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下午，儘管天下著不小的雨，黃埔書院非常道大型讀書會會場還是被擠的水洩不通，僅可容納400人的會議廳來了600多名觀眾，著名作家馮驥才應羊城晚報和黃埔書院邀請，作了題為“我的寫作生活”的分享。活動現場人氣爆滿，會場的前面、側面、過道擠滿了熱心觀眾，許多大朋友和小朋友席地而坐，有的一家三代齊齊出動，讓這場讀書會顯得格外火熱。
黃埔書院院長仲偉合教授在致辭中提到馮老曾經說過的一段話：“我從文學到文化，實際沒有離開我們這代知識分子身上的那兩個字，就是責任，我覺得有責任的人生是有分量的”。正是基於馮老這樣的情懷和責任，黃埔書院一直堅持開展公益讀書會，推動全民閱讀和終身學習。黃埔書院相信文學蘊含著引領時代的力量，閱讀能夠提升民族的素養，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可以因為文學和閱讀而不斷進步。
黃埔書院院長仲偉合教授致辭
馮驥才先生接過聘書被聘為黃埔書院教授
馮老的最新力作《單筒望遠鏡》剛剛獲得了最新揭曉的花地文學榜“年度長篇小說”。在分享開始馮老就引出了文化界關心他個人的幾個問題：馮驥才做了20多年的文化遺產搶救，現在是不是回到書齋了？是不是重返文壇了？是不是不再搞文化遺產了？
幾十年來，他丟下創作的筆，義無反顧地紮根到中國民間文化的保護中，一直在和時間賽跑，幾千個日夜奔走呼籲，保護的是民族的文化，丟失的卻是自己的寫作夢想。有人問他遺憾嗎？馮老說：“其實理想一直都在。”
馮驥才老先生開始分享
馮老師也藉此對寫作、對文字表達分享了自己的觀點。“寫作實際上是一種生活。其實人人都能寫作。寫作是一種愛好，就像我們有人愛唱歌一樣，有人愛畫畫一樣，寫作可以表達我們對生活的感知，我們認為有價值能夠記下來的東西，就要把它記下來，記在本子上。所以曾經給一個小朋友在他的紀念本上，我就寫了一句話：記下感動你的事來。”馮老還表示寫作有記錄的意義，也有思考的意義，寫作也是一個思考的過程，還是一個文字想象的過程，也是文字創造的過程。
分享會上，年逾古稀仍精神矍鑠的馮老先生，與孩子、家長和文學愛好者們，如同長輩般，如數家珍分享了自己的文學創作感悟和人文觀點，幽默有趣的發言引來現場陣陣笑聲。
觀眾認真聆聽分享
已有數十篇文章被選入大中小學課本的馮老深受小朋友喜愛。 一個小學一年級的小朋友一邊認真聽講座，一邊認真在筆記本上寫下了“我xiang寫小說”幾個字。馮老關於他自己創作的故事讓小朋友深受鼓舞，在小朋友心裡播下了文學的種子。
嘉賓薦書環節中，馮老師推薦了三本書，第一本是廣東老作家秦牧先生寫的《藝海拾貝》，第二本是俄羅斯帕烏斯托夫斯基寫的《金薔薇》；第三本是王朝文先生寫的《以一當十》。
活動結束後，觀眾圍住馮老要求合影、簽名，從會場到休息室短短的一段路，走了半個小時才走到休息室。馮老感概，廣州的觀眾、讀者和小朋友們太熱情了。
馮驥才為熱心觀眾簽字
被熱心觀眾團團圍住
馮老深受喜閱童行小朋友們的歡迎和愛戴
原鳳凰衛視主持人、中華小姐環球大賽亞軍楊爽主持讀書會
黃埔書院閱讀研究中心主任董正鋒直播開場
互動問答：
問：《單筒望遠鏡》是“怪世奇談”四部曲的最後一部，聽說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您就有了寫作計劃，經過近三十年沉澱，這本書跟前面的三部有什麼不同？
答：我很久沒寫小說了，但這部小說我一直放在心裡，三十年過去，不寫不快，非寫不可。其中很重要一個原因是，小說的人物早就活了，我不寫，他們非要“糾纏”我，小說家一定要叫他心裡的人物“橫空出世”，這是一種創作本能。另一個原因是我一直在關注中心文化關係這個問題，這部小說表達了我對這方面的一些思考。
