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站出来为博古辩护，挖苦毛主席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主席反唇相讥后，凯丰无言以对。
毛主席后来还多次提到这件事。1962年1月对日本一个访华代表团谈话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在遵义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不得不承认博古和李德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又坚决反对撤掉他们的指挥权。遵义会议后，凯丰还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凯丰光明磊落，知错能错。此后，在长征途中，尤其是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凯丰都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
左起：张闻天、康生、恩来、凯丰、王明、毛泽东、任弼时、张国焘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并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退却的主张。凯丰明确支持北上。他写了长文《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刊登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上，批评张国焘搞的西北联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联邦”进去。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的文章。当时，张国焘看了凯丰的文章极为恼火，但也对其没办法。
1935年7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解决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凯丰在发言中当面批评张国焘随意退出通江、南江、巴中苏区的错误。在8月间中央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和9月间召开的俄界会议上，凯丰都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的统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立场。
1937年的2月27日，凯丰在延安发表了长达三万言的《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一文，引用了许多内部文件，全面批判了张国焘，文章指出：“国焘路线的性质是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这就使人觉得他把人数众多、有光辉战斗历史的四方面军贬成“土匪”、“军阀”的队伍，引起四方面军官兵的强烈不满。
凯丰
这是党史上最早系统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文章，但引发了严重的后果：延安抗大学员中的原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因串联三十多人，密谋“拖枪逃跑”的罪名而被捕。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黄昏，抗大全体学员被紧急集合到大操场上。校长林彪站在讲台上，目光严肃，悲痛地告诉大家：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和祈连山的苦战失败了，军首长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壮烈牺牲，部队损失两万余人……
会场上已是哭声一片。尤其是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学员，更是悲伤与迷惘。
也在抗大学习的许世友是被人搀扶着送回宿舍的。他悲伤得一天都没吃饭。
3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延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纷纷召开声讨张国焘的会议。
当时，抗大的一些人错误地把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捆在了一起。
在抗大一队的批斗会上，有些人上批张国焘，下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语，对此，许世友说了几句粗话。有人就说许世友原来就跟张国焘是一伙的，不像红军的高级干部，倒像一个大别山区冲出来的土匪，还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批斗张国焘的会转成批许世友了。
许世友气病了，住进了医院。他在病床上想了三天，终于想到了正在四川率领1000多人打游击的老部下刘子才。与其在这里等待枪决，还不如到他那里闹革命去。
曾和许世友共事多年的王建安首先响应，接着大家都表态赞成。经过秘密串联，到第三天时，延安已有20多个团级干部、2个营级干部、5个师级干部、5个军级干部愿意走。
许世友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走，因为他嫌他们吃不了苦，都要骑马。许世友计划步行7天7夜通过陕北，到达陕西汉中，再到巴山找刘子才部。
