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红叶882
唐尧、虞舜是华夏民族千年来之名君贤主印象，发生在尧、舜、禹三代帝王间的禅让制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然而历史的精彩正在于它的万千可能性，一本《竹书纪年》的出土使得近两千年来讨论不断，这本相传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编年体通史一般正史的记事有着惊人的不同，甚至于完全颠倒，如尧舜之间的故事记载与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比，让我们疑惑重重
《史记》与《竹书纪年》记述之差异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丧父母。三年，四方莫举乐，以思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尧年老之际自知儿子丹朱无才无能，终不能以天下之病而利丹朱一人，所以授天下于舜。又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史记》中对于尧舜之间的帝位交接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刻画了活脱脱的二位贤君形象。
《竹书纪年》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这可谓是颠覆三观的说法，不是礼乐文明下的禅让制，是在一场政治阴谋中完成了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接。历来关于《竹书纪年》写舜囚尧，《史记》写禅让哪个更真实？这一话题的讨论很多，本文将抛开之前的真伪之辨，从文史互证的角度阐明《史记》禅让制的更真实性的观点。
崇群体抑个体的固有民族观念
中国早期神话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存在，神话虽是想象却不会完全脱离现实的关照，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远古先民由于知识匮乏，在他们眼中自然现象都如同有意识的力量在背后驱使着，神话便是他们原始思维特点的反应，归根结底反应的是一对人与自然的矛盾。我国保存下来的神话中，关于自然灾害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有关女娲补天神话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下兼覆，地不周载……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其中有夸张的想象，但"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很明显是在说洪水灾害。又有"共工振涛洪水，以薄空桑"从《淮南子》等书所保存的神话传说来看，由共工引发的这次洪水是在虞舜末年由大禹治理平定的，以《史记·五帝本纪》所载尧舜在位年数看此次洪水至少持续了一百年。吕思勉《先秦史》中综合传世的神话传说得出结论："自共工至禹，水患一线相承。"今日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尚且使人常常在天灾面前无能为力，试想在人类社会早期远古先民在频发的大洪水面前的绝望和恐慌。当然也有旱灾等其他自然灾害，如"待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早期生存自然条件艰难，远古先民们无暇顾及个人的权力，利益这些形而上的东西，他们思考的是如何齐心协力生存下去，崇群体而抑个体的观念伴随人类社会存在着。尧授天下于舜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对于它所处的时代而言是有决定和导向作用的，唐尧虞舜的时代毕竟离真正意义上的朝代政权有些遥远，所谓的《竹书纪年》中的政治阴谋论未免过于极端，况且就今本、古本的真伪问题尚未给出肯定答案，而《史记》载的禅让制有早期神话体现出的中华民族崇群体抑个体的思想支撑。
观照《史记》创作的实录精神
班固在《汉书·》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就是说,司马迁承认客观事物的存在, 忠实于客观事实,按照事实的固有面目,既看到正面的事实，也不放过反面的事实加以叙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司马迁在《史记》里叙录了上至黄帝下至西汉武帝三千年的兴衰沿革 既反映了汉初封建国家出现了空前 统一的局面 ; 同时又实录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压迫 、剥削日 和残酷的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不断地深化和复杂的现实, 使《史记》成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在其各个人物传记中均明显可见这种实录精神的存在
