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國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以來，老齡化程度持續高於全世界平均水平且差距不斷拉大。在較大的人口基數以及較快的老齡化進程的雙重因素下，我國老年人口數量龐大且快速增加。

2019年2月28日，國家統計局在其官網發佈了“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報顯示，截止2018年末，中國0-15週歲人口（含不滿16週歲）為24860萬人，比60週歲以上的老年人少了89萬人，這也是60歲以上人口數量首次超越0-15歲人口，其中65週歲以上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827萬人，中國老齡化進一步加劇。

根據聯合國統計司數據，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在2020年和2030年將分別達到1.68億人和2.35億人，佔全世界65歲及以上人口總數的23.4%和24.2%。龐大的老年人口規模預示著巨大的養老服務潛在需求，這也是目前市場上很多企業進軍養老服務領域的主要原因。

然而，養老服務潛在需求向有效需求的轉換受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老年人口結構特點等因素的影響，對我國養老服務市場需求的準確把握需要關注上述因素的影響。

判斷一：僅從老年人口規模角度對養老服務需求的判斷存在明顯高估

人口規模和老齡化程度的變化，是決定未來養老服務潛在需求規模的基本因素。但潛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轉化過程中，還需要進一步考慮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老年人口結構。特別要考慮我國“未富先老”以及快速城鎮化進程仍未完成的特殊背景。

“未富先老”的特殊背景，是我國人口老齡化不同於發達國家相似發展階段的重要特徵。

通過與部分發達國家和地區相似經濟發展水平和老齡化程度的比較，以美國、日本、芬蘭、中國香港地區為參照，“十三五”期間及2030年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領先於經濟發展水平分別為30年左右的時間、10-15年的時間、5-10年的時間、20年左右的時間（見表1）。“未富先老”的現實情況意味著老年人對養老服務缺乏支付能力。

表1 人口老齡化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似階段的國際比較

據調查, 2014年, 我國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月平均只有2061元, 而養老機構平均收費為2134元/月。雖然從數值上看, 後者比前者高出的並不算多, 但入住老人除了支付養老機構服務費用外, 還要負擔自己相對高昂的醫療費用以及必要的日常其他開支。

居家養老服務收費也較大程度超出了老人的實際支付能力, 比如, 2013年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瀋陽、成都、西安和鄭州等十城市, 陪同老人看病、家庭病床、康復服務的市場平均價格分別為28.75元/次、43.21元/天、32.85元/次, 而老人的可接受價格分別為14.75元/次、28.58元/天、21.02元/次。市場價格與老人接受程度存在較大差距。

由於歷史上我國勞動者工資普遍較低, 個人積蓄較少, 再加上社會保障水平較低, 物價上漲等客觀原因, 相比金字塔型的整體社會階層結構, 目前高收入和中等收入老人更少, 低收入老人佔的比重更大, 並且高收入和中等收入老人大部分為60—70歲的自理老人, 低收入老人大部分為70週歲以上, 更需要醫養融合養老服務的失能老人。目前的老年人收入及其群體結構狀況決定了僅僅老年人群體自身無力承擔昂貴的社會養老成本。

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通過各種渠道外出求學、工作，最終定居在城市，僅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才能夠將老人接到經濟更為發達的地區贍養，老人成為留守老人。農村勞動力補充城市的同時，加速了農村老齡化的進程，城鄉老齡化問題出現倒置。隨著年輕勞動年齡人口的流遷規模與幅度提高，未來農村的人口老齡化程度還將進一步超過城市。

養老產業發展處於初級階段，供給嚴重不足，並且目前大型企業都緊盯著一二線等發達地區和高消費人群，發達地區的養老市場和高消費人群已經變成各大養老企業一片互相撕殺的紅海，對於農村這塊養老藍海由於市場大而散投入大、消費能力低，還沒有引起大家足夠的重視。

農村市場化養老市場一片空白，與發達地區養老床位數相比有較大差距，我國農村老年人對養老機構的需求有較大的缺口，養老機構及床位數供給遠小於需求，供需矛盾十分突出，限制了農村老人養老需求的釋放。由於我國的養老產業才剛剛開始發展，在城市尚無真正成熟的模式，所以在農村養老產業作為一個涉及極廣的新興市場，這塊處女地有待有志的養老企業做進一步開發。

