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80年代末，20歲出頭的蘇童以“先鋒”的姿態在文壇嶄露頭角，他和當時的馬原、餘華、格非、洪峰，被稱為“先鋒文學五虎將”。
即使你沒有讀過幾篇蘇童的小說，但是對於由他的小說改編成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你應該是耳熟能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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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
蘇童，1963年出生於蘇州，原名童忠貴。
蘇童家一共有4個孩子，兩個姐姐，一個哥哥，蘇童在家排行老四。
蘇童的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水泥廠的工人。在蘇童的隨筆中，他曾多次提到父親每天總是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來去匆匆。而母親則因為家中子女眾多、生活拮据，身患多種疾病，每個月依靠父母的80多元收入，支撐他們這個六口之家。
蘇童從小對自己的名字感到痛苦，經常因此而蒙羞。雖然小學的同學還不知道嘲笑人，但大家就是覺得她這個名字怪，人家都叫志國、建強，他叫“忠貴”，因此他對這個名字相當牴觸。
後來，在蘇童創作的小說當中，人物的名字都取的非常好，比如頌蓮、織雲等等，都是讓人聽上去愉悅的名字，蘇童說這正是她對當年的“個人創傷”的一種反思。
後來由於寫作，蘇童有了機會給自己改名字，於是當年他就模仿魯迅，用自己的出生的地方作為姓，後面放了自己的姓氏。蘇童，可以理解為來自蘇州的童忠貴。讓蘇童自己的都沒想到的是，這個名字後來成為他一生一個重要的標籤。現實生活裡，最終他的老父親，也開始在叫他的時候，叫筆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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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經歷
蘇童從出生到十八歲高中畢業，一直生活、學習在蘇州。
蘇童的童年多病，是父母的愛，讓他活了下來。9歲那年，讀小學二年級的蘇童患上了很嚴重的腎炎和併發性敗血症，不得不休學在家。
少年蘇童跟隨父母，頻繁的進出醫院，每次他都是坐在父親殘舊的自行車上面，父親推著他、母親則在後面默默的撫著他。在這樣求醫治病的堅持中，蘇童也深刻的感受到了父親的堅強和母親的偉大，一推一撫的日子持續了1年多時間，這些親情、感動和對生的執著渴望，都讓小蘇童刻苦銘心。
也是因為生病的痛苦，每日坐在墊著舊棉被的藤椅、喝著黑苦的中藥的日子，擠走了蘇童所有的稚氣的幸福感覺，使九歲的他便嚐到了恐懼死亡的滋味。這種童年時對死亡的體驗，使得蘇童作品中總是瀰漫著一種生命的脆弱和不確定性，以及人對死亡恐懼的氛圍。同時，也早就了他敏感、愛幻想、同時又天馬行空的創作底色。“我現在是以一個作家的身份在描繪死亡，可以說是一個慣性，但這個慣性可能與我小時候得過病有關。”
1980年，蘇童考取了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9月初，他登上了北上的火車，從此離開了古勞潮溼的蘇州城。經過20個小時的陌生旅程，他走出了北京站。蘇童清晰的記得，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廣場上有大批的人流和10路公共汽車天藍色的站牌。
談到4年的大學時光，蘇童說，對於他整個生活，甚至對他的一生來說，意味著打開一個門，或者說打開一扇窗，這個不止是作為一個今天看來正常人完成學業的需要，他在那裡是打開的是人生的第一扇窗的地方，它的意義不僅僅限於文學。
對於來到師大讀書，蘇童笑談，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運，我在生理上的青春期已經過了，所以因此我會迎來一個非常固執、非常執著的另外一個時期，所謂痴迷於文學，把自己變成一個寫作機器。
四年的時光裡，蘇童真正的感受到了一種自由的氣息，他是如此懷念那時的生活，下了第二節課揹著書包走出校門，搭乘22路公共汽車到西四，在延吉冷麵館吃一碗價廉物美的朝鮮冷麵，然後經過北圖、北海，到美術館看隨便什麼美展，然後上王府井大街，遊逛，再坐車去前門，在某個小影院裡看一部拷貝很久的日本電影《泥之河》。