有说法说，司马迁生活于大一统下的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方思想禁锢下他的创作实践中将尧、舜帝位更替写作禅让，有粉饰儒家所宣扬的仁政之嫌。然从《太史公自序》中关于司马迁的准确思想立场可窥见一斑，回忆父亲写《论六家要旨》的缘由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旨"，实以道家为本，对阴阳、儒、墨、名、法五家进行了公允的评析，道家之术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一往文学
先从个真实的例子开始谈起：
我三爷跟着我太爷读了十二年私塾，一手毛笔字村里一绝，过去村里对联、婚丧嫁娶等文仪，无不出自其手，子曰、仁义、礼信脱口而出，且为人谦恭，童叟皆爱。而且极为能干，十六岁分家立户，带着四个长工种三十亩地，种地种菜园是把好手；秋冬跑川、陕马帮，生意无路人有路，带着出产之物一路交换，有什么换什么，回家都驮着银钱、必用之物。58、59年村里开始饿死人，他硬是带几牛车棉油渣饼出去，在汉中换回了几船南瓜，救了几村人的命。
而我二伯更能，能说会道，但成分不好初二就被下学回家了。脑子灵光，自学木工，两年后盖房做梁架，四邻八乡老师傅无不听他使唤。但在家里，与我三爷极不对付，终于有天爷儿俩干起来了，好像因为二伯要盖房、三爷说没钱更不想欠钱，我当时拖着鼻涕在场：先是三爷拿鞋提抽我二伯，我二伯不敢还手，淌鼻血后才火了，一下把三爷按翻在地，拿板凳给了三爷光头一家伙，鲜血顿时直冒，三爷立马蔫了，躺在地上哭得惊天动地，在房里睡了三天都没出门。我二伯呢，第二天就叫了几十个小伙子，把院墙柴房扒了，五天后硬是在老屋西起了三间大瓦房。此后，三爷三奶奶住太爷传下的老房，二伯住新房，但凡家里家外大小事儿，连三爷都说，去找二娃子商量吧，他当家，我老了不作用了。
这场家长权力的父子交接，是通过血腥的暴力革命实现的。你可以说我三爷是选贤与能，听族老规劝，把家长之位“禅让”给了我二伯；也可以说我二伯凭武力打败了我三爷，夺取了政权。一个历史事件，有很多纬度，看你强调哪个纬度。只有各纬综合，才更接近历史真相。
具体到尧舜禹的交班接权，我是这样看的：儒家《史记》强调了尧舜禹的德性和能干，因而出现了“禅让”的说辞；而古本《竹书纪年》强调了舜、禹、启的权力斗争，因而出现了暴力夺权的记载。
我认为两者只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纬度，都有夸饰成分。《史记》要突出圣人之道，为后世立典范，肯定过于美化。而《竹书纪年》实出自魏襄王的汲冢竹简，为魏国史书，三家分晋，魏本得国不正，没必要讳饰，因而更接近历史真相。
大家觉得呢？但否定尧舜禹启之贤，肯定也有失偏颇。如果再有几种原始记录，恐怕更有利于我们还原真相。但那是种奢望！
嘉会天下
我认为《竹书纪年》的说法比较符合历史真相。
先秦著名思想家韩非子有这么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上古“禅让”，在韩非子这里却成了“舜逼尧，禹逼舜”。若是属实，那么这种禅让的本质，与后来曹氏、司马氏篡权模式如出一辙。这个说法只是韩非子杜撰出来的么？或者他有秘密的资料来源，而这个资料是其他人所没看到的？
一本神奇的史书破茧而出后，让问题水落石出了。这本书就是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其实就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史书，后来秦始皇一统中国后，把六国史书都给烧了，魏国史书也就消失了。所幸的是，在数百年后，公元281年一起盗墓事件竟然让这本史书得以重见天日。
据《晋书》所记，这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墓，墓穴中藏有数十车的竹简，其中便包括这本非常珍贵的魏国史书。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故而称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穴中发现的。
《竹书纪年》的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在于它与正史的记载有许多不同之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小民们看的，而是给君主看的，这是属于内参，绝密。给普通百姓看的，实际上是另一个版本，是出于统治的需要而曲改了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发现，有力地证实了《竹书纪年》的可靠性。
