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温良恭俭让”为做人处事绝高准则，时时不忘提醒你“做人第一”的中国社会，鲁迅确实是一个异类。
人海中的孤独者
他是一个拒绝士大夫阶层，也被这个群体所拒绝之人。他绝少有传统中国人的中庸与乡愿，对社会与人性想得太透彻，揭露的也太明白，彼时此后的官民两造，内里都不大接受他。他也确实好骂、善骂。他自走上文坛战场后，几乎无日不骂人，翻开他的杂文集，也基本无一篇不骂人。
中国现代有名的学人和作家，举凡章士钊、胡适之、陈西滢、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实秋、顾颉刚、成仿吾、杨荫榆、周扬、施蛰存等等，不分老少，不论男女，不管派别，甚至不别好坏，他几乎都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他也太好斗了，一生四面树敌，基本没啥可交心的朋友，连一手培育出来的亲弟弟，最后都要和他分道扬镳，誓死不相往来。
敌友之间，分分合合
也正因为如此，认同他的人，自民国以来，都异常的尊敬他，崇拜他。以为在一个无良失序的乱世，所有的平和，所有的建言，都无异于逃避惨酷、明哲保身，甚至是为虎作伥。而当他所诅咒的那个社会，日益离我们远去，语境日愈模糊，家国渐趋良性，更多的人是对他实是反感的，觉得他浑身负能量，苛刻而乏人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只懂说病不会开药方，终其身不过就是一高级喷子而已。
可以说，在他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没有谁可以像他这样的人。如此好骂，如此善骂，又骂的如此广泛、深刻、尖酸，而且决绝、寥远、绝望，并以此反抗与批判，铸就自己的毁誉两极的生前身后名。
尽管骂遍了整个文化圈，不惜与所有人类为敌，但是鲁迅自己是非常坦然的。他骂人，从来都骂的光明正大，骂的大义凛然，也骂的问心无愧。
引起共鸣的摘录
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往往说得的做不得，做得的说不得。批评他好骂好斗的人们可能总是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想做一个老好人，以他的才华与资历，还有世故、人脉和能力，我想，大概不会有人否认，他会比当时大部分人都要生活的顺遂，甚至高官厚禄也可以招手而来。所以，现在很多人拿他和胡适比较，尊胡贬鲁，我觉得是不公平的。甚至可以极端而言，要做到胡适那样，他只需换副面具即可；而胡适，基本没有能力成为鲁迅。
他年轻刚回国上班前十年，作为民国政府教育部官员，事业是平顺的，也曾冷眼看穿，也曾心灰意冷，也曾不问世事，也曾温厚宽和，也曾为人乐与，他完全可以继续下去，在世俗中获取成功，在社会中赢得贤达的美名。他后来的挺身而出，入世，好骂，不妥协，立志抵抗，以独行异言得峙声名，绝对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世界的实现在作牺牲。为了这些，他的后半生没有再安定过，流离南北，居无定所，被免职、被通缉，被攻击，被状告，实在也是不如意得很。
影视剧演绎
所以，当他回头评述自己的言行时，敢说从来“没有私仇，只有公敌”。他的胸怀，他的志向，他的目标，从来都不是真的要和某个人过不去，或者不问曲直，非得把某个人搞得身败名裂不可。就主观意愿而言，他早已超越了这些私利恩怨层面的东西，纵横捭阖，又明净而深。
我们尊敬他，就是尊敬他这一点精神高度。纪念他，也更是在缅怀这样一种日益衰竭的知识分子流风。
但是，说鲁迅一生所骂，都是“公敌”，没有私怨，肯定又是不对的。他不是圣人。一个正常人，再大公无私，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私敌。
王志文演绎的鲁迅
他一生交恶与大骂的对手，多属于精神上的冲突、理念上的差异、还有认识世界与审美层次的不同，情况十分复杂。但是也有确实纯属于个人恩怨的， 这个不必为尊者讳。他自己，也只自信主观上都是出于公心，至于客观上可能伤及无辜，他也是一再承认，而且表现反省，甚至陷入自我怀疑与批判的。
他说他只是一名“过客”，是“历史中间物”，是“不得已的病态”，“酷爱温暖的人物会觉得冷酷”，只因为“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所以不得已投枪匕首，下笔尖刻，说话不留情面，有时过甚其辞，在所难免。
被鲁迅批为“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
