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请罢琼林、大盈注二库状》
（陆贽 公元784年）
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夫岂能忘其欲贿之心哉？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伤风教而乱邦家耳。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椟之积者，匹夫之富也；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
今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传诸耆旧之说，皆云创自开元。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盍各区分？税赋当委之有司，以给经用，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荡心侈欲，萌柢于兹。迨乎失邦，终以饵寇。《记》曰：“货悖而入，必悖而出。”非其明效欤！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敦行约俭，斥远贪饕。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而诸方曲献，不入禁闱。清风肃然，海内丕变。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臣昨奉使军营，出游行殿，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矍然若惊，不识所以。何则？天衢尚梗，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而诸道贡珍，遽私别库。万目所视，孰能忍怀？试询候馆之吏，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积憾已甚。顷者六师初降，百物无储，外扦凶徒，内防危堞，昼夜不息，迨将五旬，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竟夷大艰。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绝甘以同卒伍，辍食以啖功劳。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讟方兴，军情稍阻。岂不以勇夫恒性，嗜货矜功，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苟异恬默，能无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记》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岂非其殷鉴欤？
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追戒平居之专欲，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每获珍华，先给军赏，如此，则乱必靖，贼必平，徐驾六龙，旋复都邑，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
圣明的国君树立教化，是卑视财物尊重礼节，远离私利崇尚廉洁。国君不问财物有无，诸侯不论财物多少；大夫这样的人家，不留搜刮百姓的家臣。他们难道都能够忘却那希求得到财物的心愿吗？实在是害怕财物滋生人们贪财的念头从而打开祸端，有伤风化扰乱国家呀。因此一心聚集钱财增加钱仓积累的人，那是普通人的财富；一心散发钱财收服万民百姓人心的人即是国君的财富。
如今设立的琼林、大盈二个财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过这种规定，从老年人那里传下来说，都说设于开元年间。当时王鉷贪财，为用花言巧语求取玄宗皇帝的欢心，就说各郡县缴上的贡品赋税的支出何不来个区分：赋税应当划给理财的衙门，用来供给国家正常的开支；贡品应当划归国君，用来供给皇家私下的需求。玄宗皇帝认为建议提得好，就新设了琼林、大盈这两个财库。骄奢淫逸之心，就从这里发芽生根。等到长安失守，最终成了资助盗寇的东西。《礼记》说：用不正当手段弄来的财货，也要非正常地失去。这不就是明证吗！
陛下刚刚继位的时候，尽力遵循治国之道。行为诚恳厉行节俭，排斥疏远贪婪残暴之徒。即使是先皇的私库所藏，也没有收纳内府；并对四面八方送来的贡品，也不让进入皇宫后院。清廉风气肃然而起，四海之内民风大变。最近因为强盗叛逆扰乱纲常，皇上被迫外逃，朝廷已经处在忧危时期，就应倍增警惕自励的诚心。我昨日奉诏出使军营，出门经过行宫，忽然看到右边长廊的下面，挂列有琼林、大盈二财库的匾额，矍然受惊，不知皇上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京师的道路还被堵塞，战事正盛。对于因战乱受创痛而发出呻吟之声的百姓，朝廷还正在慰抚；对于各地忠心勤王将士的攻城、守城之功，还未进行赏赐；却把各地进献的珍宝财物，突然积藏于皇家的仓库，被众人看到，谁能无动于衷呢？