《竹书纪年》是如何记载舜取代尧的事情呢？共有几个记载，我们来看一下：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舜放尧于平阳。”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注：后稷就是弃，他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被舜任命为后稷，后稷是主管农事的官名。）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学传统的“禅让”美德。原来舜是发动政变，囚禁了帝尧，又斩断了帝尧与儿子丹朱的联系，以此逼迫帝尧让位！
原来这竟然是“禅让”的真相。舜的手段，与后世的王莽并没有多大不同，但是舜侥幸得到善名，而王莽却得到恶名。
由此可见，《竹书纪年》里的说法，与韩非子的说法并无二致。那么，为什么在学术发达的春秋战国时代，只有韩非子提到帝尧是被舜逼迫让位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其他人看不到内部史料。韩非子是韩国公子，而韩国与魏国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史料中从五帝时代到晋国时代的记录，在韩国也应该保留一份。韩非子以王室贵族的身份，自然有可能接触到这些史料，因此他才能写出“舜逼尧”的观点。
当舜大权在握时，便开始清洗异己势力，把刀口对准反对派，以武力手段镇压自己的对手。铲除“四凶”一直被儒家学派认为是舜的功绩，由于汉代之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一枝独秀，所以很少有人去置疑所谓“四凶”的说法。现在我们摆脱了传统儒家史观的束缚，可以好好探讨一下“除四凶”的真相了。
“四凶”指的是共工、欢兜、三苗、鲧，其中共工、欢兜、鲧都是人名，三苗则是九黎分离出来的一个部落。在传统儒家看来，四凶都是罪行滔天，十恶不赦，可是他们到底犯什么罪，没有人说得清楚。
先来看看《吕氏春秋》的说法：“尧以天下禅舜，鲧为诸侯，怒于尧说：‘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欲得三公，怒甚猛兽，召之不来。帝舜于是磔杀之于羽山。”
再看看韩非子《外储说》的说法：“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之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而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谏之曰：‘孰以天下而传之于匹夫乎？’尧不听，又举兵而诛杀共工于幽州之都。”
因此，共工与鲧被杀的原因只有一个：反对舜称帝。
鲧与共工是因为反对舜而被杀死，这已经有明确的证据。那么欢兜呢？欢兜之所以在劫难逃，是因为他与共工关系密切，他曾经在帝尧面前称赞共工的业绩。共工被流放乃至被诛，欢兜自然被牵连，流放到崇山，据说后来投南海自杀。
至于三苗，同样是因为政治原因而遭到舜的镇压。晋人郭璞注《山海经》有这么一句：“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
从上面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四凶”、“四罪”，其实根本不是因为这些人有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反对舜，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这恰恰印证了“成王败寇”的说法，成功的人就是圣人，失败的人就是恶人，所以舜成为圣人，而鲧、共工、欢兜等则成为千年流传的恶人。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舜取代尧，并非禅让那么平和、那么一帆风顺，实际上充满了血腥的政治斗争。
君山话史
其实不论《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对于尧舜禹三人之间政权交替方式的描写都不真实，仅仅是不同学派政治理念的折射而已。
