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紀開始的英國宗教改革導致了英國曆史的重大轉折,對英國日後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宗教改革與英國民族國家的發展是相一致的,

01鉅變中的西歐

15世紀末至16世紀，西歐各國發生巨大變化：資本主義已經萌發並逐漸發展, 封建社會開始瓦解；文藝復興使得思想解放，帶來了科學藝術的繁榮；新航路的開闢和美洲大陸的發現，使國際貿易急劇增加：歐洲的商業中心從地中海沿岸轉移到了大西洋沿岸,世界開始真正成為一個整體。在這個歷史轉折的時刻,一個旨在強化專制王權、順應資產階級和新貴族要求的,自上而下推行的英國宗教改革發生了。

圖/歐洲商業中心的轉移

早在14世紀下半葉，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約翰·威克里夫就主張宗教改革。他提出許多主張,如英國教會應當脫離羅馬教廷，不再向其納貢，他還反對教會擁有大量土地，並公開譴責教廷。他的思想對以後日後西歐宗教改革運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到了16世紀，都鐸王朝的第二位君主亨利八世發動了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創立了基督教新教的三大派別之一：安立甘教會，正式宣告英國教會脫離了羅馬教皇的控制。

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有以下幾個目的：一是建立遵從國家政權的本國教會，二是擺脫教皇對英格蘭教會及國家事務的控制,三是沒收修道院的財產和土地。改革的結果，從國家和民族角度來看，與羅馬教廷決裂則意味著擺脫了一箇中世紀以來一直存在的強大的外來權威的干涉。

此前教皇不僅每年從英國拿走大量獻金、稅款,更重要的是教皇在英國具有超國家的獨特司法特權和任免教職人員的權利，雖然英國曆代君主都曾試圖反抗這種外來的干涉,但是在開除教籍、廢黜王位的威脅下，這種反抗都以屈服告終。

然而在宗教改革之後，通過議會立法程序，教皇的特權被廢除，其中很多權力轉移到了王室的手中，這大大加強了國王的權力。英國宗教改革的實質是用“王權至尊”取代教皇的“神權至尊"，實現本國獨立發展。

圖/亨利八世與宗教改革

02國家主權的確立

宗教改革對英國產生了巨大影響。首先，宗教改革打破了教皇對世俗國家的控制，建立了國家主權。1529年,亨利八世親自主持召開了國會，揭開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1533年,亨利八世制定並頒佈了著名的《上訴法》,宣稱:“本英格蘭為一主權國家,並一向為世界所承認,受最高首腦國王之統治”，“國王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能夠對包括僧侶和俗界在內的所有人的一切行為進行審判”,在此文件中英國首次以法律形式指出主權國家及主權的排他性特徵，教會的地位消失了,主權在王構成了專制王權的基本特徵。

所以，宗教改革是"英格蘭歷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它意味著英格蘭突然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歐洲的決裂”，從而宣告英吉利民族及其國家都享有獨立的政治地位,英國近代國家主權得以確立。

其次，重新確立了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1534年,宗教改革會議通過的《至尊法令》規定:"國土陛下，他的後嗣與繼承者，這個國王的諸國王，應取得、接受和被成為那叫安立甘教會的英格蘭教會在塵世的唯一的最高首腦”，享有全權糾正異端，革除流弊。

《至尊法令》明確地否定了教皇的權威,打破了昔日二元體制下，使英王成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首腦，教會轉為專制君主的統治工具。此後，英國國土又陸續通過相關法案，沒收大批教會土地及其他財產,從根本上打擊了宗教界的封建貴族，使英吉利民族真正立於民族國家的堅實基礎之上。

03民族意識的孕育

民族意識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一個基本要素之一,國家政權若不與民族意識相結合，便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正如約翰·蓋伊 教授所指出：一直到15世紀，人們都還沒有把英國當作一個民族國家來認識，雖然當時人們已經有了“英國”和“民族”的概念。

16世紀上半期,英國進行宗教改革與羅馬教會決裂,確立了自己的民族教會安立甘宗，國王成了英國教會的最高首領。如果說以前英國雖然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卻是以羅馬為中心的基督教帝國體系的一部分,那麼現在伴隨著獨立教會的出現,國家也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它不僅承認了英國人長期追求的“英國是一個帝國”的願望，實現了國家主權獨立,而且促進了英國民族意識的進一步增強。

狄更斯指出:"在英國如同在尼德蘭，新教主義最終變得不可避免地與民眾的民族自我表現混為一體”。正是在宗教改革的歷程中，英國民眾開始認為英國不同於並且優於其他歐洲國家開始產生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優越感。

這種民族意識在克倫威爾為1533年《禁止上訴法案》得到了最好的闡述:“英格蘭王國是一個帝國，這一點已被世界接受，它由一個最高的首領和國王統治,國王擁有尊嚴和該帝國國王的王室產業，一個根據或採用精神和世俗來劃分由各種類型和各種地位的人組成的國家,從屬於國王並應該對國王保有僅次於對上帝的自然而謙卑的服從。這裡最關鍵的詞是帝國,英國把它自身描述為一個帝國、一個政治體，一個自治而不受任何外國統治者權威干涉的國家，我們把這稱之為民族主權國家。

艾爾默在他的一本書中曾寫過這樣的話:“上帝是英國人”,強調了英民族的獨特性，它不同於其他民族,而上帝也由全世界的變成為英國的，反映了民族意識的增長；這句話也暗示了上帝既然是英國人，則與英民族有著獨特的關係，這樣英民族就象猶太人一樣是上帝選定的民族,他們擔負著獨特的歷史使命，由此可見,英國的民族認同感正是在宗教的外衣下悄悄產生的。

圖/“上帝是英國人”

[1] 張若愚，《英國宗教改革及其影響》。

[2] 趙林，《英國宗教改革與政治發展》。

[3] 蔡騏，《論英國宗教改革的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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