比如，和上司章士钊的恩怨。在女师大风潮之中，作为老师的鲁迅力挺学生，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得知下属鲁迅通过舆论等方式声援学朝时，认为他作为教育部的官员，直接参预学云，是有悖于政府官员身份的，被激怒，提出罢免案。这是有尊重程序的意思在里面的。此后的鲁迅，谈及章必恶语相向，很难说是出于公心吧。
再比如，与梁实秋关于文学是否有阶级性的争鸣，本是很理性平和的文学理念表达，而鲁迅很奇怪地几乎到了恼羞成怒的地步。他把他的私敌梁实秋骂成“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他要痛打“落水狗”。施蛰存粹然君子，不过就是给读者推荐了《庄子》、《文选》这两本练习写作，鲁迅从不读古书的立场予以反驳是没有问题，可最后竟然无端封施蛰存为“洋场恶少”，让他一辈子为之命蹇。
晚年施蛰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
类似这些实例，鲁迅在其中，当然是失态的，也是过分的，完全是个人情绪的发泄。
还有，在比如与原门徒高长虹的凶终隙末，依据后来的材料，不能不说有争风吃醋的劲头掺杂其间。
在1925年前后，他们同时爱上许广平，从此师徒成为情敌，《鲁迅全集》中至少有100多次提到高长虹这个人,基本都是诋毁与中伤，这些言论根本没法说是为了“公敌”而发的。诸如和杨荫榆、和沈从文、和陈西滢等人的骂战，也不能不说没有意气用事的成分。
晚年的凌叔华与陈西滢夫妇——陈曾鲁迅批评的体无完肤
可以说，在后半生，鲁迅始终未能摆脱谩骂他人与被他人围剿的环境。即使在他心境最佳的时期，他也一刻不曾停止对他所认为的“丑类”的攻讦，也依然没法躲开各种势力的干扰。对于自己的敌人，他喊出了“一个也不宽恕”的口号。
也可以说，鲁迅这个人，因为国家的多忧，处境的不顺——家道中落、父亲早逝、婚姻不幸、兄弟失和等等刺激，心理多少是有点病态的。这种性情，不仅仅只是传统文化系统内所谓的“狷介之士”而已，实是偏执型人格，导致他看人看事，非忠即奸、非善即恶、非贤即鄙、非友即敌、非爱即恨。
年轻时的史学家顾颉刚——在鲁迅笔下的他，完全是个“小人”
他的世界观，是黑白两分的，骂人也因此常骂的极端，不能平其情，公其理。他总自信自己骂的公正，其实不全是如此。他终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鲁迅的骂人与被骂，是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我经常想，鲁迅如此好骂，同时也被太多的的人误解和亵渎，绝对不只是人性的问题，而是更关联民族文化问题。
与许广平
鲁迅骂人20年，被骂上千人，数百万言，纯粹私人恩怨出发的，确实微乎其微，而且多半也都还和公共论域相关，完全的人身攻击，他还是不屑的。他与这些人的冲突和骂战，在深层上论说，实际上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文化诸种思潮相碰撞的状态。有时批评的过火，不能代表批评本身有错。
很多人无辜"中枪"，其实是鲁迅将其作为当时生活“乱象”的典型来对待的，不是专攻一人。鲁迅的一生，本身都在致力于反抗"文化压迫"。在他看来，这种"压迫"的环境是由严酷的政策、合谋的文人以及"庸众"共同构成的。所以他只能以批判代替建设，不忘初心，坚守他年轻时就坚定的由文艺作现实改造的理想。
永远深邃的凝视
就此他不仅写了大量笔锋犀利的杂文，毫不隐晦对于人事的态度，不惧畏言论敌，愈挫愈勇地面对知识界"直言"，实质是在超越“圈子文化”在深入思考“立人”的问题。他的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态度，在现代乃至如今的中国，都是让人陌生的，也是不讨喜的，更是容易引发误解的。
也就是说，鲁迅许多尖酸、 冷酷甚至不尽人情的文字，当然是他性格偏执、孤傲伟岸的反应，但实际上，所蕴含着的，是深层的文化意绪，对我们来说，要完全理解他，还不是时候，可能也没有那个时候了。好在他不在乎。
我读鲁迅文集，觉得他讲述更多的，是一种永远的孤独感
鲁迅晚年，曾经在文章中说，人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我也期待我现在所写下的鲁迅，是一个比较真实的鲁迅。不吹不黑，就是最好的尊重方式。
午前，闲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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