尧舜禹的时代，在夏朝以前，那时中国还处在原始社会，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竹书纪年》写成于战国中期，《史记》写成于汉武帝时期，参考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也就是说，《竹书纪年》与《史记》的时代相近，距离尧舜禹的时代已经过去上千年了。在夏商周时代，文字记载是比较匮乏的，不像近现代出版业如此发达，所以不论是《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在说到上千年前的尧舜禹时，都不免依据传说与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确实的文字记载。
如果我们把尧舜禹想象成后世的封建帝王，那么确实很难相信《史记》中记载的“禅让”，会比较认同《竹书纪年》中说的“篡位”，即“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但是，尧舜禹处在原始社会，当时不论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社会制度，都跟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大不相同。尧舜禹不是后世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天子，而只是部落联盟首领。他们可能权力稍大一些，生活水平稍微好一些，但远远没有达到令人羡慕的地步。比如《韩非子·五蠹》说：“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黎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尧舜禹的生活水平还是比较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担任部落联盟首领，更像是尽义务，而不是享受权力。
而且，部落联盟首领并不是可以世袭的职位或权柄，而是由各部落推举出来的。其实古今中外各原始部落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比如中国古代不论是契丹、女真还是蒙古等少数民族，在他们接受中华文明以前，都采用推举首领的方式。而先秦书籍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孟子》中说，尧死后，大家不去拥护他的儿子丹朱，却都去拥护舜。这个记载很可能说明了，舜其实是各部落推举出来的共同的领袖，而不是接受了尧的禅让。
但是，先秦时代的人已经无法理解这种推举首领的方式了，所以不同的学派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对于尧舜禹的事迹做出了自己的改编。比如儒家、墨家推崇高尚的品德，所以说尧舜禹之间是禅让，而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所以不认可禅让的说法，认为尧舜禹之间是血淋淋的谋权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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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露居士读文史
所谓“禅让”，其实就是一场权谋的宫廷政变，史官按照执政者的意志曲笔晦直，未能言实，用漂亮的文字歌功颂德，伪饰了权力继承的残酷。
司马迁写《史记》时，正是资料缺乏的时代，他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资料来证实前代所发生的是非曲折之事，故只能按照前代史官记录的一面之词秉笔直书，一方面既尊重了历史，同时又反映了对政治理想的美好向往，后世学者本来就渴望国家政治清明，和谐太平，依此心态，也就乐意接受了司马迁的记载。
《竹书纪年》的作者要么是民间人士，要么是朝廷内的失意者，对当时发生的事件内幕十分了解，写下后不敢“公开发表”，恐惧祸及自身，故托后人藏于地下，听天由命处置，最终被发掘出来，历史突然之间就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近代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权力交接也没有逃出这种相似的结局。千年的中华政治，千年的文化传统，连绵上演着数不胜数的秘密之戏，喜也好，悲也罢，其实都大同小异而已，对寻常百姓而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三川半人
