁受益的问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大家一起享受蓄水池的互济功能的提升，同时带来降低缴费率的减负效应。这要跟方方面面说清楚。现在好像社会上有很明显的误解，没有理解蓄水池实际上是全社会共济、互济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提升了统筹机制，便可以放大其功能。过去为什么不是帕累托改进？是受到部门的阻碍，管理部门收费权在手的情况下，形成几十万人的收费机构体系，它是有实权、有实惠的，便以种种的理由，拖了两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实现全社会统筹的目标。
现在由个税改革带出一个新局面：一下子这样一个坎过去了，部门的收费权完全交给了税务机关，税务机关统管全国基本养老收费的工作，那么原来的所谓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突破，中央已经给解决了，那套机构人员怎么样分流，怎么安置，自然有方案，这样一下来提高统筹层级到全国，就变成了一个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情况，这在中国改革领域里面现在是极少的“帕累托改进”，却已经表现在面前，所以我认为应该乘势消除一些具体技术上的阻碍，比如说个人账户可以过渡（可以名义账户过渡），全国一个蓄水池以后比如说都到16%，各个地区原来的差异，可以分段计算在数据支撑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谁也不会吃亏。总体来说，确实互济功能提高了，那么缴费标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降低，降低了以后，就解脱了一大批过去缴费不足的企业。现在很为难，总理表态不能往前追溯原来的欠缴，同时今后原则上不能提高负担，这个原则是怎么执行？有欠缴10%的，有欠缴90%的，这原则划在哪条线上？越把缴费率降低，越能解脱原来很尴尬地拖欠缴费的企业，实话实说这就是一个好机会。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大家积极讨论，利用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把基本养老代表的这样一个税外负担降低，同时结合着配套改革，解决多年想解决的提升蓄水池互济功能的机制创新问题。
另外要说一下，还有好几百种行政收费把。娃哈哈报上来说要交500多种，发改委、财政部坐不住了，派工作组去核，说原来企业是把一些小项分别列了，小项应该并在大项里面，并完了以后，还有370种，全世界找不着这样一个经济体，居然在18种正税之外，还有370种有文件依据的行政性收费，列一下这份清单，也算得上多如牛毛了。有些收费，单体来看数量不大，但合在一起，企业不胜其扰，而且这里面有很多讨价还价的空间，牵涉精力，这些东西都是对于企业的实际负担，应该积极消除。但是这方面的难度，就在于这些有文件依据的收费权大都跟着审批权来，一般情况下部门有审批权，后面跟着就有收费权，像管计量的，我审批你的计量工具合格还是不合格，得检验，台秤也好，电子秤也好，还有中药店的杆秤，规定每一台（件）每年要收60块钱检查费，人家商户说我现在一个杆秤也就三四十块钱，你一年一个计量费就收我60块钱——但多年就这么干下来了。
这些事情，总理说了一句话，说到点子上了：要真正继续往下深化改革清理收费要碰到一个“拆香火”的问题，即林立的部门，能并的并，能拆掉的要拆掉。定规划、政策是政府部门要做的事，但这么多的审批，可不是政府应该做的，拆了庙，精简机构，把职能尽可能合理化，减少审批权，也就减少了后来派生出来的这些收费权——实际上还有一个好处：减少审批收费，实际又会减少它们派生出来的隐性负担里边的“设租寻租权”。实际生活中间，这就是说的不正之风，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要心照不宣“打点”才能过得去的事。有的部门的审批权在手，那它可厉害了，挑你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得不断喂它，喂到它最后不好意思了，这个章才盖下来。比如说举个例子：消防，挑点毛病太容易了，有的企业家跟我说，消防的审批把我急死了，不拿到这个章我的车间不能够运转，我的办公场所不能用，一用就违法。怎么办？怎么都说不通，后来有一个人他出来了，说有一个解决办法，你出6万块钱，请个中介机构，这个事能摆平。企业家他说当时我不敢发作，现当着你们研究人员的面我的感觉就是想跳脚骂，我整个企业，开办费合在一起才一二百万，要盖几十个章，一个章要我6万块钱，是不是政府的税逼着我没法活？我跟他讲，这不是政府的税，政府有正税，有行政收费，你碰到这个事却没有依据，但实际生活中发生了，实际上是有人设了个局搞利益输送，什么中介机构？就是要你出钱摆平这个事，他们有一个小圈子，搞腐败。这是要整顿吏治，配套改革才能解决的。总理说的拆香火是一个伤筋动骨，釜底抽薪式的改革。而对这么多的机构，如何尽量减少审批权、收费权，尽量减少后面跟着的设租权，使政府更亲民，反腐的成本会更低。这就是配套改革要处理好的问题。
全景图里边，还要看到企业会关心的比如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等，更是要配套改革中一起考虑的。总书记已经把民营企业说到“自己人”，政治正确上是前所未有地解决了，而且要求金融机构、银行每一年怎么支持民营企业的，业务上要跟具体的业绩考核挂钩，这又是前所未有的要求，银行金融界的领导同志马上就有具体的布置，但是到了实际操作一线，卡住了，与业绩考核挂钩，仍然过不了责任终身追索和风控环节有人签字这个关。现在碰到的大量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人家融资就是风险度高、安全度低，而且合在一起算，成本高——给大企业一笔贷款出去几千万、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小微企业一般出去几十万、上百万，就算大的了，每一单都得有管理成本，这些固定成本合在一起，高的高，低的低，差异非常明显，而且人家大企业就是风险度低，就是应该锦上添花式地去支持，而小微企业这边，实际上是雪中送炭，但谁也不愿意持续承担雪中送炭那个风险。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还要继续寻求解决，所以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从减税到降负，到结合配套改革，到更开阔的降低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等，应该纳入我们通盘考虑一个全景图。这才能很好地适应新时代的现代化经济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推动民营企业真正高质量发展。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会长，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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