试着询问在驿站投宿的官吏，并打听行人的议论，果真未出所料，臣民对此的积怨已经很深了。近来德宗的卫队刚刚开来，什么军备物资都没有储备，对外要抵御叛军，对内要防守危急的奉天城，昼夜不停，将近五十天，寒冷和饥饿同时困扰着官兵，虽死伤累累，仍不惜性命同心效力，终于平定了朱泚兵围奉天的这场大难。实在是因为陛下没有厚待自己，没有自私自利，摒弃美好的食物来和士兵同甘共苦，省下自己享用的食物给有功劳的人去吃，如今围困已经解除，陛下的衣食已经丰富起来，却又谣言兴起，军人的情绪渐生隔阂，难道陛下不知道军人的性情，好财夸功，危急患难的时候已经同他们共忧患，却在和平安乐的时候不和他们共享利益，如果不是性格恬淡静默的人，怎能不心怀怨恨而口发嗟叹之声呢！这是常理，本来就不值得奇怪。《礼记》说：“散财货就会使民心聚扰，敛财货就会使民心散尽。”难道不是前鉴吗？
陛下果真能惦念最近城围的深忧，检讨平时专利贪欲的过失；所有在琼林、大盈二库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赏赐给有功的人；每次获得珍奇，先用来颁发军队的赏赐。这样一来，那么叛乱就会平定，逆贼一定会剿灭；然后从从容容地坐上六匹马拉的车子，转回都城长安。国君如此的尊贵，何须忧贫呢？这就叫散了您那小库，而成全了国家的大库；失了您二库中那点金玉小宝，而巩固了您君位的大宝啊！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注二库状》作者介绍
陆贽，生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
陆氏自东汉末年即为江南望族，但到陆贽出生前家门已衰落。其父陆侃曾任溧阳（今江苏溧阳）县令，后因陆贽显贵，被赠为礼部尚书。 陆侃早逝，陆贽幼年受母亲韦氏教导成长，时人称之为“陆九”。他有独立见解和操守，与众不同，学习儒学颇为勤苦。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十八岁的陆贽中进士，又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得高第，授华州郑县县尉，后被免职回乡。寿州刺史张镒名望很高，陆贽前往谒见。交谈三日之后，张镒认为陆贽是奇才，请与他结为忘年交。
唐德宗李适即位后，派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巡视天下。陆贽游说使者，请求用“五术”察看风俗民情，“八计”考察地方官政绩，“三科”选拔才智出众的人才，“四赋”管理财政“，六德”安定疲困的人，“五要”精减官员。德宗还在做太子时就听说过陆贽的名声，此时任命他为翰林学士，调任祠部员外郎。陆贽性情竭忠尽心，担任近侍之职后，感念德宗重用了解自己，想有所作为效力报答，所以政事上的缺失，无论大小他一定陈述，因此德宗更加厚待陆贽。
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泾原军发动兵变，占领长安，拥立前太尉朱泚僭越称帝，陆贽随德宗避乱奉天（今陕西乾县），转为考功司郎中。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乱时，又扈从德宗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转任谏议大夫。
陆贽自从任翰林学士后，即参赞机要事务，负责起草文诏，甚得德宗倚重。朝政千头万绪，大量诏书均由陆贽起草，他疾笔如飞，但凡所议论陈列的，没有不曲尽情理的。在艰难的日子里，虽然有宰相，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德宗一定要与陆贽商量，时人称他为“内相”。德宗无论到哪里去，也一定要有陆贽伴随。
由于梁州、洋州道路险恶难行，德宗曾经与陆贽失散。过了一夜，陆贽还没有到来，德宗震惊忧愁，以至于哭泣，下令能找到陆贽的人赏赐一千金。过了许久，陆贽才到，德宗非常高兴，太子李诵等人纷纷来贺。
陆贽常常直言谏诤，有违德宗的意旨。奸臣卢杞虽被贬官，但德宗内心中还是庇护他。陆贽极力陈诉卢杞的奸邪导致变乱，德宗表面上虽然同意，心中却很不高兴。刘从一、姜公辅都从小官进升为宰相，陆贽虽然得到德宗极大的恩宠和知遇，却没有出任宰相。
回到京城后，陆贽任中书舍人，仍任翰林学士。不久陆贽因守母丧而解职，回到东都洛阳，寄住于嵩山的丰乐寺。德宗又命宦官把陆贽父亲陆侃的灵柩从嘉兴护送到洛阳安葬。
守丧期满后，陆贽以权知兵部侍郎之职被起复，又任翰林学士。宰相窦参对他一向心怀不满，陆贽也多次向德宗报告窦参贪污纳贿，二人因而不和。
贞元七年（公元791年），陆贽被罢去翰林学士之职，拜为兵部侍郎、知贡举。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窦参被免去相位，陆贽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
陆贽执政期间，公忠体国，励精图治，具有远见卓识。在当时社会矛盾深化，唐朝面临崩溃的形势下，他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危局，唐朝摇摇欲坠的局面得以转危为安。
陆贽秉性贞刚，严于律己，自许“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矫正人君的过失，揭露奸佞误国的罪恶，认为立国要以民为本，对“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尖锐对比，深为愤慨，同情人民的悲惨生活。他力劝德宗爱人节用，轻徭薄赋，反对横征暴敛，主张使“一代黔黎，跻富寿之域”。