当然是竹书纪年更真实！根据当代的黄帝研究权威大家，黄帝或者是10代，或者是18代，玉壶九千王大有都说黄帝是15代，齐老师说黄帝是11代，连黄帝时期都已经是父子相传的王朝模式啦，哪里有可能尧舜禹时期又是禅让模式？黄帝世系全是孔夫子编造的，他让颛顼做了黄帝孙子，大禹做了黄帝玄孙。可是根据科学院对黄帝元年的推策论文，颛顼帝生于元前2840年，黄帝生于元前4428年，差了一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让颛顼帝做了黄帝的孙子。孔子根本不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他编造黄帝世系完全是要把万世集于黄帝一身，为他的政治理念服务的，他捏造了禅让的假象，大禹在元前2070年执政夏朝，科学院推策得出的黄帝元年是元前4414年，差了两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让大禹做了黄帝的玄孙。还怎么相信他呢？司马迁是孔子的信徒，为了儒家理想，司马迁照抄孔子的黄帝世系，按照儒家理念塑造尧舜禹理想社会的圣人形象，岂不知这样直接阉割掉了中国远古历史达几千年之久。黄帝是六千四百年前的人，可是按照孔子司马迁的黄帝世系，只能算到元前2717年至元前2599年，孔夫子篡改历史的余毒太深。孔子及其信徒司马迁对远古历史的篡改甚至造成我们今天还原远古历史的巨大困难。幸好我们还有竹书纪年，尚书这样的古文献可以参考，可以把孔子搞混乱的远古历史一点一点修正过来。
老杨141007668
真是唯一的，而假可以有很多样式，所以我不说“更真”，只谈“谁更可靠”。
1、《史记》来路清楚，《纪年》晦暗不明。《史记》是成书于西汉的传世文献，是二十四史之首，作者司马迁出自史官世家，创作出《史记》也算是其父亲的心愿。《竹书纪年》据说是从西晋汲郡战国魏王墓中盗掘出的一批竹书(世人称《汲冢书》)当中的《纪年》十三篇，判为魏国史书，但宋以后汲冢书已佚失；明代藏书家范钦有本《竹书纪年》，号为“古本”；清道光年间进士朱右曾根据晋代以来其他书籍索引《纪年》的内容，而编成一本《汲冢纪年存真》，证明了明代版“古本”不可靠，《存真》遂称“古本”，而明代版称为“今本”；王国维根据《存真》编撰了一本《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辑校》是关于《纪年》的最权威和最可靠的一本书。
2、《纪年》究竟有没有说“舜囚尧”这个毁三观的话，是不清楚的。即便是《辑校》，也不是《纪年》原本。没有任何一本古书直言“纪年云:舜囚尧”，只有过“竹书云:”、“琐语云：”，需知汲冢书皆是竹简，而《琐语》虽也出自汲冢，但被晋代人视为怪异之书。
3、那种认为儒家篡改历史的观点，是无法成立的。尧舜纵然是儒家所极推崇的人物，但并非只有儒家在称颂他们，还有墨家、道家以及杂家吕不韦。从很多文献中都能了解到人们对上古史描述的一致。(包括出土的东周时代的文献)
4、法家之言可信吗？联系法家的主张，想想近代康有为为了给维新变法造势而作《孔子改制考》吧。《孔子改制考》本就是杜撰的，不可避免受到了时人的批评。
5、汲冢书与传统叙述所矛盾的内容，已有部分被证伪。伊尹是千古良臣，但《纪年》说伊尹弄权而被杀，但殷墟甲骨卜辞中，伊尹配享商王般的祭祀，而且是商王室累代如此。
6、汲冢书出现的时间，晋武帝太康二年，非常微妙。晋武帝是篡魏而自立，司马氏三代人把持朝政，架空君王，打击异己，得国不正。
7、古今民风不同，古人更加淳朴，今人不能以个体有限的社会体验、局限的历史认识来妄测古人。
8、禅让制是怎样的？我们以史记所述来认识禅位与血缘的关系。黄帝打败了炎帝而未言“禅位”，所述颛顼、帝喾亦极简略，只是描述了尧禅位舜、舜禅位禹。炎黄不是同一部族，而颛顼、帝喾、尧、舜、禹都是黄帝后人，Y染色体的遗传。所以，禅让是黄帝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那时候，天下为公(，不似后世的“天下为家”)，以一族之力统摄天下的秩序，若频繁内斗，那么从小处来说，可能导致权力旁落，家族可能衰落甚至部族遭遇厄运，从大处来说，会影响整个天下的安定。尧天舜日，传族中贤者而不传子，稳定过渡，和平交接，如何一定就不可能？
9、炎帝、五帝时代的“帝”与三代的“王”及后世的“皇帝”是不同的。炎帝是神农氏主导的时代，神农氏所长为谷物草药，为后世称颂。黄帝以戈止武，使四方臣服、朝贡，恢复了天下秩序。尧重视天文历法而便民。舜大孝，能举用贤能，使各司其事，咸成厥功。禹治水，勘九州，定五服，功莫大焉。与后世“家天下”的强制的统治权不同，“帝”族的权位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受到的来自诸侯和黎庶的感佩，所以要传贤不传子，权力继承问题还去征询四岳。
10、禅让并非历史孤例：西方城邦文明初期，有城邦民主，那既是因为人口规模小，也是氏族时期的文化孑遗。古代以色列人的国家从其十二支系中选出国王。中国地区历史、民族历史上，契丹在阿保机以前的政治秩序，云南有六诏。
见微45
《竹书纪年》写于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成书于西汉时期，虽然两书都出自史官之笔，但两个年代距离尧舜时期都十分久远，且那时没有像后来这样的信史、档案可查，恐怕能够收集到的信息有限，都难还原历史真相。至于究竟是禅让还是武力夺位，目前考古方面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认为，禅让与夺位两位情形都是有可能的，不能仅凭想像轻易否定其中任何一种情形。