“怪世奇談”系列作品關注的都是中國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社會文化現象的小說。我在《俗世奇人》追求地域性，人物對話語言全是地方土語，文本的敘述語言中也揉進去一些天津話的元素，比如天津人的強梁、幽默、戲謔、好鬥、義氣、直來直去等等。
但我在《單筒望遠鏡》這部小說的審美上，不追求地域性，敘述語言中沒有主動放進去天津話的元素。在《單筒望遠鏡》裡，我更注重意象的表達，因為畫面能使讀者有獲得感。將小說中的情境不斷寫成畫面，是我這次寫作為之努力的方向。
問：新書取名《單筒望遠鏡》，這個書名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答：天津這座城市比較獨特，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入，是從廣東福建等沿海地區開始的。鴉片戰爭以後，天津地區開始漸漸淪為殖民地。那個時候，是中國最弱的時候，也是中國社會處在低谷的時候，也有很多愚昧的現象存在。天津一分為二，一半是老城，一半是各國租界。一半是地道又深厚的本土文化，一半是純粹的西方文化。同一城市，兩個世界，人種、語言、面孔、器物、生活方式以及城市形態迥然相異，蔚為奇觀。
現在天津還有很多諸如廣州沙面那樣的西方建築，但外來勢力最早帶來的經常看到的，就是單筒望遠鏡，特別是軍官身上喜歡帶著望遠鏡。我覺得，“單筒望遠鏡”很有象徵意義，它不能用兩隻眼睛看，而只能選擇性的看。人都會選擇性地看美好的東西。所以，小說裡面的男主和女主看到的對方都是美好的。如果從文化的視角來看，一定是各自看到了不一樣的東西，看他們各自好奇的東西。中國人看西方人，西方人看中國人，很多誤解都是由此產生。這對今天世界來說是有意義的，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接觸和交流，需要對歷史重新認知和了解。
問：您廣泛涉獵文藝領域，您曾用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教育“四駕馬車”的比喻來回顧自己的人生，如果要進行排序的話，這四駕馬車，您會怎麼排？
答：這個問題問的好。很多時候我去參加活動，活動主辦方都會給我的座位貼上各種標籤，如文學、非遺保護、教育、政協委員等。前幾年，我致力於文化遺產保護，我對非遺保護者這個身份也十分肯定。但我也熱愛文學。如果現在讓我排個序，我會先是作家、其次是文化遺產保護、第三個應該是教育。我覺得現在需要培養文學和非遺保護相關的人才。有責任感的、有時代擔當精神的年輕人，是文化領域未來的希望，所以教育也是我未來關注的方向。
問：廣州永慶坊時曾提到“讓城市留下記憶，讓人們記住鄉愁”這句話，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遺產？對這裡的文化遺產保護有什麼建議？
答：“協同發展”需要保護各個地方的文化特色，不是把不同的文化變成一樣，而是讓不同的文化協同共存，允許文化的多樣性。我覺得，嶺南文化是很獨特的，它自成體系，音樂、美術、民俗和民間手藝都有清晰的脈絡，而且水平很高。而且海外很多華僑都是廣東人，他們也很在乎自己的老家，對古村落的保護也相對較好。
我覺得粵港澳大灣區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都應該積極地去保護。我給一個建議就是：接受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去體驗。我們是文化的“參與者”，而不是“學習者”。文化是離不開生活的。文化保護也應該回歸到生活裡。比如，在清明的時候，我們帶孩子去踏青，讓孩子們感受到春天萬物生長的生命力，這比在從書本上學習要強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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