那一時間裡，蘇童開始大量的寫詩歌、小說並拼命投寄，終獲成功，1983年的《青春》、《青年作家》、《飛天》和《星星》雜誌初次發表了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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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情感
大學畢業後，蘇童選擇了一個陌生的城市，南京。
他在南京藝術學院工作了一年半時間，做輔導員。因為性格內向，而且對這份工作也並無熱愛可談，他工作的狀態一般。也幸而在學校中不受待見，他又經朋友引薦，去了《鐘山》雜誌，成了當時雜誌社中最年輕的一名編輯，從此他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都趨於穩定。
而就在一切都穩定下來之後，蘇童也幸運的完成了人生大事，結婚。
他的結婚對象，正是他的初戀，以及中學同學魏紅。說起兩人的結合，還有一段比小說更沁人心脾的經歷。
蘇童和魏紅兩人的父母是在同一個單位上班的同事，所以在兩個孩子還在襁褓之中時，兩個人就算是認識的。從小學到高中，兩人都在同一個學校裡讀書，但是卻沒有什麼來往。知道進入蘇州的39中後，蘇童引起了魏紅的注意。因為那時候每學期一公佈成績，蘇童的名字總是排在前面，而且蘇童的作文總是被評為範文張榜展覽。
同樣，蘇童也被魏紅吸引著。魏紅是學校裡的文藝骨幹，大小節目的娛樂活動都由她主持，不僅歌唱得好聽，舞也跳得美。兩人之間那層朦朦朧朧的感覺就是從這兒散開來的，但身為學生會主席的蘇童從不敢張嘴和有所表示，倒是魏紅膽子稍大點兒，揪住搞文藝活動的機會，非拉蘇童下水聯袂表演節目不可。
但高中時光轉眼就結束了，還未等蘇童鼓起勇氣向魏紅說點什麼，他們就即將各奔東西。直到大學畢業，分配到了南京做輔導員，蘇童在寂寞孤獨中創作小說，又想起了那個中學時在舞臺上表演西藏舞、送軍糧節目的魏紅。
於是蘇童最終鼓起勇氣在二姐面前求救，二姐欣然替蘇童當起了紅娘，把一根紅線牽到了鄰居魏紅家。當猝不及防的魏紅得知來家坐坐的蘇姐原來是為蘇童提婚時，顧不得臉紅就一口答應了。
於是1987年，兩人走進了婚姻的殿堂。並且於2年後，有了可愛的愛情結晶，女兒天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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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之路
結婚之後的蘇童，創作也迎來了高峰期。
1987年，他完成了短篇小說《桑園留念》發表在《北京文學》第二期，這篇小說被蘇童認為是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小說。
同年，蘇童在《收穫》的第五期發表了《1934年的逃亡》而一舉成名，同洪峰、格非等一起成為先鋒小說的領軍人物之一。
1988年，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蘇童的小說集《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同年，蘇童在《收穫》雜誌發表個人最著名的代表作《妻妾成群》，後被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威尼斯電影節銀獅獎，並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90年代之後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先後發表、出版了《婦女生活》、《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帶》、《菩薩蠻》等小說。
2005年出版長篇小說《碧奴》。
2007年7月，蘇童參加“中德·名城·名家·名作”城市推廣交流活動。由中國當代文學先鋒代表作家蘇童和德國知名文學家米歇埃爾·羅斯博士為兩國代表，互訪兩個半月。八月，他應歌德學院邀請去萊比錫做住市作家，在萊比錫生活了三個月，並作有《萊比錫日記》，這次德國行成為了蘇童在德國的最美好的經歷，而《河岸》也正是在這期間開始動筆的。
2009年出版《河岸》，獲第三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和第八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獎，被蘇童認為是自己2009年之前為止最好的作品。
