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暑假的周末，我被爷爷、奶奶安排看家。当时我爷爷刚刚离休，似乎对已经到来的大把空闲时光有些茫然。于是父亲在单位借了一辆汽车，要带爷爷奶奶外出转转。爷爷决定去吉林市北部一个叫杨木的乡镇，探望他的三姑夫妇。虽然是亲属，因为工作忙和相隔远，爷爷已经好久没有见过他的那两位长辈了。我本来也想挤进汽车里去凑热闹，可巧爷爷家所在的平房区治安状况那几日又不乐观，家里需要有人留守，于是我只能在屋子里用写作业和看小人书打发看家的时光。黄昏时，爷爷奶奶才回来，在我吃饭时，奶奶兴匆匆地从兜里拿出一张纸包纸裹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是一些女孩子的合影。她说这张从杨木带回来的照片上有她少年时的身影，让我猜猜照片里哪一个是她。
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奶奶小学毕业之前,拍摄地点是当时永吉县公立额赫穆国民优级小学附近校长住宅的门口。当年还被叫做额赫穆的天岗镇是清代吉林城通往宁古塔方向的驿路要站，吉敦铁路贯穿该镇并设有火车站。早在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民国时的吉林地方政府就在镇里设有永吉县第十七小学校。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管理权被日伪当局窃取，1937年5月，日伪当局颁布了新学制，从1938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学制规定小学仍保持民国时的两级六年制，四年初级小学为“国民学校”，二年高小为“国民优级学校”。永吉县第十七小学校保持了六年建制，故而更名为永吉县公立额赫穆国民优级小学。
新学制与旧学制形相似，意却不同。新学制要求从小学生开始就学习日语，甚至把日语定为国语，把汉语定为满语，两种语文课时数相当。为了奴化中国孩子，所有学校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即升旗仪式，仪式上宣读所谓的诏书，并向“帝宫”（伪新京）和“皇宫”（日本东京）方向鞠躬遥拜。配合其它一系列奴化教育措施，强迫中国孩子从小只认同“日满一心一德”的“新国家”。同时，为了拥有供今后日本侵略者驱使的有素质的廉价劳动力，新学制还强调要求各学校“知识、技能应选于国民日常生活所必需、且与地方产业有直接关系者授之。务必注重实验与劳作，使之明确了解，应用如意。至于地方之政治、产业、经济、文化等各机关，尤应注意，务使体会其构成与应用，以期教育之实际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辑》）。因而根据奶奶当年的描述，民国时适龄儿童上小学是自愿为主，伪满则是由小学校长带队去天岗镇及周边村屯做宣传动员工作，力争让学校周边有能力负担孩子上学的家庭都能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让适龄儿童入学好像是校长必须履行的职责，入学率似乎也是考核校长工作成效的标准。奴化教育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不过也有一个聊以慰藉痛苦的“副产品”——女童入学终于有了结果。
成书于伪满时期的《吉林新志》记载：“本省居民多来自中国，故一切礼俗习惯，多沿中国内地之旧。男女之间防闲甚严，且重男轻女。学校创设以前，女子就学者寥若星辰。学校兴后，初小教育，虽已打破男女之界，然旧习难改……”当时农村甭说女孩，男孩上学的也不多。特别是男女同校更为守旧势力诟病。以至于新学制里，中等以上教育仍实行男女分校。
我奶奶家当时住距天岗镇十多里远的大伙棚沟，算是当地比较殷实的住户。因为受旗人习惯的影响，家中女孩地位并不低，奶奶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在周围村屯已经是很幸运的女童了。某一天，天岗小学新到任的高校长带领教师到家里宣传适龄儿童入学，家里人很快就同意奶奶的大弟弟入学。谈话间，高校长随行人员中的一位女老师提出女童入学的建议，家里人表示反对，说我奶奶已经十多岁了，属于大女孩了，且已经上过私塾，不宜再进学校。但这位脸上长有浅雀斑的高个子女老师仍反复强调学校与私塾之间的区别，以及女童继续学习的诸般好处。