陆贽为相期间，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以谄佞得德宗信用，“天下嫉之如仇”。陆贽仗义执言，多次上书参奏裴延龄的罪行。
裴延龄日加诋毁陆贽，而德宗也不悦陆贽的进言，遂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罢陆贽为太子宾客。
陆贽本来谨慎小心，一向不与宾客交往。裴延龄猜到李适对陆贽薄情，趁机进谗言，百般污蔑，德宗发怒，想杀掉陆贽，多亏谏官阳城等人一同上奏章替陆贽分辩，才免死降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后来，德宗又渐渐思念陆贽，恰逢薛延任忠州刺史，传达德宗慰劳的旨意。韦皋多次上奏请求让陆贽代领剑南节度使，但德宗仍有记恨，不肯授任。
陆贽在忠州十年，常常闭门不出，少有人能见他一面。他一方面为避诽谤流言，不敢著书言事。同时也因当地气候恶劣，疾疫流行，于是研习艺术，集“古方名方”编录《陆氏集验方》五十卷，供人们治病使用。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下诏召还陆贽，诏书还没有到达贬所，陆贽已经逝世，享年五十二岁，获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都遭到了严重破坏。藩镇割据，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到德宗时出现了一派萧条破败的气象，田园荒芜，人烟断绝。针对德宗的这种“国家兴衰皆由天命”的错误思想，陆贽指出把国家兴衰说成由于天命是荒谬的，说明治乱由人，不在天命。
陆贽还辩证地分析了“治”和“乱”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人在治理社会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陆贽劝诫唐德宗“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克励而谨修之”。不要忧虑“乱”，不要害怕“厄运”，只要“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妖氛，旋复宫阙”。陆贽的这种“反天命，重人事”的进步的历史观，构成了他治国思想的哲学和理论基础。
在分裂混乱之中“海内波摇，兆庶云扰”，“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谁要想在这种局面中取得支配地位，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陆贽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认为“立国之本，在乎得众”。陆贽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这是他的治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贽所说的“得众”、“得人心”的阶级内容当然主要是指广大农民对李唐皇朝的同情和支持，也包括在统治阶级内部取得地主阶级的拥护。
为了取得民心，陆贽请求赈救灾民。为了取得人心，陆贽建议德宗“痛自引咎，以感动人心；不吝改过，以言谢天下”。并为之亲自起草罪己诏。陆贽的措施和建议收到了一些效果。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提高了唐皇室的政治形象，使一些顾瞻观望的势力能够倾向于唐朝，在一定程度上分化瓦解了藩镇。
陆贽是一个博通古今、明于治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总结了历史经验，尤其是吸取了西汉贾谊在《治安策》中所阐述的加强皇权集权的思想，这就必须要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皇权实力，削弱地方势力，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
陆贽对唐朝前期的历史作了一番回顾，要求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渐削弱藩镇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
陆贽认为能否正确地使用人才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要想使唐朝有所振作，不整顿吏治、广开才路是不会取得什么成效的。陆贽花了很大功夫对吏治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重要原则。
所谓“求才贵广”就是要求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而且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陆贽反对对人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所谓“考课贵精”就是“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加强吏治的管理，以便高标准地培养官吏。
