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ofo搬過四次家。辦公室遷移恰如其分刻畫了這家公司的浮沉軌跡。前三次，由於資金池充盈和團隊壯大，辦公環境愈見開闊、華麗。只有最後一次是倒退。
2018年11月5日，ofo搬離見證它鼎盛期的中關村理想國際大廈。這是幻夢結束的一刻。
一位ofo的80後中層人士告訴《財經》記者，他原先覺得ofo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很美好，後來他的想法改變了。創始人說“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贏得戰爭”，但是“你是那個我們嗎？你是那個代價”。
短短三年時間，在資本的助推下，ofo以無可複製的速度攀上巔峰，而又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跌落。於商業社會而言，這是一個無比極端的案例——所有急劇的內外衝突，在最短的時間，降臨在一位27歲CEO身上。
在這個ofo乃至共享單車行業的冬季，《財經》找到15位ofo員工，希望從他們的視角還原這段往事。為了追求故事的完整和中立，這15名員工來自ofo各個分支，加入時間和圈層各異。他們有剛畢業就跟隨戴威創業的元老級員工，有已過而立、背景光鮮的中高層職業經理人，也有驟然空降和神秘撤退的“滴滴系”。
它或許是一個令人難以喘息的故事。在大起大落的劇情腳本中，你能看到不同劇中人的剪影。
一個自稱在工作中軟弱、不與人爭的90後，後期看到公司每況愈下，在一次會議上公然對其他部門領導說：“你們太不負責任。” 一名早期加入、後因多輪人事更替離開一線的員工說，他們一直在等。“都到這種時候了，沒有人比我們更忠誠，公司危難的時候該我們上了吧。”他說，“結果也沒有。到後面，說實話心有點涼。”
一位離職高管發現戴威也變了。在經歷大風大浪商業的血洗之後，這個喜歡吃馬路對面便利店盒飯和包子、對財富沒有貪慾、個性單純甚至有些內斂的CEO，從去年什麼都相信，變成今年什麼都不信。
ofo的故事還未劇終。即使臺下觀眾已經疲憊倦怠，喝彩者寥寥，臺上卻無人願意鞠躬謝幕。這個故事承載了太多人的金錢、名望和熱血。一旦泡沫破滅，那麼多的錢、那麼多的車、那麼多的青春和夢想，都將灰飛煙滅。誰也不願意摁下“清算”的按鈕。
據《財經》瞭解，創始團隊在求助政府官員，謀求上市的機會；投資人中，阿里、滴滴、中信產業基金、DST組建ofo還債委員會，進行債務重組；不少供應商同意債轉股，這是他們拿回錢的唯一選擇。
ofo的員工們也不希望就此作散。“風口要結束的時候，難道我們做了一場春秋大夢嗎？”一位員工反問道。
對於這些缺乏商業歷練的年輕人，他們在故事的開始時，往往有著諸多不切實際的想法，但很快，現實會教育他們。而今天的荒謬之處就在於，現實是扭曲的。
｜最好的時光
在2017年初年會上，酒至酣處，現場有人帶頭開始背詩。一位員工當場背了一首《滕王閣序》，戴威獎勵1萬元
即使冷空氣已經侵入骨髓，他們依然難以忘卻曾經溫暖而酣暢淋漓的日子。
“那是相當的rock and roll（搖滾）。”林春木（化名）於2015年9月加入，他這樣評價在ofo的早期時光。這時公司不過十來人，剛從唐寧ONE小區搬至向西3公里的立方庭。對諸多員工來說，立方庭是承載他們原始荷爾蒙、野性和青春的地方。
有“老三狗”之稱的ofo元老——紀拓、陳正江和王耿，此時已是風雲人物。他們是ofo上一個創業項目“ofo騎遊”僅留的三名員工。其中，紀拓經歷最傳奇，他曾七次入西藏，因為太愛西藏，畢業後在那裡做了一年公務員。
立方庭是臨近北京大學的酒店式公寓，ofo在這裡擁有一套雙層複式。運營坐一樓，產品、技術坐二樓。上午，運營經理會先到城市巡查，臨近午間回公司。每當紀拓回來，他總是拿起吉他，撥動琴絃，一群人跟著手舞足蹈唱起歌來。“幹活幹著幹著就唱起來了。”