帝尧像
（一）关于禅让的可能性。有观点认为，五帝时期是部落联盟制，由若干个大的部落推选共主治理天下。如果尧舜时期确实是这种部落联盟制，共主实行禅让就完全有可能。因为天下不是打出来的，而是联合出来的，各个部落都有权参与到天下治理中去，各大部落首领也都有机会出任天下共主。否则，这种联盟制就无法存在，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完全以武力统一天下直到几千年后才由秦首次实现。当然，登上共主之位可能不一定像后世所说的有德者居之，而应该具备多个条件：一是部落有实力。如果所领导的部落没有足够的实力，恐怕难以坐上共主的宝座，就是坐上了也会举步维艰。因为虽然共主可以号令天下，但嫡系还是自己所领导的部落。二是本人有能力。担任部落首领能够把自己的部落治理好、搞兴旺，或者能够解决某个当时人们生存、生产、生活面临的难题，这样才能有说服力。三是遵守游戏规则。因为各部落之间能够相互制约，所以共主推选、天下治理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一点在舜和禹的关系上明显能够感受得到，舜以治水不力杀了禹的父亲，但对禹并没有像后世帝王一样去斩草除根，而是继续委以治水重任；禹在父亲被杀后，也没有马上跳起来报私仇，而是兢兢业业地完成治水任务。
帝舜像
（二）关于夺位的可能性。实际上，许多朋友更倾向于相信《竹书纪年》的说法，因为信史上记载了太多的围绕帝位（王位）父子反目、骨肉相残的故事，似乎已经在帝位上的人宁死也不愿退位，觊觎帝位的人为了上位都会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弑父杀兄。在信息、交通各方面都不便捷的五帝时期，舜瞒住天下囚尧、杀尧完全可以做到，问题是他有没有必要这么做。从舜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一是除掉尧是否就可以得到王位。如果除掉尧就可以得到王位，那当然没有必要犹豫；如果除掉尧之后，依然还需要走各部落推荐的路子才能取得王位，那样除掉尧就有得不偿失的可能。二是尧继续执政是否于舜不利。如果尧在打压舜的部落和势力发展，那么舜就有除掉尧的动机；或者舜对继位人选倾向于舜以外的第三者，那么舜也有可能提前下手除掉尧；但如果尧没有打压舜，除掉尧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得到王位，那么舜除掉尧就没有足够的动机。
司马迁剧照
战汉古玉
我认为《史记》比较真实。
《竹书纪年》权威性还是不如《史记》，好多东西都无法自圆其说，很多事情都写得残酷无比，比如尹伊的事。
关于尧舜禹是不是禅让的事，本人有如下看法：
1.尧以前都是黄帝的子孙世代相传
2.为什么到尧就要禅位了呢？因为那时候领导人不好当了，全球发大水，西方了坐着诺亚方舟逃过一劫，而中国却在治水，其中的艰难，可以想象。
3.为什么大禹以后就家天下了呢？因为大禹治好了洪水，中国这个家好当了。
4.回来的人看见大禹以后就家天下，就按理推舜必定是夺了尧的位置，典型的经验主义。
一家之言，聊为一笑，我是华衣夏服，大家多多关照
华衣夏服
我是文开石，我有靠谱的答案。
从年代和权威性论，《竹书纪年》和《史记》都是王室皇家的正史，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记录，相对说来成熟较早的《竹书纪年》可信度更高。
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内容，两者的可信度一个水平。
从内容倾向上看：
《竹书纪年》感觉更符合人性人心。
《史记》感觉更符合儒家教化的需求。
从时间上看：
二者水平和可信度真的差不多。
研究三皇五帝夏商周，离不开一个时间点“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这个时间是什么？孔子的生卒时间。
除非找到这个时间点之前成书的史书，否则对三皇五帝夏商周描述的可信度都大打折扣。
因为孔子之前这些由周室保管的典籍，包括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包括自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的皇家藏书典籍，都被孔子烧毁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史书，涉及三皇五帝夏商周内容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水平的了。
一靠只言片语的记录，二靠充分的想象，三靠口口相传的真假莫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