判斷二：“十三五”及2030年我國養老服務的剛性需求相對不高，為養老服務體系的發展完善提供了緩衝

有研究指出，有六類老年服務特殊人群引致老年服務的絕對性和剛性需求，包括高齡人口、失能半失能老人、空巢老人、失獨老人、貧困老人和農村老人。其中，人口高齡化是一個重要因素。

與人口老齡化相比，我國在“十三五”時期及2030年的人口高齡化嚴峻程度相對低一些，尚處於“輕度”老齡化向“中度”老齡化的發展階段。這意味著老年人口對養老服務的剛性需求尚不是十分強烈，降低了對養老服務需求的緊迫性，同時也為我國養老服務體系的發展提供了緩衝。

如果以“80歲及以上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衡量人口老齡化程度，則“十三五”時期及2030年，我國老年人口中高齡人口占比基本保持穩定，大體在15%-16%之間。“十三五”時期及2030年，我國“80歲及以上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大致相當於美國60年代、日本和芬蘭80年代初、中國香港地區90年代的人口高齡化程度，且低於全世界平均水平。

從絕對數量來看，我國80歲及以上高齡人口在2020年和2030年將分別達到2622萬人和3700萬人（見圖1）。2025年前後，我國80歲及以上人口在全世界80歲及以上人口中佔比超過總人口在全世界人口中佔比，之後二者的差距逐步擴大，顯示出人口高齡化程度日益嚴峻的趨勢。

從高齡人口的增長來看，2015-2020年、2020-2025年、2025-2030年、2030-2035年高齡人口增加量分別為305萬人、313萬人、766萬人、1449萬人。2030年尤其是2025年之前，高齡人口增加量較小，2030-2035年間增加量最大且大幅超過之前。

中國未來8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及在全世界佔比

判斷三：2030年以後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突出，養老服務需求更為迫切

從老年人口數量變化來看，2030-2035年間，我國65歲及以上和80歲及以上人口的增加量進入高峰且大幅高於之前。進一步考慮我國人口結構特徵及對養老服務需求支付能力的因素，可以判斷，2030年以後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將更為突出，養老服務有效需求會明顯上升。

我國建國之後經歷了三次“嬰兒潮”。第一次是1950-1957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約2100萬人；第二次是1962-1973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約2700萬人；第三次是1985-1991年，平均每年出生人口約2400萬人。從前兩次“嬰兒潮”高峰大致可以推算出未來60歲、65歲、80歲幾個時點的老年人口高峰（見下圖）。

注：圖中實線方框代表1950-1957年的“嬰兒潮”，虛線方框代表1962-1973年的“嬰兒潮”。

從“嬰兒潮”帶來的老年人口的疊加情況可以看出，2030年以後，我國面臨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將更為突出。表現為：1950-1957年的“嬰兒潮”進入80歲高齡，1962-1973年前半期出生的“嬰兒潮”進入65歲，而後半期出生的“嬰兒潮”進入60歲。

我國首批中產階級即將步入退休生活。首批中產階級主要指的是在改革開放後首批通過自身努力，留有一定積蓄的群體。這一群體目前主要集中在50歲至65歲這個區間，是近10年內養老消費的主力。

從財富及資產在不同年齡群體的分佈來看，當“60後”一代進入退休年齡後，養老服務需求的支付能力將明顯提升。

家庭財富中佔比最大的資產——住房的擁有情況顯示，“60後”一代的住房自有率水平較高，擁有多套住房的佔比也最高。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城鎮家庭中，戶主年齡在40-49歲的“60後”家庭住房自有率水平接近80%，高於全部家庭平均水平。

而且，從住房來源來看，“60後”家庭享受福利分房的概率較高，這使其可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住房自有，也為其之後購買商品房積累了財富。2012年城鎮住戶調查數據顯示，戶主年齡在40-49歲的家庭擁有多套住房的比重高達18.5%，是不同年齡段家庭中最高的。此外，受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60後一代的養老對社會養老服務的需求也將上升。