为了全面地了解一个官吏的政治思想和工作能力，陆贽提出了考课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八计听吏治”：一、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二、视垦田盈缩以稽本末；三、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四、视按籍烦简以稽听断；五、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六、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七、视选举众寡以稽风化；八、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
在考课的过程中陆贽强调不能注重言论，而要注重行动。不能看表面现象，而要看内在思想。指出口拙寡言的人不一定就愚笨，能言善辩的人不一定就聪明；直朴而冒犯的人不一定是背叛，阿谀奉承的人不一定就忠实。这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考核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于防止官吏徇私舞弊、弄虚作假、贪污怠惰是有一定作用的。同时通过考课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才能，合理使用，使举得其人，任得其所，更好地发挥官吏应有的作用。
陆贽非常推崇唐太宗，尤其是对唐太宗从谏如流的政治风度特别赞赏，陆贽对君主纳谏这个问题进行了极为认真的总结，从理论上作了比前人更为详细更为具体的分析。他上书唐德宗，力陈要“广咨访之路，开谏诤之门，通雍郁之情，宏采拔之道”，才能使下情上达，上情下知，君臣一致，政权巩固。
陆贽认为要使谏路畅通，必须克服堵塞谏路的九种弊病。其中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君主的六种弊病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臣下的三种弊病是：谄谀、顾望、畏懦。
唐中期以后均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生产力遭到严重的摧残，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
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日益激化的矛盾，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上疏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系统地阐述了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思想。
陆贽主张保护在生产力中起决定性因素的劳动力，所谓“养人”就是说要使劳动者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有一个从事奴役性劳动的条件。
他看到了“养人”和“资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养人”，充分使农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发挥他们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才能尽可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使民“富”国强。因此，他反对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毁家取财的极度剥削，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做法。
针对德宗时大都征调关东比较富庶地区的士兵轮番戍守边防，士兵缺乏训练，不能适应边疆的艰苦环境；边帅身不临边而在内地，又选精兵锐卒自随左右，把守边防要塞的士兵，更加缺乏战斗力的情况，陆贽提出取消各道将士轮番防秋制度。
按原来军队人数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委命本道节度使招募年轻力壮愿住边城者而迁移之；一部分则由本道但供衣粮，委命关内、河东各军州招募蕃汉子弟愿入边军者以供给之；一部分由本道仅出衣粮，加给应募之人，作为新迁居的费用，又命度支在各道和市耕牛，兼雇手工业者到各军城修造器具。召募的人，每家给耕牛一头和各种农田水火器具，使其完备，军事力量必然增强，粮食供给必然充足，避免了轮番征发之苦，又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开元、天宝之际，西北边防仅设有朔方、河西、陇右三个节度使。德宗时，又将朔方之地分由三个节度使统领，其余各镇军，将近四十多个，都由皇帝任命，并有宦官监军，彼此之间各自独立。
