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僧格林沁领着他的蒙古马队驰骋中原，与南方的曾国藩并列为大清国两大柱石。然而谁又能料到，一代名将、清朝铁帽子王爷下场竟是惨死在捻军无名小辈张皮绠之手。
很多人都习惯地将其归结为“运气不佳”，阴沟里翻船固然有运气的成分在，但僧格林沁的惨死很大程度是他的“心慈手软”一手造成的。
从清末到民国，捻军始终被称为“捻匪”。这一方面是历代王朝对起义军的蔑称，另一方面也是捻军充其量就是土匪武装，后期的强大也全部得益于太平军。
学术界一般将捻军起义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为咸丰元年到同治二年，首领为张乐行；后期为同治二年到七年，捻军内部分裂为东西两捻，首领分别为赖文光和张宗禹。
捻军的起源已无准确资料可查，目前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清初“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接地带的信徒以各种名号继续从事抗清运动。
淮北平原地势低洼、又加之黄河、淮河屡屡决口，使其成了全国自然灾害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清末政治腐朽，官府既不治水，也不赈灾，反而加紧搜刮百姓。在会党分子的引导下，以打家劫舍、抗官杀差为生的“捻子”开始出现。
咸丰年间，皖北地区已经发展到了“村村有捻，庄庄有捻”的程度。咸丰五年，各地捻子公推私盐贩子出身的张乐行为盟主，标志着捻军的正式形成。
张乐行虽然自称“捻军”，但他们离正规军的距离还很远。首先一点，捻军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只以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为乐。这样的部队毫无军纪可言的，所以太平天国始终无意兼并或收编捻军，只是因为有共同的敌人，才与其保持合作关系。
在战斗力上，捻军比土匪武装强不到哪里。八旗军在太平军面前虽然是蠢货一般的存在，但在围剿张乐行时却差点找到了祖辈驰骋沙场的感觉。比如八旗军统帅胜保在镇压太平军时屡遭败绩，老佛爷一气之下将其发配新疆。
捻军与太平军联手后，朝廷因无将可用，胜保在此被启用。胜保与张乐行打了大小68场仗，仅用三个半月时间就捣毁了捻军老巢，后又在正阳关取得“淮南第一奇捷”。如果不是关键时刻太平军李秀成出手相助，张乐行根本无法突围。
捻军后期战斗力飞升并不是自身变得强大了，主要是因为吸收了太平军扶王陈得才余部，而一直主持剿捻的僧格林沁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湘军围困天京时，为了阻击太平军扶王陈得才十几万大军的回援，朝廷给了僧格林沁调动沿线一切军事力量的权力。僧格林沁也不负众望将陈得才围在了大别山之中，并成功用天京失陷的消息瓦解了陈部。
陈得才兵败后自杀，但其手下的十余万部众却没有随他而去，而是等着僧格林沁给饭吃。中国历来有着“杀降不祥”的说法，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清军将领，尤其是湘军之间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杀光所有太平军战俘。
同以往的所有起义不同，太平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全国性的宗教战争。西方虽然不承认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但这并不妨碍基督教文化对儒家文化发起挑战。
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等身在一线的将领很快发现，长期接受拜上帝教洗脑的太平军根本无法回到传统礼教之中。最重要的是过惯了打打杀杀的日子很难耐得住平淡生活，一旦稍有不顺，他们又立刻揭竿而起。
说到这里，大家就能明白李鸿章为何在苏州要一口气杀掉几万降兵。湘军将领们虽然嘴上不说，但每仗打完都是大开杀戒。僧格林沁此时却选择了履行诺言，除了处死个别将领外，将十余万部众全部遣散回家，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前脚出了清军的战俘营，后脚又披上了捻军的战服。
早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满汉将领都意识到太平军野战无敌，所以湘军、淮军才会大量购买洋枪与其打阵地战。僧格林沁对扶王陈得才的胜利并不在军事之上，而是打赢了心理战。
经过十几年的战场洗礼，太平军早已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他们的加入让捻军立刻脱胎换骨。与此同时，僧格林沁也意识到自己的一时的仁慈竟犯下如此大错，于是又对捻军又展开了锲而不舍的追歼战。
在山东曹州，僧格林沁以为自己终于将对手咬住，然而他却不知这一切是捻军的刻意安排。捻军先是假装失败，引诱他进入伏击圈，然后再用十万大军将他的三万蒙古马队团团围住。在突围过程中，僧格林沁落了单，不幸被十几岁的小将斩杀在麦田里。
僧格林沁之死不仅意味着清政府最后一支嫡系部队的灭亡，也标志着骑兵时代的结束，但遗憾的是新时代也并不属于已经熟练掌握了最纯正蒙古骑兵战术的捻军。
虽然军事实力大增，但流寇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内部很快分裂为西捻军张宗禹部和东捻军赖文光部，最终被李鸿章和左宗棠联手剿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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