许世友精心策划的“逃跑”计划不久泄露了。4月3日上午，原计划跟许世友一道回四川的抗大保卫处处长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不走了。他觉得，许世友的行为太过火了，中央说张国焘的问题仍然是党内矛盾，可以在党内解决，逃跑政治上没有前途，人身也不能保障。
王建安感到问题严重，遂决定向上级报告。他悄悄地找到党支部书记谢富治，向他报告并揭发了许世友将要出走的秘密。
此事谁也不敢怠慢，抗大校长林彪很快就知道了。林彪请示了中央后，召集抗大负责人和学员队的领导刘亚楼等及边区保卫处的人开会处理此事。边区保卫处处长周兴迅速布置人员，把学员队的教室和宿舍包围了起来。把参与密谋的人都抓了，共30多人，包括王建安。
在强大的压力下，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雷明珍很无奈地宣布与之断绝关系（她后来想复婚，许世友却坚决不同意，至死都不肯原谅她）。
组织的误会，妻子的无情，运动积极分子的穷追猛打，把许世友气懵了。他弄不明白自己为革命打了上千次仗，身上伤疤重伤疤，到头来却莫名其妙地成了个反革命。他也不能理解长期领导他们的张国焘为什么会是个坏人，尽管此时的他早已不和以前一样那么崇拜张国焘了——1933年夏，红四方面军连续发动仪南、营渠、宣达战役。这期间，一天傍晚，深受张国焘器重的许世友匆忙赶回报告情况。他径直推开张国焘卧室的门。只见张国焘坐在炕上，搂着一个女文工团员正在调情。从此，张国焘的形象在许世友心目中大打折扣。
头脑简单的许世友把眼前所受到的这一切全都归到了这场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身上。砍头不过碗大的疤，他豁出去了，索性当着审讯、看押人员大骂毛泽东。他以为这样一骂，必然有人会报告上去，毛泽东一动怒，就会下令枪毙他。如果真能那样死去，服也算得上四方面军的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了。
毛主席被惊动了。他把具体负责这场运动的中宣部长凯丰和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召到他的窑洞里，详细了解了抗大风波的情况。
凯丰情绪激烈，要求毛主席应施以严厉手段处置。
而董必武提供的情况对于毛主席亲自出面纠偏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董老说，他巳经分别审讯过许世友、詹才芳、洪学智、陈锡联等人，也和曾参与策划，事到临头又幡然悔悟，向中央密报的王建安谈过话。他认为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与情况，尚不能将抗大风波视作一次集体的反叛行动，而只是他们对在抗大进行的批张运动存在严重的扩大化倾向，把所有原四方面军的官兵和张国焘不加区别地当成了批判对像强烈不满，因此愤而作出了过激的行为。他们在反抗时说的那些出格的话，似不可以此作为定罪的依据，而应视为一时冲动之下的错误言论。他力陈许世友决不可杀，杀许，必然会引起原四方面军官兵的更大恐慌，有可能激化出更大的乱子。
董老还强调了最有说服力的一点，这批密谋拖枪出走的高中级干部，在风波爆发之前都没有和自己指挥的部队取得联系。而当时的情况是，布署在延安地区的部队中，原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仍占红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毛主席恼怒地冲凯丰道：“你搞的啥子名堂？弄得这么多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反对我们，你还能说你正确得很么？凯丰啊凯丰，我看你是要把他们逼上梁山嘛。”
凯丰委屈地申辩道：“主席，我是认真按照你的指示精神布置的。”
“什么我的精神？”毛主席火了，大声批评凯丰，“我的精神、中央的精神是批张国焘，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竿子横扫一大片！我听说，你还别出心裁，跑到抗大去搞什么’究竟是毛泽东水平高还是张国焘水平高‘，以此来划线。还逼着四方面军的官兵人人交待，抢过老百姓的财物没有？奸污过妇女没有？当过反动军阀的爪牙没有？简直是乱弹琴！我看我毛某人，就没有张国焘水平高，张国焘在杂谷脑，在松岗，在甘孜批我毛泽东批得那样厉害，可就没有批一个一方面军的战士。可现在毛泽东批张国焘，居然连战士也不放过！”
那一夜，毛主席睡不好觉了，一整夜坐在办公桌前抽烟，不看文件，也不写文章。连警卫员给他准备的夜宵也不吃。
最高法院特别军事法庭根据认为许世友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处许世友有期徒刑一年，其余人员分别判刑1年、8个月或6个月不等。毛主席要见许世友，许世友却提出要带枪来见，毛主席说完全没问题，结果许世友见了毛主席就跪了，从此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毛主席以其宽阔的胸怀与真诚的态度，很快就化解了这场“危机”。之后，凯丰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对毛主席的处事艺术更是敬佩有加了。
在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2月政治局会议上，凯丰先后被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42年4月举行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落款只有两个人的名字，那就是毛主席与凯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与他人联名发起召开党的重要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持人，就是凯丰。著名的抗大校歌歌词，也是出于凯丰之手。（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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