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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狗眼看人心》講的是一件“狗咬狗”的小事，但它背後所折射出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處境才是這部電影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那還是2014年，有一陣子，吳楠總給身邊人講一件糟心事。一位編劇的狗被鄰居家的藏獒咬了，編劇想找藏獒主人討個說法。先是和警察周旋，遇對方親戚耍賴，又被流氓恐嚇，被商人算計，折騰了一通，最後連主人面兒都沒見到，更別提道歉了。
故事每講一次，都能引出一籮筐抱怨。身為編劇和大學老師，吳楠周圍大多是外表光鮮、多少有點身份地位的朋友，提到那些日常生活中的憋屈事，大家竟都像是弱勢群體，各有各的遭遇。
她原本想把這故事作為一個“段子”，存在自己的編劇素材庫裡，讓她改變想法的是導演徐崢。當時，吳楠正和徐崢合作一個項目，閒聊的工夫，又把這個故事給徐崢講了一遍。徐崢一聽，覺得有意思。“狗咬狗”看起來是個瑣碎小事，是雞毛蒜皮的鄰里糾紛，但這小事折射出的中產焦慮和知識分子處境是可以深入挖掘的。 “不要把它做成段子用在別的劇本里，單獨寫出來，就寫這個故事。”徐崢對吳楠說。
這給了吳楠信心，2015年，她花了幾個月時間把劇本寫了出來。和以往《滿城盡帶黃金甲》《十月圍城》那樣的項目比，這部後來定名為《狗眼看人心》的電影劇本吳楠寫得很快。除了用一些戲劇技巧增強了人物性格和故事衝突，劇本主體故事與吳楠反覆給朋友們講的那個版本高度重合。重合到什麼程度？“連劇本里反覆協商、修改的索賠金額都與真實事件是一樣的。”吳楠說。
《狗眼看人心》海報
第一眼看上去，《狗眼看人心》像是一部萌寵電影。劇組請來了加拿大馴獸師安德魯·辛普森，這位被稱為“狼王”的馴獸師曾花三年時間一手訓練了電影《狼圖騰》中的二十幾只野狼。《狗眼看人心》中的狗主角“妮蔻”是隻雪納瑞，辛普森和他的六人團隊用三個月時間訓練了三隻雪納瑞，教會了“妮蔻”表演動作戲，展現虛弱、驚恐，甚至奄奄一息。讓國內馴獸師束手無措的藏獒也被辛普森調教得很聽話。除此之外，劇組在籌備期廣招狗演員，在幾十只品種各異的狗中選出十幾只，它們都參與了電影的演出。
在最後的電影呈現裡，妮蔻和藏獒有“動作戲”，黃磊主演的男主角餘峰也與“狗群演”有一大場雞飛蛋打的對手戲。“但如果把它定義為萌寵電影，就太表面了。”吳楠說，透過萌寵和“狗咬狗”這件事所呈現出的社會問題才是她寫這個劇本，並把它作為自己的導演處女作的動力。
最近幾年，“萌寵電影”成了院線電影中很受歡迎的一個類別。無論是早期的《導盲犬小Q》，日本和好萊塢版本的《忠犬八公》，還是近期的《流浪貓鮑勃》，主打寵物牌的電影總能在市場上有一席之地，2017年上映的《一條狗的使命》甚至賣出了超過6億元的高票房。
這些電影大多強調寵物和人的親密關係，走溫情路線，最後總能賺走觀眾感動的眼淚。 《一條狗的使命》劇照
但《狗眼看人心》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線。故事的觸發點在狗身上，但電影講的卻是人與人之間的事。故事發生在北京六環外一個高檔別墅小區裡。假期將至，編劇餘峰和妻子亮亮準備帶一家老小去海邊度假。餘峰出門取東西的工夫，一隻無人看管的藏獒盯上了他，人和狗扭打在一起，家裡的雪納瑞“妮蔻”救主心切，撲到藏獒身上，救下了主人，自己卻被藏獒咬成重傷。
狗惹了事，得主人負責。餘峰一家人呼叫警察，聯繫狗主人——一位神秘的老太太。對方像是有權有勢的人家，態度傲慢，不露面，不道歉。不僅如此，老太太為了接回被警察帶走的藏獒，派司機出馬，連威脅帶恐嚇，後續還委託了精明的商人來討價還價。餘峰是個固執的知識分子，不想以惡制惡，也不願意被錢財收買，一心想得到個誠懇的道歉，為了達成這點要求，一家人被折騰得不輕。
