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詹小注：这是老伴杨乔多年前写的一篇来访接待手记，刊登于《经济日报》，后选入《经济日报》创刊二十周年征文集。文章虽然写于20年前，但至今读来，仍令人感慨不已……人，原本生而平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常常是生而不平等！
一位特殊的来访者
杨乔
有些事，
并不因为岁月流逝而远去。
有些人,
并不因为不常见面而忘记。
那是1999年6月月9日，他来访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同报社记者聊聊。
当他走进经济日报接待室时,猛一见,我有些害怕：这是一个足有两米多高的“巨人”,头出奇地大,脸己严重变型,在他用作装饰的墨镜后面,是一双鼓出来的眼睛。
他缓慢而清晰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我是北京知青的后代。母亲原是北京知青,60年代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后在山西工作并成了家。父母现在都己退休。父亲的单位还可以,退休后每月能领400元退休费。母亲单位条件很差,常常领不到钱,靠看公用电话维持生计。
我自小在北京跟着姥姥姥爷生活,也曾有过欢乐的童年,但是,自6岁开始,我就患了纤维异常增生症,后来又并发脑垂体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致使双目几乎失明,右眼只有微弱视力,而且又导致发育失调,现在身高己有两米多,体重130公斤。
因为得了这怪病,爸爸妈妈己经为我想尽一切办法。23年来,他们带着我跑遍了北京的各大医院,许多专家为我会过诊,但是病情还是无情地发展,我的家已为我一贫如洗，今年1月,医生作出诊断,我的病情将很快会危及生命。
这么多年与疾病打交道,我己经非常疲劳。可惜生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我还是很留恋,因为我才29岁。上个月,我在北京红十字会（协和医科大）办了一个证书,申请去世后把遗体无偿地献给医院,让专家解剖研究,更好地为别人治像我这样的病。我还到同仁医院办了遗体眼球捐獻卡,尽管我的视力不好,但我的角膜或许对别人会有用,所以我也要捐出来。
说到这里,小刘掏出北京红十字会（协和医科大）的捐献证书,以及北京同仁医院的遗体眼球捐献卡给我看。
接待室里,寂静无声。看着这位因病而身体变形的知青孩子，我已不再害怕，只有同情和忧伤。
小刘又说,由于脑垂体异常的原因,我的头变得很大,冬天天冷,买不到帽子,妈妈只好用手缝。二姨住在北京,是看着病魔伴随我一块长大的。为了给我买特型衣服，二姨骑车到处跑。最后没法,也只有自己做。二姨真好,但她也有难处，她也下岗了。
我在别人家里,时间长了是要给别人添麻烦的，所以我这次来北京看病,都是住最便宜的地下室。吃饭也是每天三顿压缩成两顿,有时只吃一顿。两年前,医生曾给我宣判了死刑,两年过去了,我挺过来了。现在,医生又宣判我的日子不多了。所以,我一边完成了申请捐献遗体及角膜的事,一边吃中药治病。吃中药后,眼睛感觉好些了。但现在不准备再吃了,因为己经没有钱。在北京,我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包括给我开中药的那个大夫,有3000多元的中草药都是免费的。但好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所以过几天我还是准备回山西父母的身边去。
得知小刘的情况,我和报社的同事（其中包括原社会部副主任童之琦、科技部陈建辉、证券部陈惠民)给了小刘一点微薄的资助。我们都安慰他。虽然我们也知道,资助是有限的,安慰也是有限的。但我们心里会一直惦记着,在山西省垣曲县比子沟矿永恒区三栋西门101号,有一个北京知青的孩子,他患了不治之症,在艰难求生的同时,还在想着身后捐献遗体角膜为他人尽一点力。我们还想让这个孩子知道,在北京,在经济日报,有不少关心着他的人们。
临走时,我与小刘交换了联系地址，他坚持要用钢笔自己记一一我明白他是想让我知道,他还能看得见。小刘坚持不要我送他下楼，但他请我替他按一下从6楼到1楼的指示灯一一其实他是几乎看不见的。
就在那一天,6月9日,我记住了这个北京知青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刘海峰。
第二年元月15日,小刘用特快专递邮来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山西当地的特产一一用蜂蜜、江米和豆沙油炸而成的蜜饯糕。那浸透了蜂蜜香甜的一包炸糕的后面,是小刘对报社关心他的人们的无限深情。包裹里面,有纸一张,小刘用他那几乎失明的眼睛,摸索着写了一首小诗：
传统风味食品,
本地小小特产，
很是不成敬意！
愿你们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愿天下所有好心人,一生平安。
（原载1999年6月16日《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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