2016年初加入ofo的夏一檬（化名）說，他們經常晚上加班到10點。走出公司，一群年輕人騎公路車從海淀出發，向南至公主墳，再一路向東橫穿整條長安街。接近凌晨回來，又跑到北京大學小西門吃夜宵、喝酒。一直折騰到凌晨2點才回家。
“我們這裡幾乎就沒有超過25歲的人。”林春木有些亢奮地說，這幫人年紀差不多，愛好差不多，彼此稱兄道弟；一起騎車去古北水鎮，去白洋淀；聚會吃火鍋——“一上來先來四十瓶啤酒，所有人必須喝醉。”
1991年出生的戴威這年25歲，剛從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碩士畢業。他家境優越，父親是國企董事長。一位下屬評價他，“是好學生，但骨子裡叛逆，有很強證明自己的慾望”——當年別人說他考不上北大，他考上了；別人說他競選不上校學生會主席，他選上了。“那真是個奇蹟。”這位下屬認為，這兩件事奠定了戴威的性格。而ofo的四位聯合創始人（薛鼎、張巳丁、於信、楊品傑）也都來自北大。
這時戴威經常和員工一起喝酒。林春木惟妙惟肖模仿起戴威，喝大了站起來，右手拿煙，左手舉過頭頂說：“Everyone，have my word。”不過通常的狀況是，喝多了什麼都說不出來。
在2015年至2016年絕大部分時間裡，ofo的故事始終圍繞高校展開。2016年4月，它遇到擴張中第一個麻煩——已經進入20所北京高校的ofo訂單徘徊不上（2萬單／天）。大量社會用戶和學生把車騎出校外，自行車丟失率很高。為表示不歡迎，ofo將社會用戶價格從5元上調至30元，但沒能把這些“不速之客們”嚇退。
清明節期間，眼看著訂單量一直往下掉，戴威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封校。趁著“五一”勞動節，ofo全平臺暫停三天。夏一檬還記得，他們滿北京城尋找失蹤的小黃車，找到後拿鋼絲鎖把車一輛一輛鎖住，標記位置，到傍晚租貨車統一運回。最終，他們從校內、校外分別找回3000多輛車。與之同時，員工窮盡手段，比如到菜市場發傳單、找拾荒者，最終以10元／小時的薪水僱來約50名老大爺看守校門。
封鎖學校大門雖讓ofo揹負罵名（因學生出校活動不便），卻讓他們嚐到了實際的商業甜頭。平臺重啟後，北京高校單量攀升。
一個生動的細節是，有黑摩的司機不爽共享單車影響他們生意，砸ofo的車。ofo後期轉化了一批相當數量的司機當修車師傅，化干戈為玉帛。
ofo此時處在雙線交錯的轉折上。一來ofo正執行其擴張野心——它的計劃是先從1個學校到20個學校，再從1個城市到5個城市，5個城市到20個城市，目前剛打完第一場戰役，開始向其他城市摸索；另一方面，他們在尋求第一筆以千萬美元計的大額融資，B輪往往是決定企業生死關鍵一步。資方對戴威的要求是：請證明你有日均10萬單的能力。而整個北京高校，還只有5萬多單。
紀拓建立功績就在這時候。ofo最早拓展上海和武漢高校，認為兩座城市可平分秋色，分別貢獻3萬單。不料上海連綿下雨，且上海學校遊說門檻高，薛鼎親自去前線督戰也無濟於事。而伴隨5月17日營銷衝單活動，僅武漢一城就貢獻4萬多單。武漢的負責人是紀拓。
“如果沒有這4萬多單我們B輪融資就很懸，當時是救命錢了。”夏一檬事後回憶。2016年9月，ofo宣佈完成千萬美元B輪融資。這為紀拓日後成為“雄踞一方的諸侯”提供了基礎。2017年初年會，戴威頒給紀拓一輛牧馬人。
也在這個800人的年會上，酒至酣處，現場有人帶頭開始背詩。一位員工當場背了一首《滕王閣序》，戴威獎勵1萬元。
｜錢！瘋狂的錢！花不完的錢！
公司最鼎盛的時期，ofo前臺都通過獵頭來招
正當ofo興高采烈品嚐封校帶來的一系列勝利果實時，摩拜在上海街頭崛起。
因為車輛密度高，ofo在高校的運營效率令人欣羨。據員工透露，一輛車一天能被騎10次，每次5毛錢，一天掙5塊錢，一個多月就能收回成本。“模型太好了，大家有點沉醉在裡面。”然而，除了來自投資人的催促，2016年8月14日發生一件事，徹底激怒了ofo。
這天上班，ofo員工發現摩拜用200輛車，把方方正正的立方庭包圍了。“別的地方一輛自行車都沒投，明擺著是欺負人。”夏一檬至今氣憤。他們商量要把這些車挪開，戴威回覆說“不用”。
