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
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史学家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号东莱，也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所著的《东莱博议》(又称《左氏博议》，以下简称为《博议》)一书可以说，是理学的重要著作之一，他的思想也因此是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博议》共有四卷，选了《左传》中的66篇，围绕着“理”的问题展开，即以“理”为出发点和归宿，对历史事件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议论明达，并且阐发了他的理学与史学思想，同时又提出了关于个人修养、社会伦理、治国等方面的问题。
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莱先生的思想表现出是儒家集大成者之一。因为很明显，从周敦颐开始一直到朱熹，创立和不断发展的理学所强调的都是儒家和道家的融合，并且从根本上反对佛教，特别是程颐和程颢，对佛教予以了根本上的否定。因为这里谈的是吕祖谦的《博议》，因此，我们便围绕着他在书中的有关论述进行说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解释儒家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性。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就在于强调了“理”，特别是谈到了“理”与“气”之间的关系时他是这样说的：“理之在天下，犹如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播于品物，根茎枝叶，华色芬臭，虽有万物不同，然曷尝有二气哉。理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气无二气，理为二理。然物得气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气之全，故其理亦全。物得其偏，非物之罪也，气之偏也。至于人则全受天气地之气，全得天地之理。今守一理而不能推，岂非人之罪哉。”(见《东莱博议》卷一，第128――129页，世界书局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即1936年7月出版。)从这个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东莱先生所谈的“理”实际上就是规律、法则，就是共性等。他谈到的“理”所针对的是人。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特点，但却有着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理”。在他看来，“理”只有一个，就是他所说的：孝、忠、爱、义、敬、肃等。他认为，尽管人与人之间不同，但这个“理”却是相同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遵从这个“理”。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东莱先生所谈的“理”，同孔孟所提出的“礼”，实际上是同一含义。
由于我们把这部著作归结为一个“理”字，即东莱先生认为“理”既是出发点，同时又是归宿。因此便可以这样说，“理”是这部著作的核心。他所谈到的天子、国君、大臣的行动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围绕着“理”而展开的。如果他们的行为好，国家就能够得到好的治理，说明他们遵从了“理”；相反，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好，国家必然治理不好，说明了他们从根本上讲，违反了“理”。这部著作中我们明显看到，在东莱先生的思想中，轩辕、颛琐、喾、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等，之所以能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就在于他们很好地遵从了“理”。而共工、桀、纣王等，之所以不能把天下治理好，最重要的就在于他们从根本上讲，违反了“理”。例如，他列举的共工被颛琐打败，桀使夏灭亡，纣王使商灭亡等，归根到底，就是他们违反了“理”。同样，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知道，周幽王使西周灭亡。到平王的时候，周不得不东迁，即迁到洛邑，使西周成为了东周，从这个时候开始，周便一天一天走向衰败，这些说到底，就是违反了“理”而造成的。
谈这部著作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紧紧围绕着“理”的问题东莱先生又强调，无论是治国还是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最重要的就在于心术要正。他说：“世未有事非而心是者，誉共灌者必非信，朋跖跻者必非康人，入许史者必非正，屠袁刘者必非忠。见其事，则其心固不问而可知也。事非心是，理所无有，抑天下有事是而心非者等，曰有。”(同上，卷四第339页)很明显，在东莱先生的思想中，表现出最重要的是心术要正。他认为，强调客观原因等，实际上就是为错误、为罪责开脱。说到底，就是自己的心术不正的表现。因此，违反了理。总之，这部著作所谈到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理”字而进行的。
同样，《博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理学其中之一强调了儒生的独立人格，这就是吕祖谦他高度赞扬史官不畏权贵，所具有的独立人格。他说:“当是时，人君之言动，史官未有不书者。为君者视以为当然而不怒，为史者视以为当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遗直也。其后管仲之戒齐桓也。曰：作而不记，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虽是，而已开作而不记之端也。又其后，周王之私犒晋使也，曰：非礼也，勿籍。周王之所举已非，而且显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时之史官世守其职，公议虽废于上，而犹明于下。以崔杼之弑齐君，史官直书其恶，杀三人而书者踵至。身可杀而笔不可夺，鈇钺有敝，笔锋益强。威加一国，而莫能增损汗简之半辞，终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于世，是果谁之功哉。”他又说:“使其阿谀畏怯，君举不书，简编失实，无所考信，则仲尼虽欲作《春秋》以示万世，将何所据乎?无车则造父不能御，无弓则后羿不能射，无城则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同上，卷二第115――116页)很明显，这种对古代史官那种不畏权贵，具有着独立人格精神的高度评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就是理学中体现出的求实精神和史官、儒生的独立人格，由此说明了理学实际上就是强调了儒生的独立人格。