随后几天，那位女老师经常到我奶奶家做动员工作，家里人渐渐对学校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我奶奶已经为那个女老师的谈吐着迷，对她说的学校心驰神往。在老师走后奶奶便跟家长哭闹，希望能和弟弟一起去学校上学。因为奶奶的父亲经商，还是比较开明的，同时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年纪太小，上学放学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于是就答应了我奶奶上学的要求。不久之后，奶奶的弟弟正常入学，奶奶则被插班到了三年级。虽然我奶奶的国文水平不错，但日语和算术却完全不会。好在那位女老师主动利用课后时间义务为奶奶补课，女老师的课讲得清楚明白，在她的悉心帮助下，没用多久，奶奶就赶上了学习进度。其实这位女老师并非只照顾我奶奶一个人，作为小学里为数不多的老师，她还为许多插班生义务补课，也因此，赢得了学生们的普遍尊重。这位女老师就是我爷爷的三姑——吴芳兰老师。
某一天，因校长的朋友到学校拍摄照片，吴芳兰老师发现后软磨硬泡，非让那位摄影师为当时额赫穆小学所有女学生拍一张照片。课间时，女孩子们虽然并非谁都知道拍照片是怎么回事，可看到尊敬的吴老师在恳求拍照，便一窝蜂跟着恳求。最后摄影师实在没有办法，就在高校长住宅门前，为女学生们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照片中间站立的就是吴芳兰老师，在拍照的那个瞬间，一贯不苟言笑的她不知为何有些紧张，而这紧张反倒使得她在照片里的形象非常端庄。她毕业于吉林城的女子高中，因为丈夫在临近天岗镇的江密峰镇担任老师，为了离丈夫近一些，她主动把工作调整到有空额的额赫穆小学任教。从这里去江密峰，总要比从市区去江密峰近上很多。她是那样地深爱自己的丈夫，尽管直到光复后，她才知道自己的丈夫竟然是早已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地下党员。
额赫穆小学所有的女学生按个子的大小被安排蹲在台阶前和站立在台阶两侧，她们紧张而又兴奋地按照高校长和摄影师的指示摆好姿势，并听从摄影师地讲解，不娴熟地把自己最合格的表情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我的奶奶因为个子高，被安排在画面的右侧最前方。这时她已经是学校里学习成绩比较突出的学生了，作为女学生中的高年级大姐姐，笑容中透着从容和自信。奶奶的记忆里非常好，直到晚年她仍清楚地记得照片中每个人的姓名，每当此时她也会轻声感慨：“多亏了高校长和吴老师，这里不少女孩才没有成为睁眼瞎（文盲）！”
在那个八十年代夏天的夜晚，奶奶说她非常激动不仅仅是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师，而且还知道了吴老师当初就是拿这张照片给自己的侄子介绍亲事。我仔细端详了一下照片，奶奶小时候的面庞是圆润而洋溢着活力的。爷爷说，虽介绍亲事是拍照之后好些年的事情，但凭借吴芳兰老师的介绍，以及照片上奶奶灿烂的笑容，当时还在长春读高职的爷爷就决定去天岗看看照片里的女孩。那天晚上，奶奶把这张照片用稿纸重新纸包纸裹起来，放在装照片的铁质糖果盒的最下方。
多年后，我在一份伪满印制的《永吉县教育会主催访日教育观察团报告》资料中发现，奶奶提起的那位校长叫高鸿勋，在资料照片中，一群身穿汉奸协和服赴日参观的吉林小学校长中的某一位就是高鸿勋，遗憾的是爷爷奶奶都已去世，已经没有人能辨识出那位是高校长了。
奶奶去世后，这张珍贵的老照片一直由我保管。我对这张照片分外珍视，不仅因为这张照片可能是吉林城周边乡镇小学为数不多的一张女学生合影，更因为照片上有我两位亲人。前几年，有机会去天岗镇，特意按奶奶生前描述，去寻找当年的拍照场地上。大致确认了地址后，却没能见到一点照片上的旧日痕迹，细雨中只见到现代化的中心小学教学楼和安静的操场……雨一直下，不大，却不停，纷乱得就如同我的思绪，模糊着心中那张照片泛黄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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