摩拜的舉動讓ofo惶恐。摩拜一輛車成本3000元，是小黃車彼時成本的15倍。他們擔心摩拜足夠受歡迎，更擔心其背後有強大生產能力。摸不清對手虛實的ofo，當即組織人在每日凌晨3時到中關村數車。連續三天，他們發現摩拜只是把相同的200輛車，每晚裝車挪到不同地方，才製造出車多的假象。而當他們懸著的心剛放下一點，2016年9月，摩拜又明目張膽挺進北大，ofo的大本營。ofo終於坐不住了。
一聲令下，ofo重開校門，小黃車湧入城市。這距離它封鎖校園剛剛過去四個月。從此，共享單車戰場真正有了硝煙的味道。
2016年10月底，剛拿完融資的ofo將辦公室搬到互聯網金融中心，短暫過渡兩個月後，又於聖誕節搬至理想國際大廈。這裡可俯瞰北京大學，也是眾多知名互聯網企業雲集地。在理想國際，今非昔比的ofo全面邁入大擴張、“大躍進”時期。
“熱火朝天的，每天有幹不完的活，當時覺得我們就該贏。”一位2017年5月加入的員工用“一場光榮的變革”來形容這種感覺。她記得入職第一天，理想國際11層人多到裝不下，他們只能把一個長條桌夾在過道里，三人擠一張桌子。第二天又有人來，實在沒座位，領導開玩笑說：“你坐個自行車上吧。”
向ofo洶湧而來的，除了敵人，還有金錢和慾望。公開資料顯示，ofo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共完成四輪融資，從C輪到E輪，總融資額超過12.8億美元，約合88.9億元人民幣。涉及投資方包括滴滴、阿里、小米、螞蟻金服、DST、中信產業基金等十多個明星資本。（同時期摩拜披露的融資額超9.15億美元，約合63.5億元人民幣。）
“我們那時候覺得，投資的金額遠大於我們需要的資金量。有資金積壓太多，一下子使用不掉的情況。”一位ofo離錢很近的員工說，“太多了！雖然這個錢跟你沒有半毛錢關係，但是花得那種瘋狂感……”
彼時業界公認的共享單車競爭模式是：融資-擴產能-鋪車。絕大部分資金都流入自行車採購中。據《財經》記者瞭解，2017年3月至7月是ofo採購最瘋狂的五個月。每個月採購量為300萬－400萬輛，總計採購1600萬輛單車，實際履行約1200萬輛。
一位ofo供應鏈人士給《財經》記者算了一筆賬，那時ofo自行車單均成本360元人民幣，機械鎖約20元，運輸物流約15元，合計近400元。換智能鎖再加200元，合計接近600元。五個月總採購量1200萬，乘以600元單均成本，得到這五個月的採購應付金額為——72億元人民幣（該部分尾款是導致ofo資金鍊緊張的因素之一）。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採訪的人士表示，ofo當時很多部門花錢鋪張。一個他們常拿來舉的例子是，2017年4月ofo花費千萬請鹿晗當代言人；公司為每個員工購置價值2000元的升降桌，而據一位早期員工回憶，ofo早前辦公室標配是119元宜家桌子+39.9元椅子；此外，有管理層還透露過想贊助環法車隊，這大概需要花費數千萬歐元，當然最後沒有執行。
此前財新網報道ofo管理層“一人一輛特斯拉”，據《財經》記者瞭解，ofo創始團隊有兩輛特斯拉，戴威一輛（大概率是公司所有），張巳丁一輛（個人所有）。而楊品傑的車是寶馬x5。
一位和ofo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高管回憶，當時和ofo有一項合作，他們說自己承擔哪些費用、多少錢，ofo的反應是——“你給什麼錢，這是看不起我們。”
“所有人都在搶時間。”上述人士從外部視角看，說：“就像三歲小朋友身邊放了一堆金銀財寶，誰都想去搶一下。他自己又不知道，別人給他一塊糖，他可能就回對方一顆鑽石。”比如當時，ofo的前臺都通過獵頭來招。
不過，在其他部門豪放投錢的時候，ofo對硬件部門相對精打細算。“車和鎖想去要錢很困難，成本線卡得很死。”硬件部門員工金葉秋（化名）有些沮喪，“整個硬件在ofo的地位是很下面的。”
一位ofo公關部人士解釋，這是因為ofo和摩拜是兩種模式選擇。ofo始終認為自己是互聯網公司，商業模式、訂單增長和速度為第一位，車和鎖不過是完成目標的手段；摩拜從一開始認為自己是物聯網公司，因而更看重硬件。