80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翻开东莱先生这部著作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他的思想属于程朱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人们在研究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人在理学方面的成就时，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东莱先生的思想，因此，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谈到东莱先生提出的“理”及其程朱理学的时候又使我们联想起这样的问题，就是使我们认识到中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之处。这就是说，我国理学中的“理”，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反对神权统治，主张人文主义，一直到法国启蒙时期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中，所提出的“理性”有着相似之处。而且东莱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比欧洲文艺复兴要早200来年。的确就是这样，东莱先生所处的时代是公元12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则是从公元14世纪开始，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经历了500多年。如果再往前追溯，中国从周敦颐创立理学开始，一直到明代的王阳明创立了心学，经历了600多年。在时间上看，从理学发展到心学同欧洲文艺复兴发展到德国古典哲学，中国比欧洲要早至少200年，即二者相隔了200多年，并且一个是东方的思想，一个是西方的思想。但是，我们却可以从相隔200多年的中西方思想文化中找到一致之处。这就是说，西方文艺复兴之后所提出的“理性”，中国早在2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特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在于，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提出的“理性”，还是中国程朱理学中提出的“理”，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善”字。这就是说，都表现出将“善”作为既是出发点，同时又是归宿。
以欧洲文艺复兴结束了200多年之后，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维克多·雨果写的巨著《悲惨世界》为例，我们完全可以从“人之初，性本善”这个角度来理解。这就是说，雨果笔下那个让·阿冉的一生就是遵循着“善――恶――善”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可不是吗？该书谈到让·阿冉这个穷苦的青年因饥饿，偷了一个面包而被判重刑，后来越狱又被加刑，刑满释放后产生了一种对社会仇恨的心理。然而，他却是在被释放回家的路上继续偷窃神父的银器，被警察抓住后，是神父为他开脱罪责，对警察说这个银器就是自己送给他的，从而使他感动。后来不断做善事，哪怕是那个曾经亲自逮捕他，并且对他一直怀有偏见的沙威警长，因为在同起义者进行的街垒战中，被起义者打伤。这时，又偏偏是那个站在起义者一边的让·阿冉为沙威警长包扎伤口，从而使沙威警长被他的行为所感动，最后自杀。很明显，我们可以这样说，雨果笔下的那个让·阿冉的行为就是一个从善到恶，再走向善，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由此说明了中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一种不谋而合性。如果说东莱先生谈到的“理”是对儒家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那么则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所谈的“理性”，则是对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对希腊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一书中的一些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因此，当我们将东莱先生的思想同欧洲文艺复兴之后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进行比较，并且相结合的时候便可以说，更加证明了中西方文化在总体上的一致性，即二者虽然有差别，但却不是本质的差别，而是非本质的差别。从总体上讲，二者是一致的。不仅如此，而且所谈到的理学强调儒生必须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样体现出了中西文化总体上的一致性。
读东莱先生这部著作的时候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我们又必须认识到，他的这个思想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我们可以说，我国历史上，一个专制王朝之所以灭亡，从很大程度上讲，的确就是违反了一个“理”字，这就是帝王及其各级官员在行为上的为所欲为和反复无常。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他们的权力不受制约而造成的。这里我们同时要指出，东莱先生的一个不足之处就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把如何坚持“理”寄托在帝王的身上，而且他的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这时，我们又可以这样说，尽管他对儒家有很大的继承和发展，但始终没有大的突破，不过这也是当时那种制度，及其中国人传统思维中只注重形象思维，而缺乏理性思维所造成的。今天当我们重新读他这部著作，并且同西方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突破。这就是说，特别是今天，完全有必要在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借鉴中，将一些碎片化的言论上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这时我们又可以说，当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古代思想家那些没有形成系统化理论的碎片化的言论中，找出积极的因素，以当代新思想成果为主，对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和在继承中批判，从而形成新的理论思维，促进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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