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尝读《苏东坡传》，林语堂谓其仰子瞻之才，由是知先生易右苏而左王。然先生咎王之误宋甚矣，吾每读至此，则以为其事甚怪，未敢因之而谬荆公之武功。夫王公安石者，北宋之名相也，其所行之变法岂曰一无是处哉？然余于荆公之事迹所知甚少，是而终不敢妄言也。及见梁公之《王安石传》，大抵知其生平。任公以安石负盖世之才而又见用于圣主，然其新法卒毁于私党之手，不亦惜哉！余固敬任公之才学，又存疑焉：奈何任公所传之安石与林语堂所述大相径庭，而又见异于诸史乎？任公谓其不敢因私而妄语，然其之誉荆公者溢于言表终有所倚。殆荆公变革家也，而任公亦变革家也，古之谓“惺惺相惜”，其言是也。吾遂取诸史而鉴之，有所得焉，诚非识者之论，唯承诸君之言语而复记于此耳，亦为我所识之荆公。
宋人承盛唐之光辉，固当慑威于远国，然赵宋之不竞，举世皆知。何去之远矣！谓太祖之猜忌使然。方唐祚中缺而彼宋未兴，群雄竞逐，兵革四海，天下能者居之。梁帝篡唐，敬瑭弑主，此皆一时权臣也，而太祖起于微末乃以一区区殿前都检点取周而代之，陈桥之事，醉卧未起，黄袍已加。帝以其取天下之易而犹惧后世诸将效之，遂尽释其兵权。已而又行更戍之制，于是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故宋之禁军外不足以御寇而内不足以平匪，此宋所以不竞者一也。方陈桥事变，宋祖揽兵权于己身，其不思北图契丹乃南下诸国，待以疲惫之众而入虎狼之辽焉得不败之理？太祖亡于流矢未已，而太宗又兵败幽州，君臣相顾无策遂罢兵乞和，由是宋人养兵而不用，役员日冗而财政难支，卒危宋之社稷，此宋所以不竞者二也。北方作战犹重骑兵，欲强骑兵则在强马，燕赵自古多产良马之地，奈何后晋之主石敬瑭拱手燕云十六州，以至后世制于夷狄数百年，此宋所以不竞者三。
荆公值此多事之秋，受命于明主，欲施图强变法之事，诚非苟且之徒，而世之诟之者也甚，荆公能不避其险慎终如始，安不称一世之人杰耶？余观荆公之新法，所行者大抵曰：青苗、市易、募役、保甲、保马诸法。青苗、市易二法皆自荆公惠民之本意；募役则欲改病民之差役制以利万世；又以宋冗役之多乃行省兵之策而复以保甲法强民去盗，度之似无不妥；保马法则曰无奈何之举，盖欲求良马于垄亩。余自知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惶恐之间实难谓新政之良恶，而仰观历史，诸史评熙宁新法亦多分歧，清末之前论者多有微词，及至任公为之立传而翻历史一公案，后世敬之者多矣，此诚亘古未有也。殆人之见识有短长，昔时众人难识此法之妙而今者知而誉之。然荆公主新法多年而其功难奏，何也？
故吾评新法曰不适其时，评安石曰不学无术。一者吾固不知新法适于当时之体制否，再者夫宋之积弱非一日之久，荆公果欲行强国之策当知其事固难一日而就也，然政令初行，朝野哗然，荆公虑其胎死，终求之甚切，故曰乏时。既受肘掣，而荆公又未能因势利导乃罢黜良吏，奋其私智，为天下议，是评无术。虽然，吾实非责其所事。古有萧规曹随，史家美之，使易宋而处，则难矣。当宋之世，夷患不除而草寇难绝，朝廷岁输万贯入西夏、契丹，若因袭旧法，亡国只在时日之久长。不变法，后事可料；变法，则孰强孰亡犹未可知也。故吾善其事而不善其法。
我评王安石及其变法大抵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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