直到2017年下半年，ofo硬件矛盾此起彼伏地爆發，戴威才引起重視。一次，一批150萬的智能鎖因設計問題無法正常開啟，戴威在專項會上發過一次大火。在場人士稱，戴威一走進會議室就大聲地指名道姓，相關負責人起立。他說了一些類似於“沒做好”、“做錯了”、“重大問題”、“工作失職”這樣的話。
好消息是，2017年6月，一直處於追趕狀態的ofo反超摩拜。不過，在無節制的揮霍中，戴威察覺出不對勁。2017年中的一次內部會上，戴威對在座高管說，大家的業績和報告都很出色，但是高管對金錢沒有概念，這是一件嚴重的事。
“所有人都在完成自己的KPI（績效）,你KPI都沒達成，還替公司思考財務問題，公司先把你開了。”一位在場人士說。
在狂熱競爭中，對手無時無刻都在刺激你的神經。“2017年我沒有睡過一天好覺，每天早上6點起床，晚上3點才睡覺。”一位ofo員工說。“你的大腦會不自覺緊繃，去追趕它（摩拜）的腳步，甚至是追趕前一秒你自己的腳步。”上述供應鏈人士說。
一位互聯網創業者稱，ofo和摩拜的戰爭很大程度陷入雙方資本的盲目對沖，為了戰鬥而戰鬥，忽略了商業本質問題——“你會誤以為押金是你的收入，但其實押金是你的負債；你會誤以為車是你的資產，做損耗貶值，而不是支出的費用；你沒想到採買成本可能是收不回來的，收回來要付出更高昂的代價。”
上述公關部人士說：“雖然心裡面覺得財務模型跑不通，但覺得這麼多明星資本進來，自己肯定沒有投資人懂。既然投資人認可，ofo即便自己持續不下去……”他停頓一下說，“無論如何都能持續下去的。”金葉秋說：“ofo已經起來，我從沒想過它能倒下。”
而一位ofo離職高層人士表示，ofo之所以用一種看似激進的姿態向前走，是因為投資人跟戴威說得非常清楚——“跑到市場第一，這是你唯一的目標，錢的事你不用管。”
2018年初的年會上，ofo請來在立方庭時員工最喜歡的民謠歌手趙雷，舉辦了一場以“TOP ONE”為主題的嘉年華。場上3400人，有員工感到場面一度有些混亂。也有供應商指出，這場年會費用未結清。
｜增長殘酷物語
一位員工說，戴威是一個在商不言商的人。
競爭的槍林彈雨已經讓人目不暇接，公司內部也處在急速擴張帶來的不間斷權力更迭中。很多人的命運在其中幾升幾落、幾起幾伏。心態隨之反覆。
2016年11月，在大擴張開啟前，張嚴琪以首席運營官的身份空降ofo。ofo迎來第一批“職業經理人”。張嚴琪是優步中國明星高管，因把成都帶成優步增長最快的城市聲名大噪。他加入ofo時，帶來了一支原優步運營團隊。
戴威對張嚴琪抱有很高期待，但他們的到來讓以紀拓為“旗幟”的老員工大權旁落。在張第一次參加的內部會上，一位老員工做彙報，張嚴琪問了一個問題，老員工不屑地說：“這我不是講過了嗎？”戴威連忙出來調停，略帶嚴厲地對老員工說：“你怎麼這麼牛呢？”
戴威對內對外多次表達對張嚴琪的欣賞。在2017年初的年會上，戴威宣佈張嚴琪為“聯合創始人”。另一個細節是，戴威舉行婚禮，公司高管中僅請了一名伴郎，就是張嚴琪。
張嚴琪彼時帶來三名管理層——範若愚接管北京，紀拓帶領上十位華北骨幹遷往深圳；歐竟接管上海，原城市經理被迫前往杭州；郭慶在總部負責策略。這時發生了一件在內部稍顯轟動的事：原上海城市經理和張嚴琪因一件“小事”在群裡發生衝撞，結果是這位城市經理做了辭退處理。
有員工回憶，高層當時安慰老員工說，他們也知道讓這個城市經理走沒太大道理，但張嚴琪剛來，不能讓他一點威信都立不起來。這之後老員工變得收斂。張嚴琪團隊接管一半城市，原來的城市經理均降級為運營負責人。
員工們剛開始適應這一組織變化，ofo又招了一位運營副總裁——池文明，內部人稱“大池”，他曾是阿里中供鐵軍。大池是單槍匹馬來的。按職級看，他在COO之下，在所有運營之上，但張嚴琪團隊只聽命於張。沉寂數月後，大池從外部招募一支新隊伍，多來自愛鮮蜂、回家吃飯等公司。這批人接管了剩下一半城市。
ofo運營團隊從開疆擴土的老員工，到陸續接管城市的張嚴琪、大池團隊，年齡呈上升趨勢。早期員工最年輕，1990年上下；張嚴琪的人在1985年上下；大池的人在1980年前後。到這裡，ofo運營的權力交割還未結束。
