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在用人，敗在用人。用人與決策一樣成為有效領導者的重要職責。
●知人善用
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說過，“知人難，用人不易。致治之道，實關於此。”如何實現善於任用，古人提出瞭如下諸多的用人原則。
春秋時晉國大夫祁奚請求退職，晉悼公要他推薦一個有才能的人繼任，他推薦了與他有私仇的解狐。解狐上任不久死去，悼公又要他推薦，他推薦了自己的兒子祁午。包括孔子、韓非子在內，都讚揚祁奚“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
據《宋史》記載，參知政事(相當於宰相)范仲淹在用人上十分嚴謹、公正。仁宗當政期間，他在審查擔任各路按察使的人選時，每當看到名單上有不合格的人，便一筆勾之。一次，有位大臣勸他“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則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能用一人的榮辱使一路的百姓遭受危害麼?
朱元璋打天下的時候，從浙東得到“四賢”。他根據他們各自術業的專攻，予以不同使用。劉基善謀，讓他留在身邊，參與軍國大事;宋濂長於寫文章，叫他主理文化;葉琛和章溢有政治才幹，便派他倆去治民撫鎮。
●得人不外四事
曾國藩以八字總結用人之道：“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鮑超是湘軍名將，他本來是胡林翼的舊部，後來因為與多隆阿不和，便以乞假省親為名離開了軍營。他的同鄉李申甫是曾國藩的幕僚，便將他推薦給了曾國藩。一開始曾國藩只交給他兩營人馬，鮑超嫌少。李申甫將鮑超的不滿告訴了曾國藩。
曾國藩認為，他尚無尺寸之功，怎麼能現在就嫌兵少呢?姑且先率兩營，待稍著成效，再加兵不遲。鮑超非常鬱悶，打算離開。不久太平軍大舉來攻，曾國藩派鮑超前去增援，結果大勝而歸，曾國藩立即對他進行獎勵，並給他加了好幾個營的兵力。從此，鮑超再也不提要走的事了。
在長期的用人實踐中，曾國藩總結出了一套切實可行的考察人才的辦法，這就是“試以艱危，責以實效”。試以艱危，就是將其放在艱難而又充滿危險的環境中加以考驗;責以實效，就是看其實績如何，據此來判斷是否可以勝任繁巨之任。
得人四法
對於發現、造就人才的方法，曾國藩概括為八個字：“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
不常出現的時態由時態察人
“時態”不常出現，卻是一個人的本性流露。從細微處著眼，可識良莠真偽。
《冰鑑》認為，前一章所說的，是在人們生活中經常出現的情態——“恆態”。除此之外，還有幾種不經常出現的情態——“時態”。
曾國藩遠離三種人
1、如正在跟人進行交談時，他卻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轉向其他地方去了，足見這種人毫無誠意;在眾人言笑正歡的時候，他卻在一旁漠然冷笑，足見這種人冷峻寡情。這類人城府深沉，居心險惡，不能跟他們建立友情。
2、別人發表的意見未必完全妥當，他卻在一旁連聲附和，足見此人胸無定見;還沒有跟這個人打交道，他卻在背後對人家進行惡意誹謗和誣衊，足見此人信口開河，不負責任。這類人庸俗下流，卑鄙可恥，不能跟他們合作共事。
3、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臨頭就遲疑不決，猶豫不前，足見此人優柔寡斷;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動感情的事情，他卻傷心落淚，大動感情，足見此人缺乏理智。這類人的仁慈純屬“婦人之仁”，不能跟他們推誠交心。
然而以上三種情態卻不一定能夠決定一個人終身的命運。如果能夠反以上三種人而求之，那麼就幾乎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曾國藩認為，從幾種不經常出現的情態——“時態”中也可看出一個人的個性、內心。“神忽他往”、“此獨冷笑”，均不合常理，這種人多半是胸懷城府，居心不良之人。“極口稱是”、“故意詆譭”這兩種人，由於品格卑下，又庸俗無恥，既不能與之共事，更不可與之交友。“漫無可否，臨事遲迴”、“不甚關情，亦為墮淚”，曾國藩認為這兩種情況乃婦人之仁。這種人辦事情沒有意志、沒有頭腦，也就不會有成就。
人的氣質、個性、能力並不是與生俱來、終生不變的，所以曾國藩最後說“三者不必定人終身”，足見他的客觀公正。
北宋名臣韓琦曾利用“時態”識人。在永興任職時，一天有一個幕官來參見他，他仔細看了看那人，皺起眉頭，一直不和這個幕官說話。有人請教韓琦，韓琦說：他額頭上隱隱有塊腫包，想必是磕響頭磕的。這樣的人怎能倚靠呢?
●交往之道
曾國藩提出，“深險難近”者，不值得結交、任用。“方有對談，神忽他往”，這種人既不尊重對方，又缺乏誠意，心中定有別情。“眾方稱言，此獨冷笑”，可見這人自外於眾人，而且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測。
閱讀更多 曾國藩智慧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