《狗眼看人心》劇照
“這件事要表達的是一種焦慮感，或者說是看似光鮮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那種脆弱。”吳楠說，當初知道這個故事時，自己就觸動很大。她和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樣，有份體面的工作，住在郊區的大房子裡，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看似安穩。
“但這一件小事，就能瞬間把你擊潰，你會發現，你平時堅持的那點東西瞬間就站不住腳了。”吳楠指的是像餘峰、像她自己一樣的知識分子的立場。電影裡，“狗咬狗”事件一出，警察態度曖昧，司機小田用流氓的方式威脅，原本想靠正常途徑解決問題的餘峰夫妻立刻被帶進了坑，“你馬上就會想自己有沒有什麼權貴可以幫忙，又沒有能以暴制暴的方法，你不得不用對方的邏輯解決問題”。
家庭內部關係也在這樣一件小事的衝擊下暴露了問題。餘峰是那種典型的有點軸、有點不合時宜的知識分子，不願屈從於權力，不想以暴制暴，也不認為這是能用錢解決的事，一心想以正規途徑尋求和解。亮亮是個有點世俗的女人，堅信“誠意不用錢表達，用什麼表達”。亮亮的母親被吳楠設置成“經歷過‘文革’”的那代人，警惕性高，總不吝把人想得很壞，時刻處於備戰狀態。亮亮的父親則是那種典型的犬儒主義者，不想惹衝突，維不維權也無所謂，息事寧人最重要。
家庭成員各自的價值觀在瑣碎的生活中並不會凸顯，但一遇到事就暴露無遺，衝突也自然出現了。這些衝突有代際間的差異，也有不同成長背景和文化背景下夫妻雙方難以達成的共識。一場“狗咬狗”的事，就讓一箇中產階級家庭中的每個人都腹背受敵。朋友關係也變得脆弱。有些原以為能幫忙的有權有勢的朋友，細想一下，不過是“只能過一件事的交情”，平時呼朋喚友，真遇到事了還是孤立無援。
邊寫劇本，邊結合自己的經歷，吳楠更覺得，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是活得最小心翼翼的一群人。電影裡，餘峰一家不僅怕可能是什麼大人物的狗主人，怕警察方面徇私，“光腳的不怕穿鞋的”，餘峰一家“穿著鞋”，所以他們還要怕流氓司機，怕有可能的來自因“狗咬狗”這件事被開除的藏獒飼養員的報復。
怕權力、怕對方的背景、怕暴力，還怕耽擱在這一件小事上的時間成本，這些種種顧慮讓體面的中產階級在失去合法、合理解決途徑時也失去了議價能力。餘峰和亮亮很快“耗不起了”，不得不答應對方開出的條件，以委曲求全的方式息事寧人。
這是一種對所謂現實的妥協，也是對自身堅持的原則和立場的妥協，這些“妥協”和它們背後的社會生存邏輯正是《狗眼看人心》想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出於商業性上的考量，吳楠在導演和編劇時都給《狗眼看人心》增加了一些她所認知的商業元素，比如在美術設計上更清新、前衛，給餘峰和狗狗們加了一場動作戲，電影整體風格也傾向於輕喜劇。作為一個從業多年的電視劇和商業電影編劇，吳楠很清楚，“中產階級，狗咬狗的小事，沒有愛情元素，沒有清晰的類型劃分⋯⋯這個故事的商業屬性並不好”。
但她之所以還願意把這個故事寫出來，並親自導演，除了徐崢給她肯定，周圍朋友對這件小事的感同身受也讓她對這個故事增加了一點信心。“這電影需要找到它的受眾。”吳楠說，一個生活在別墅裡的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並不容易博得共情，乍看起來更像是矯情，但這群人的脆弱和困擾是真實存在的。
（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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