2017年7月25日，伴隨滴滴系三名高管進駐ofo——付強出任ofo執行總裁，柳森森和南山負責財務和市場，ofo運營體系又啟動了一輪重組。就在他們進ofo前，張嚴琪被調去海外。付強帶來運營副總裁蕭雙生，他與大池形成了短暫“劃江而治”的格局——大池掌管中國南部，肖雙生把守中國北部。他們的另一個title是“南中國區負責人”和“北中國區負責人”。
“我們這批人屬於心態起伏了很多次，很多很多次。”一位ofo早期員工表示。他希望可以儘可能客觀地評價這段經歷——他說，老員工有抱怨，覺得江山是我們打下來的，但換個角度想，我們之所以有機會打江山，是公司招不到更好的人。當公司強大，可以招攬更多更優秀人才，我們讓位無可厚非。
他繼續說，張嚴琪來時，雖然內心掙扎，但會想“是不是我們太狹隘，是不是我們太年輕才有領地意識，是不是我們職業化不夠，我們覺得是一種成長”。但是後來看到一批一批人被換掉，從優步到阿里到滴滴再到阿里，特別是這些人能力參差不齊，他的想法開始轉變。
心態崩塌是一步一步的。當時一位能力不錯的城市經理，開始在南京，張嚴琪來後被調到蘇州，大池崛起後又被調到無錫——城市越變越小。據一位與之熟識的人透露，大池手下喝醉酒拍著他的肩膀說：“兄弟，不是你不行，你不跟我們是一個圈子的。你到我們這個年齡你也這樣。”
一位城市經理至今無法釋懷，他在某城市把組裝費和合作方談好價格，他的城市被接管後，職業經理人把價格提回去了許多。“我很生氣，中間差價去哪了？”甚至，職業經理人語重心長對他說：“公司好不好，再說，我們要把自己搞好。”他不僅為自己難過，為最早一起開城的200位兄弟難過，更為公司難過。
滴滴空降高管，上述早期員工的心態變了——“你們好好幹，幹好了上市給我分股權分期權。”而當四個月後滴滴突然大撤退——“坦白講會有一絲幻想，是不是該我們重新撐起一片天空？”最後老闆選擇了大池。
這些只是運營層面。整個2017年，包括產品（CPO陳為）、供應鏈（副總裁楊飛）、市場（高級副總裁南楠）、人力（副總裁左佳）、財務（副總裁林葉明）、戰略（副總裁黃迪），甚至客服（副總裁杜靜）等，全部迎來新任高管，ofo全盤VP化。
2016年入職的ofo員工雷冬雪（化名）說，每一輪融資完都有新高管加入，所有部門都在不斷空降領導。經常的狀況是，一個領導來，他會招自己的團隊，原有員工被邊緣化，公司出現冗餘。
由於ofo業務的特殊性，輕到軟件產品，重至傳統制造、供應鏈、運營，引入管理層背景混雜，包括優步、樂視、阿里、百度、騰訊、福特、沃爾瑪、蘋果、亞馬遜、保潔等。管理挑戰可想而知。
雷冬雪說，他一年都沒有跳脫出空降上司的壓抑心態。“有種生出來的孩子帶到會走被人搶走的感覺。這孩子已經在跑，都已經跑了這麼久。”特別是當新上司剛入職，拿著ofo的一紙期權遞到他手裡，說“你看，我給你爭取到這麼高的金額”時，他崩潰了。
一位VP級職業經理人承認，有時候原來的人不是幹得不好，只是突然來了一撥人，他們就得把位置讓開。“我當時是有點莫名其妙的。”
而一位接近戴威的人稱，他曾私下表達過，“等你成為創始人，坐到我的位置上，你會做同樣的決定——把不適合的人裁掉”。但後來他也表達過，自己可能信錯過人。
｜大佬、棋子、掙扎
等錘子真的掄下來，投資人、供應商、用戶，無一能倖免。但反過來說，也正是這些投資人、供應商、用戶親手將大錘交到這個孩子手裡。
2017年11月的一天，一支滴滴三四十人軍團突然消失。“一夜之間人全沒了。”一位ofo中層人士描繪那時的震驚，“就像恐怖片幽靈船，上船所有東西還在，咖啡還是溫的，但是人沒了。那一片空位都沒了。”他們打電話過去問，對方說在三亞度假。
對於ofo，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反抗行動。滴滴方的反擊亦有組織有紀律。一位滴滴系中層人士說，付強比他們早走幾天，他們商量了一下，決定一起撤。“我們不走，在戴威眼中是滴滴系，滴滴這邊也反目成仇。神仙打架，你只能被動接受結果。”他們約好同一天集體不出現，連東西都沒拿。過了兩三週，得知雙方交涉告吹，才回去收拾。
