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這是老伴楊喬多年前寫的一篇來訪接待手記，刊登於《經濟日報》，後選入《經濟日報》創刊二十週年徵文集。文章雖然寫於20年前，但至今讀來，仍令人感慨不已……人，原本生而平等，然而，由於種種原因，人，常常是生而不平等！
一位特殊的來訪者
楊喬
有些事，
並不因為歲月流逝而遠去。
有些人,
並不因為不常見面而忘記。
那是1999年6月月9日，他來訪的目的很簡單,就是想同報社記者聊聊。
當他走進經濟日報接待室時,猛一見,我有些害怕：這是一個足有兩米多高的“巨人”,頭出奇地大,臉己嚴重變型,在他用作裝飾的墨鏡後面,是一雙鼓出來的眼睛。
他緩慢而清晰地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北京知青的後代。母親原是北京知青,60年代到山西農村插隊落戶,後在山西工作併成了家。父母現在都己退休。父親的單位還可以,退休後每月能領400元退休費。母親單位條件很差,常常領不到錢,靠看公用電話維持生計。
我自小在北京跟著姥姥姥爺生活,也曾有過歡樂的童年,但是,自6歲開始,我就患了纖維異常增生症,後來又併發腦垂體惡性纖維組織細胞瘤,致使雙目幾乎失明,右眼只有微弱視力,而且又導致發育失調,現在身高己有兩米多,體重130公斤。
因為得了這怪病,爸爸媽媽己經為我想盡一切辦法。23年來,他們帶著我跑遍了北京的各大醫院,許多專家為我會過診,但是病情還是無情地發展,我的家已為我一貧如洗，今年1月,醫生作出診斷,我的病情將很快會危及生命。
這麼多年與疾病打交道,我己經非常疲勞。可惜生命已經沒有多少時間,我還是很留戀,因為我才29歲。上個月,我在北京紅十字會（協和醫科大）辦了一個證書,申請去世後把遺體無償地獻給醫院,讓專家解剖研究,更好地為別人治像我這樣的病。我還到同仁醫院辦了遺體眼球捐獻卡,儘管我的視力不好,但我的角膜或許對別人會有用,所以我也要捐出來。
說到這裡,小劉掏出北京紅十字會（協和醫科大）的捐獻證書,以及北京同仁醫院的遺體眼球捐獻卡給我看。
接待室裡,寂靜無聲。看著這位因病而身體變形的知青孩子，我已不再害怕，只有同情和憂傷。
小劉又說,由於腦垂體異常的原因,我的頭變得很大,冬天天冷,買不到帽子,媽媽只好用手縫。二姨住在北京,是看著病魔伴隨我一塊長大的。為了給我買特型衣服，二姨騎車到處跑。最後沒法,也只有自己做。二姨真好,但她也有難處，她也下崗了。
我在別人家裡,時間長了是要給別人添麻煩的，所以我這次來北京看病,都是住最便宜的地下室。吃飯也是每天三頓壓縮成兩頓,有時只吃一頓。兩年前,醫生曾給我宣判了死刑,兩年過去了,我挺過來了。現在,醫生又宣判我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一邊完成了申請捐獻遺體及角膜的事,一邊吃中藥治病。吃中藥後,眼睛感覺好些了。但現在不準備再吃了,因為己經沒有錢。在北京,我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包括給我開中藥的那個大夫,有3000多元的中草藥都是免費的。但好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過幾天我還是準備回山西父母的身邊去。
得知小劉的情況,我和報社的同事（其中包括原社會部副主任童之琦、科技部陳建輝、證券部陳惠民)給了小劉一點微薄的資助。我們都安慰他。雖然我們也知道,資助是有限的,安慰也是有限的。但我們心裡會一直惦記著,在山西省垣曲縣比子溝礦永恆區三棟西門101號,有一個北京知青的孩子,他患了不治之症,在艱難求生的同時,還在想著身後捐獻遺體角膜為他人盡一點力。我們還想讓這個孩子知道,在北京,在經濟日報,有不少關心著他的人們。
臨走時,我與小劉交換了聯繫地址，他堅持要用鋼筆自己記一一我明白他是想讓我知道,他還能看得見。小劉堅持不要我送他下樓，但他請我替他按一下從6樓到1樓的指示燈一一其實他是幾乎看不見的。
就在那一天,6月9日,我記住了這個北京知青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劉海峰。
第二年元月15日,小劉用特快專遞郵來了一個包裹,裡面裝著山西當地的特產一一用蜂蜜、江米和豆沙油炸而成的蜜餞糕。那浸透了蜂蜜香甜的一包炸糕的後面,是小劉對報社關心他的人們的無限深情。包裹裡面,有紙一張,小劉用他那幾乎失明的眼睛,摸索著寫了一首小詩：
傳統風味食品,
本地小小特產，
很是不成敬意！
願你們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願天下所有好心人,一生平安。
（原載1999年6月16日《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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