因此，首批中產將為養老市場帶來變革，城市中已逐步出現消費能力較強的老年人。這個群體能夠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的首批中產，一方面受益於改革開放的政策變化，嗅到了商機而發家致富；另一方面，其中不少人接受了文革後的第一批高等教育，通過自身的知識水平和技術優勢，逐漸步入各個單位企業的中高層管理崗位；再者，其中大部分人也是首批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人口，他們受益於中國城市發展最快速的時期，在資產價格還未上漲時已經解決了相關剛性的需求。因此這一批中產階級將為養老市場注入較強動力。

城市中首批中產同樣面臨空巢老人、子女贍難等問題，中高端養老將率先發力。他們是新中國第一代和第二代嬰兒潮疊加人群，也是第一批獨生子女的父母。這一代人對於社會養老的需求對養老產業將有兩重效應：其一是“老年人口紅利”效應，即老年人口增多，其二是個體消費能力上升效應，即老年人個體消費能力上升，因此他們的需求應值得企業的關注。他們將能夠負擔得起改善退休後生活狀況的經濟能力，因此高質量、高起點的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養老機構都將受此帶動，率先迎合高淨值客戶養老的需求。

對策建議

為推動養老服務業健康有序發展，建議在把握我國養老服務需求中長期變化趨勢的基礎上，抓住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緩衝期，合理規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從我國養老服務體系現狀和發達國家養老服務體系制度建設歷程來看，未來養老服務體系制度環境建設和完善方面有以下幾個重點。

發展養老服務業，直接目的是向老年人群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同時也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路徑之一。在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促進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方面，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伴隨供給側改革的深入，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需要完善政策供給，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創新養老服務業發展的頂層設計，加強制度建設，彌補制度漏洞，形成有機銜接的高效制度體系；

第二，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建立長效管理體制，打破政策分立、管理分割的格局，同時要健全包括稅收政策等在內的促進養老服務業發展的配套政策，尤其是要完善土地政策，保障土地資源供給，建立統籌規劃、精準支持、合理高效的政策體系；

第三，健全養老服務業發展的法律法規，明確規定養老服務的標準和內容，強化有效監管，為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提供法律保障，確保養老服務業健康和規範發展；

第四，建立和健全養老服務業發展的標準體系，既要獲得行業認可，也需得到市場認可，增強標準的通用性，這也是發達國家養老服務業發展實踐已經證明了的成功經驗。

老年人群體，是發展養老服務業的根本動力，要完善包括社會保障等諸多措施在內的保障體系，增強老年人群的消費供給水平。要積極拓展養老金來源渠道，逐步提高養老金待遇，不斷增強老年人對養老服務消費的支付能力。

只有提升老年人的支付能力，才能增加老年人對養老服務和產品的消費，而老年人群對養老服務與產品消費的上升，也會進一步豐富養老服務的內容和市場化產品，進而增加老年人群的消費供給，提高消費供給水平。

此外，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以及相關配套政策的健全，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將得到更有力地保障，老年人的消費供給能力將得到進一步提升，進而擴大養老服務的有效需求，推動養老服務業的發展。

養老服務業是一個涉及領域眾多的行業，包括養老金融、養老地產、老年旅遊等。加快養老服務業發展，保障養老服務的供給，需要金融服務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養老金融的強大的資本供給能力。

發展養老金融，增強發展養老服務業的資本供給水平，離不開商業銀行等金融主體。作為現代社會中一個重要的金融主體，商業銀行在促進養老服務業加快發展方面大有作為，因此，要積極構建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養老金融服務體系和支撐體系。養老服務業涉及諸多領域，投資要求高，且效益回報週期長，需要金融機構強大的資本供給作為支撐。

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具有諸多方面的經驗和長處，可以為養老服務業的投融資、設計與開發、運營與管理等提供一體化金融支持，可以為養老地產及老年旅遊等提供有力的資金支持，併發揮在養老項目的選擇、評估與風險管理等方面的優勢，提高養老服務業經營主體在項目建設和運營方面抵禦風險的能力，從而促進養老服務業的穩健運營，保證養老服務的有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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