上述ofo中層人士記得，滴滴的人回來辦離職，笑嘻嘻地跟他們打招呼：“走了走了，江湖再見。”
ofo對滴滴的態度經歷了三個大轉彎，三年走完了從強者崇拜，到蜜月，再到交惡的全過程。
一位員工回憶起2016年：在立方庭時，戴威每天出去見各種投資人，回到公司特別疲憊，沒一會兒就趴在工位上睡著。他曾多次對內說“程維是他的貴人”。這位員工認為，這時期戴威和投資人更像是學生和老師的關係，完全沒有意識到博弈。
2017年7月1日，ofo做了一件外界沒有看懂的事。這一天，ofo宣佈成立黨委，戴威當選為黨委書記，聯合創始人及核心高管當選黨委委員。有高管稱，創始人根正苗紅。也有觀點認為，他們的另一個用意或許是，在董事會公司治理結構之外希望再設一層決策機構，以保證公司控制權。此舉表明，ofo已對股東存有戒心。
不久，7月25日滴滴高管進入ofo。據瞭解，ofo和摩拜正打響一輪全球範圍搶人大戰，恰巧部分被滴滴收購未被重用的快的員工大批外流，兩家公司都在挖滴滴的人。但ofo挖，滴滴不高興。一次戴威在內部會上說，要去跟滴滴商量一下，“如果我們不找這些人，這些人會跑到摩拜去，那還不如給我們呢”。
與之幾乎同時發生的是，滴滴承諾幫ofo搞定軟銀的投資，條件是讓滴滴的高管進來。“戴威年輕，不知道為什麼讓他們提前進來了，而且人這麼多。”一位高管稱，一個管花錢，一個管看錢，相當於“看到ofo的底牌了”。大體摸清情況後，滴滴方又抽調一批中層過來。
ofo員工中，有人感受到滴滴團隊的專業（財務規則開始梳理），有人感受到流程繁瑣、氣氛怪異。而供應商覺得：“來了個大哥，至少以後貨款能給。”
上述滴滴系中層人士的感受是，頂著“滴滴的光環”，在ofo推行的幾項方案都算順利，幹得鬥志滿滿。一位ofo員工說，人家是當做自己的事在幹。
交鋒發生在更高層面。一位知情人對《財經》記者表示，付強到ofo後，擺出一副要接管的姿態。高管會上，戴威很多想法他都持否定態度。其中一個例子是，戴威想收購小藍單車，付強不同意。
小藍單車的故事貫穿ofo始終。據《財經》記者瞭解，最早，小藍名為“野獸騎行”，是ofo硬件方案提供方。當時ofo支付了一筆百萬金額預付款，結果對方反悔了，不但沒有把方案給ofo，預付款都沒退回來。並且，小藍推出了自己的單車業務。小藍的態度是，我沒錢給你，要不你就轉股份吧。ofo在內部認真討論了這件事，當時有人提議，“不要扶持一個敵人，必須掐死它。”然而管理層“心慈手軟”。
“所有的梗都埋在這裡。”上述知情人士說，去年底小藍單車破產，ofo接管一支小藍硬件團隊。然而，滴滴卻全面接管小藍單車運營，這為後來滴滴推出自有單車品牌“青桔單車”解決了一批城市牌照問題，而青桔的存在成為滴滴談判桌上一張王牌。“這真是一環扣一環。”
在滴滴和ofo的“蜜月期”，還有另一個意味深長的轉折點。ofo接入滴滴的流量，測完發現，打車和騎車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兩個群體——騎車的人會打車，但打車的人很少騎車。“證明兩輪車可以去吃四輪車的市場，四輪車養兩輪車是一個新市場。”上述ofo高管說，但ofo融資條款中規定不能做網約車。
“數據出來，大家開始意識到這事兒有多大。”林春木說，“大家都要掌握控制權。ofo不想作為盤中餐，但來不及了，它已經把脖子送給別人。”
不過，絕大多數員工對高層間的明槍暗箭並不知曉。在大部分人看來，滴滴團隊到來後把ofo帶上巔峰。2017年10月，在滴滴派來市場副總裁南山的領導下，以“一元月卡”和“紅包車”兩項活動，ofo在低迷幾個月後力壓摩拜。10月20日，ofo訂單衝到3200萬單——這是ofo有史以來的最高點，亦是整個共享單車行業的最頂峰。
整個10月，ofo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一切都很順利，一切都能達到目標，只要你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一位員工描繪當時的境況。ofo立於盛世之巔，但這個盛世是“飢餓的盛世”。危險已經降臨。