陆贽建议选择文武全备的能臣，一人为陇右元帅，统管泾、陇、凤翔、长武、山南西道等兵马；一人为朔方元帅统管鄜坊、邠宁、灵夏等所节度的兵马，一人为河东元帅统管河东、振武等所节度的兵马。三帅各到临边要害之州作为治所。不重要的节度随所便进行合并，只有元帅可置统军，其余全部罢免。只有这样才能使将帅专一，人心不分，号令一致，进退可齐，指挥如意，机不会失，气势自壮，无往而不胜。
当时边军行动，多由朝廷决定选派将帅，只求容易驾驭。陆贽认为，两军相持，抓住战机，刻不容缓，要想使决策没有差错，就是圣贤也难以办到，陆贽主张给将帅以自主权，可以便宜从事，才能使其充分发挥智谋，作出果敢决策，不失战机，取得胜利。陆贽认为“选用将帅，必先考察行能”，使真正有军事才能、指挥能力的人担当重任。
陆贽认为：治理军队，必须要奖惩分明，“赏以存劝，罚以示惩”，勉励有功的将士，严惩邪恶不法之徒。
同时又主张根据士卒劳役的轻重，贡献的大小，所处安危的情况，制定衣粮供给的等级，合理分配给养，以避免“怨生于不均”，保证士卒之间的团结，提高军队的士气。
陆贽注重军事，尤其注重军粮的贮积、供给和运输。陆贽建议采取“就军和籴之法以省运，制与人加倍之价以劝农”，对于有力无资、愿意住在边地的士卒，贷其种食、工具、耕牛，就可以使戍卒忘归，贫人乐徙。既可以有足够的军粮，又可以充实边防。
陆贽又对于当时征调军粮不顾各地粮食的丰歉，不知各地谷价的贵贱，不能权衡轻重灵活变通，而一味地按照旧例从江淮运粮，深感筹划失当。
陆贽提出了改革漕运的措施。在沿边各州连年丰收的情况下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沿边州镇储蓄军粮，所得费用先在关中进入和籴。根据当时的价格计算，一年和籴之数，足当转运二年；一斗转运之资，足以和籴五斗。然后将所余之钱以供边镇和籴。这样可以劝课农桑，赈济穷困之人，一举而两得。
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陆贽所作奏议，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陆贽以骈文擅名，其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
陆贽为德宗起草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情词恳切，深自痛责，写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论裴延龄奸蠹书》，都是数千字以至近万字的政论文，分析朝政时事，剖明是非得失，情理结合，兼有骈文和散文的长处。陆贽的作品体现了当时骈文向散文转化的趋势。
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陆贽主持进士科试，韩愈、欧阳詹、李观等八人登第，时称“龙虎榜”，誉为“天下第一”，而他便为韩愈等人座师。宋代苏轼的奏议，也深受他的影响。
陆贽文集，明清以来刻本很多，今传《陆宣公翰苑集》24卷，有《四部丛刊》本，系据宋刊本影印。又有诗文别集15卷，已久佚不传。还著有医书《陆氏集验方》50卷。《全唐诗》存其诗3首：《赋得御园芳草》、《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禁中春松》，《全唐诗外编》补断句1句。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注二库状》作品介绍
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由盛而衰的重要节点，大唐帝国从此再无宁日，外患则藩镇割据，内忧则宦官当权。安史之乱，祸起萧墙。自玄宗始，至肃宗、代宗、德宗，四代昏君，代代日甚。期间虽有郭子仪、李泌、陆贽、王叔文等几个良将贤臣辅佐，终究无法挽回江河日下的颓势。
公元783年，藩将淮西节度使李西烈叛乱，德宗调派官军5000人对抗。官兵路过京都洛阳，皇帝不给犒赏，官军哗变，德宗率几个家属仓皇出逃奉天（今天的陕西乾县）。二十七年前，安史之乱次年，唐玄宗率杨玉环、杨国忠仓皇出奔蜀中，行至马嵬坡，众将哗变，不杀玉环、国忠，就不再前行半步，“三军不发无奈何！”。历史的悲剧，在玄宗的曾孙德宗身上又重演。
奉天的琼林、大盈两个宝库，是德宗的小金库，是各地官员于税赋之外，另向皇帝拍马进贡的私贿，不属于中央财政掌控。财货事小，民心事大；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在这种情况下，德宗信任的贤臣陆贽，就写了《奉天请罢琼林、大盈注二库状》进谏。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注二库状》用骈体而作，引经据典，言辞恳切，掷地有声，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体现了陆贽的才华和政见，是唐宋散文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的警醒之句，对现在亦不失教益。
据说德宗因这篇文章而采纳了他的谏议，废除了琼林、大盈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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