2013年蘇童的新長篇小說《黃雀記》在《收穫》 （2013年第3期）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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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短篇小說的熱愛
蘇童的創作的作品當中有長篇小說，但是大部分還是短篇小說。
他將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區別，形象的比喻成建一座宮殿和蓋一座涼亭的區別，只是工程量不一樣而已。在蘇童看來，之所以鍾愛寫短篇小說，更多的來源於他對精雕細琢這件事的熱愛。
蘇童說：我寫一部短篇小說，原本計劃五天寫完，再怎麼不順利，最多用三十天一定能寫完，很少發生意外。但是，長篇小說則很難說，因為它需要計劃的東西太多了，一根柱子或橫樑出現問題，整個宮殿就可能沒法建成。所以，我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例子，一個人寫長篇一開始寫得志得意滿，但後來沒法完工，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寫短篇小說可以考慮得很周全，作者考慮的範圍甚至多於小說所需要的，但沒有一個作家有能力把長篇小說的每句話、每個細節都事先安排好。別說是那種上百萬字的鴻篇鉅製，就是十五六萬字的小說，可能剛寫到一半，開頭人物的名字就不記得了，得去翻，看到底是叫“建國”還是“治國”，好多作家可能都有過這種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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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會寫女性的男作家
蘇童作為作家，經常被人誤以為是女作家。
蘇童被認為是“身體裡住著一個女人”的，最會描寫女兒的男作家。
莫言曾說，“蘇童對女性的這種天生的理解、對女性情感的天生的準確把握，起碼是我望塵莫及的。”
對於這些評價，蘇童有時候是一臉茫然的。
他說：以前國內確實很少有男作家去認真刻畫女性。我寫頌蓮這些女性角色，最初完全是好奇，想探索一下。男人也好，女人也罷，首先都是人，是小說中的人物，性別差異導致的思維不同，完全可以靠著想象彌補。文學史上，那些標誌性、典型化的女主人公，也的確有很多是男作家手筆，比如林黛玉、薛寶釵，還有國外的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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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一說
蘇童曾經說過，自己前15年的經歷，已經夠他寫50年了。
蘇童的少年系列小說數量，和其他的作家相比是比較多的。他筆下以“香椿樹街”為背景的小說，近乎於他創作總數的一半。這種對少年時期的反覆書寫，恰恰體現了這個作家對生命宿命性的一種認知。因此他的作品中總是不斷的上演著尋找、逃離、再逃離的過程，他筆下的少年永遠奔波在路上。而宿命性的認知，又讓作者專注於表達人受難時的聲音，所以少年系列小說被反覆地書寫著，不斷的展示這種痛苦就是作家表達對世界的認識的方式，因此構成他大量的寫作並以痛苦為內容的特點。
不得不說是因為只有訴說才有可能遺忘。因為，訴說是超越過去的苦難的一種方式，“那些被固置的創傷記憶只有在一遍遍的說與寫中才能被客體化，被超越和遺忘。然而，遺忘也是不可能的，寫作只是把那個活在靈魂深處的受了傷的孩子製成標本供奉著，而不任由他尖利的哭聲一遍遍刺破成年後的耳膜。
從蘇童26歲就寫成的《妻妾成群》開始，蘇童對人性一直抱持著悲觀的態度。但從青年創作開始，幾十年間，蘇童要表達的人性主題也一直在演變和深化。蘇童堅定的認為，人性到了最後，無所謂好壞、善惡，沒有辦法分的那麼清楚。在蘇童看來，人遠遠比你想得複雜，不要用真善美概括，也不要只以惡的形式表現。作家能夠源源不斷寫下去，關鍵就是人性太複雜了，作家永遠的使命就是去探索人性。
當一個作家站在對人性探索的高度去理解自己的創作的時候，很多事情變得簡單，只要這些作品中有他要表達的人性的可能性，那就都是一種具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
願在這個浮躁的社會，包括影視創作在內，更多的作家和導演能保持一顆初心，深入的挖掘自己的人生體驗，並能將它以看得見的形式輸出，讓世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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