就在這時，滴滴、騰訊推動ofo和摩拜在年底前合併，滴滴承諾爭取的軟銀投資遲遲沒有結果，市場上出現ofo高管貪腐、合併等傳言。在資本的斡旋中，對ofo致命的威脅是，新的融資沒有進來。而將ofo推上頂點的月卡和紅包活動，加劇了這場資金鍊危機。
一位接近軟銀人士說，當時關於軟銀投資ofo的新聞稿已經寫好，通稿上寫的融資額為18億美元。
把付強趕走當天，戴威在內部召集臨時會，通知公司要做收入——這是傳遞出資金不足的一次確切信號。“這之前大家一直信心滿滿，覺得要有一大筆融資進來，把摩拜收了，或者合併ofo佔主導，或者至少滴滴佔主導吧。”上述滴滴系中層人士說。
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稱，戴威事後反思，去年在融資節奏把握上過於樂觀。2017年9月、10月，ofo、摩拜競爭焦灼上升，ofo佔據有利地位。“那時國際資本排著隊要投，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缺錢。”
ofo走到現在，身陷複雜牌局是本因——最上層是阿里和騰訊的局，中間是螞蟻金服、滴滴、美團的局；公司治理、成本控制、創始人經驗、金融環境，都是相關因素，每一個因素佔一定比例，每一個因素都有量變，共同促成今天的局面。
“一個小孩去揮舞大錘，他能駕馭得了嗎？剛掄起來，就扛不住了。”一位ofo供應商說，現在大家希望這個錘子能再懸一下，讓陰影下的螞蟻趕快跑。等錘子真的掄下來，投資人、供應商、用戶，無一能倖免。但反過來說，也正是這些投資人、供應商、用戶親手將大錘交到這個孩子手裡。
｜大夢一場、青春散場
“大家都在等結局，但是你以為你活到了最後一集，卻一直是倒數第二集。”
在ofo搬離理想國際前的最後一個週五，《財經》記者來到ofo辦公室。彼時10層、11層已在一個月前退租，15層、20層即將退租。金黃色的背景襯托辦公室明亮如往昔，只是已經沒什麼人。滿屋子堆放著打包好的紙箱，辦公桌也基本收拾乾淨，桌面大片大片空白。ofo總部已從繁榮時的3400人裁減至400餘人。才17點30分，員工熙熙攘攘下班往外走。
一位在場員工感慨，在ofo的這幾年，總在不停搬家。一開始因為擴張，一層放不下，變兩層、三層、四層；現在不僅從四層縮回兩層，還從兩三個辦公場所全部集中到一個場地。而ofo給員工配備的2000元白色升降桌，在半價出售。
記者在現場看到，ofo辦公室掛了兩張畫像——何塞·穆里尼奧和丘吉爾。兩張黑色背景的海報上，分別是他們的兩句名言：“早已註定，我只能在荊棘中採拾鮮花，但重要的是要對勝利和信念充滿執著。”“我沒有別的，只有熱血、辛勞、眼淚和汗水獻給大家。你們問我們的目的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答覆：勝利！”兩句話正好代表戴威絕地重生的心境。
另據《財經》記者瞭解，一段時間ofo有合夥人在讀特朗普自傳《永不放棄》。
過去一年，不同員工的感知和內心起伏不盡相同。在大多數員工還在各種收購、合併傳言中不知所措時，供應鏈最早感受到蕭條。自去年底，ofo就在接連對供應商拉長賬期，先是從一個月到三個月，後來是半年。本來在今年1月有一批尾款該支付，但ofo實在撥不出錢，供應鏈員工們每天忙著應對各路供應商的聲討。“我們一定會付，您再理解理解。”他們會這樣說。
公關部、政府關係和地方運維在撤退前，聯手為ofo打了一場反擊戰。面對青桔和哈羅單車進攻，ofo同時動用十幾個地方媒體資源給當地政府施加壓力，間接撬動地方政府讓其限制投放，這使得本來準備在年初大量投放的青桔、哈羅進城時間表大幅延誤。“我為我們地方團隊感到驕傲。”一位公關人士說。
但ofo鋪天蓋地的負面沒有停息過。“公關的工作是要把窗簾拉上，不讓光進來，等到要宣傳的時候再把窗簾打開。”另一位公關人士說，“這半年每天都在鏟屎，他們還覺得我們鏟屎都鏟不乾淨。”
