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3日，上外中東研究所所長劉中民教授在《文匯報》發表評論文章《蘇丹“巴希爾時代”終結耐人尋味》（見《文匯報》2019年4月13日第4版），全文如下：
蘇丹“巴希爾時代”終結耐人尋味
在經歷了4個多月的抗議和總統巴希爾與反對派的複雜博弈後，蘇丹形勢終於在4月11日發生質變。當天下午，蘇丹國防部長穆罕默德·艾哈邁德·伊本·奧夫發表電視講話，宣佈革除巴希爾的一切職務，由軍事委員會在兩年的過渡期內接管權力，同時宣佈解散立法和行政機構，暫停實施憲法，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宵禁等。
在蘇丹軍隊最終倒向示威民眾後，長達30年之久的“巴希爾時代”宣告終結，更為耐人尋味的是，巴希爾政權建立和終結的方式都是軍人政變。
“巴希爾時代”的終結已確定無疑，但積重難返的蘇丹所存在的積弊並不會就此而消散。聯想到不久前黯然下臺阿爾及利亞總統布特弗利卡，以及8年前下臺的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也門總統薩利赫，相似的歷史在阿拉伯國家一幕幕重演。
阿爾及利亞、蘇丹躲過了8年前的中東政局動盪，但布特弗利卡和巴希爾8年後失敗的原因依然與8年前相似，2011年開始的中東政局動盪之漫長或許遠超人們的判斷。
無論是布特弗利卡，還是巴希爾，在8年的時間裡為應對政局動盪的衝擊不可謂不努力，但毫無疑問，他們並未（或許也無能力）革除其國家治理存在的沉重積弊。從這種意義上說，蘇丹“變天”依舊折射出了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痼疾。
獨立後歷次政權更迭都通過政變完成
自蘇丹於1956年1月1日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後的63年裡，歷次政權更迭都是通過政變完成的。1969年5月25日，尼邁裡通過軍事政變上臺，改國名為蘇丹民主共和國；1985年4月6日，達哈卜軍事政變上臺，改國名為蘇丹共和國；1989年6月30日，巴希爾軍事政變上臺，成立“救國革命指揮委員會”（簡稱“革指會”）。由此算來，此次蘇丹國防部長奧夫領導的政變，已經是這個國家60餘年歷史中的第四次政變，當然還不包括不計其數的未遂政變。
在歷次政變後，蘇丹都建立了以個人集權、長期執政為特徵的威權統治，始終未能形成事實上的權力交接的民主程序。以巴希爾為例，他在1989年上臺後，隨即採取解散議會、內閣及地方政府，取締一切政黨，停止一切非官方新聞機構活動等舉措。他本人擔任救國革命指揮委員會主席，並同時擔任國家元首、總理、武裝部隊總司令和國防部長。在其後30年的時間裡，巴希爾於1993年改任蘇丹共和國總統併兼任政府總理，後又於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連任總統，並謀求參加2020年大選。
從整個阿拉伯世界來看，埃及、利比亞、也門、敘利亞、伊拉克、阿爾及利亞等國家政權都是在民族獨立革命的過程中或革命後，由軍官發動政變建立。這些政權多采取強人政治和軍人政治等模式，並形成事實上的國家領導人終身任職。
阿拉伯軍人政權的權力交接或在軍人集團之間和平交接（如埃及），或通過軍人政變的方式非正常更迭，其執政者也大多成為“革命”對象。這是8年前中東政局動盪中的典型現象，但這種怪相併未徹底終結，埃及塞西政權的建立仍具有軍人政變的色彩，而終結巴希爾政權的依然是軍人政變。
評價阿拉伯世界的軍人政權和軍人政變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學問題，它自然有維持社會秩序等正面作用，但遺憾的是，它在權力穩固後並未尋求建立正常的權力秩序。因此，“巴希爾時代”結束了，但結束“巴希爾時代”的軍人政變在阿拉伯國家可能還遠未結束。
多種複雜矛盾糾結，政經積弊積重難返
蘇丹劇變與8年前中東政局動盪的一大共性是經濟持續惡化。8年前，腐敗肆虐、兩極分化嚴重、青年人口比例較大與高失業率、高通脹率、高貧困率等經濟與社會問題的交互作用，構成了導致阿拉伯國家群體性動盪的直接誘因。
這些因素在蘇丹幾乎無一例外都存在。在南蘇丹於2011年獨立後，由於石油收入銳減，以及蘇丹內部及其與南蘇丹曠日持久的衝突，蘇丹經濟可謂雪上加霜。近年來，蘇丹始終面臨食品、燃料短缺，通脹嚴重等經濟困難，其通脹率在2018年高達80%，麵包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達3倍。因此，人們也把蘇丹的抗議稱為“麵包革命”。
但是，經濟和民生的困境還僅僅是蘇丹危機的表象。如果說經濟發展長期困難，始終無法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是導致巴希爾政權垮臺的重要原因，那麼其更深刻的根源則在於統一與分裂、宗教與世俗、獨立與依附等多種複雜矛盾的存在，使蘇丹始終不具備發展的內外環境。而矛盾的本質是發展與安全、改革與穩定的矛盾。
從統一與分裂的矛盾看，南北蘇丹的數次內戰直至南蘇丹獨立後依舊衝突不斷，地方武裝反叛力量多如牛毛，使蘇丹鮮有片刻安寧。南蘇丹獨立不僅導致蘇丹分裂，更重創蘇丹經濟。
從宗教與世俗的矛盾看，尼邁裡政權和巴希爾政權都曾利用伊斯蘭力量推行伊斯蘭化，而在雙方矛盾激化後又強力打壓，導致蘇丹一度成為伊斯蘭極端勢力的大本營之一。蘇丹因與“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有染，長期遭美國製裁，使其國際環境嚴重惡化。
從對外關係中獨立與依附的矛盾看，蘇丹曾一度追隨蘇聯，後又在處理與西方關係上多有搖擺，或因長期遭西方制裁而難以融入國際社會，或在轉向西方後成為美國操控的對象。
阿爾及利亞和蘇丹的事態表明，阿拉伯國家固有的政治和經濟積弊在中東政局動盪8年後仍未得到足夠緩解，更談不上根治。因此，2011年的中東政局動盪作為阿拉伯歷史轉型中的一個“長週期”還遠未結束，類似的動盪也還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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