原先衝在最前線的線下隊伍反倒清閒了，他們是裁員第一波殃及地；聲勢浩大的海外團隊，在資金步步緊縮下死撐到今年4月，無奈開始撤離；硬件團隊反應比較慢，原小米生態鏈總監張蕊在去年底加入後，帶領團隊在今年研發了一款叫“FU”的智能鎖，不繼續沿用“海王星”“天王星”“水星”的命名方式，是勵志和ofo落寞的硬件時代撇清關係。然而，“FU”應該無緣問世了。
2018年4月4日，美團宣佈收購摩拜，戴威在群裡說了句“真的很可惜”。在此之前，他四處找錢試圖攔下這筆交易。可惜錢找到了，交易沒有攔下。
“我是很想和你把這個事玩到底，你現在跟我說你不玩了。”一位運營員工耿耿於懷。另有員工感慨：“ofo和摩拜因為沒有合併，命運發生了分叉。”
5月，戴威在內部發表了一場“丘吉爾演講”，併發起Victory計劃，提出戰鬥到為ofo賺到1元利潤。因為V計劃，ofo將雙休改成單休，但不久發現員工沒那麼多事，就又調了回來。有敏感的員工將其解讀為“隨著這份郵件發出，代表勝利的計劃已經宣告失敗”。
一位員工還記得，去年6月6日ofo兩週年，公司本來說沒什麼錢，就不辦了。但是在前幾天，新的錢突然進來，兩週年辦得熱熱鬧鬧。而今年三週年，本來人力準備辦活動讓大家High一下，結果前一天被叫停。最後他們一起在階梯教室簡單聽老闆講了幾句，吃了個“生生不息”的蛋糕。活動上，她的同事告訴她：“我要離職了。”
這以後，裁員和離職愈加頻繁。500人的離職群已經加滿，現在有了第二個。群裡員工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時候有補償？”現在只有一小部分員工拿到。遲遲沒有等到的，已經有人準備動用勞動仲裁。
“大家都在等結局，但是你以為你活到了最後一集，卻一直是倒數第二集。”一位2018年7月離職的員工說。
2018年9月，《財經》記者從兩個獨立信源處獲悉，滴滴收購ofo的交易快到最後環節，就差雙方簽字。ofo對供應商放風：“滴滴的錢就在路上。”很可惜，8月24日滴滴順風車遇害案爆發，案件和後續的監管風暴一波三折，滴滴無暇顧及於此。
供應商的心態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們尊重創始人的青春與熱血，希望ofo能再站起來；另一方面又覺得在與ofo的合作中，他們步步退讓——從開始幾頁紙的條款增至二十多頁，但面對他們因債務陷入的慘淡，ofo態度不真誠。一位聯合創始人在供應商溝通會上說：“我們也是第一次創業。”“你第一次創業，和我們要傾家蕩產沒關係，和全世界都沒關係。”一位供應商私下反駁。
在ofo這幕歷時三年的興衰劇中，很多劇中人內心發生了巨大轉折。“如果誰要是說ofo不好，我就會很難受，很後悔，甚至有點自責。”硬件部門金葉秋說著說著哭了出來。很多人把ofo今日境遇怪罪到智能鎖的頹靡上。
“就算不發錢，我也願意給ofo幹一段時間。”一位90後員工說，但他還是走了，因為忍受不了部門糾纏不清的人事關係。“你可以不叫它ofo，叫of，因為沒有車輪子了。它壞了，就是這種感覺。”
經歷了空降上司的雷冬雪說，他遲遲不敢確認下一份工作，因為心裡帶著害怕、恐懼和不確定，擔心“這件事會不會又在背叛我”。他說：“我們做得最錯的一件事就是不夠職業，我們用感情在工作。”
而早期員工夏一檬說，在ofo，450元的差旅費，他為了幫公司省錢，每次只捨得花250元。但在後期見多了貪汙、撈錢、謀私利，還混得風生水起，內心不平衡。不管他未來在哪裡，都會封閉情感。他正在努力成為一名真正的經理人。
當資本之手越來越熟練，創業者永遠是生澀的創業者。在ofo的故事裡，包括創始人在內的年輕團隊不堪重負，一切都在變形。
在2018年這個霧霾席捲城市、對ofo來說尤為難熬的冬日，有一些片段是溫暖的。11月28日，戴威在內部信末尾寫道：“只要心中有信念，寒冬和黑暗就無法將我們打倒。”夏一檬說，只要組織需要，他隨時都願意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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