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陈独秀都曾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又都共事于北京大学。后来，胡适成为杜威门徒，陈独秀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虽政治道路不同，私交情谊却长在，犹能容忍老朋友成“异己”。故此当陈独秀一生六次被捕入狱时，其中四次得胡适营救出狱。 第一次营救
1919年6月，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为指导“六三”运动，撰写《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译成英文，然后两种文字同时印刷成传单，就“巴黎和会”上未决的山东问题，提出“对日外交，山东省的经济权利不能丢弃；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官职，并逐出北京；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部；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给人民集会、言论自由权”，共五条。
不幸的是，当1919年6月11日午后，陈独秀去北京新世界商场散发《宣言》时，被北洋政府的便衣警察发现，当即拘捕，关押入外右五区警察署。警察还去到陈家大肆搜查。消息传出，北京知识界倾刻哗然，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声援营救陈独秀。
胡适先是给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去信，请发起新闻舆论，呼吁释放陈独秀。胡适还以他与陈独秀都是安徽省籍的名义，联系“安徽协会”，选派在北京的安徽名人出面，向安徽省人、时为北京警察厅长吴炳湘从中打通关节。终在胡适与乡友的积极营救，外加社会压力，已被关押83天的陈独秀，于9月16日释放，由安徽人接迎回到家里。
陈独秀虽得释放，一切行动都受到密探严格监视，随时都有再被捕入狱之险。胡适便将陈独秀接到自家居住，随后转送到李大钊家里，再由李大钊转送到原籍河北洛亭隐蔽，陈独秀好不容易地去到了上海。此为第一次营救。
第二次营救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1920年9月迁到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成了中共的党刊。在“一大”开过不久，《新青年》即被上海法租界先封查，尔后取缔了。10月5日夜里，法租界巡捕又拘捕了陈独秀。
刚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胡适，是从上海的朋友通电话中得知的，立刻向上海的蔡元培发信：“先是愤怒斥责‘法国人真不要脸’，同时请蔡先生速向法国使馆设法营救。”胡适还与蔡元培领衔签名，联系各界名流，呼吁释放陈独秀。上海知识界也奋起响应。上海名画家刘海粟则挺身出面，请托上海滩的名人李征五，前往捕房，多方疏通关节，最后出钱一百大洋，保释陈独秀平安出狱。可是被抄去的陈独秀个人书籍与文稿，竟遭“不要脸的法国人”烧毁了。
第三次营救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开过不多日，陈独秀在杭州西湖主持中共中央特别会议，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联合，进一步建立民主联合统一战线。8月7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得知后将陈独秀拘捕。
时在北京的胡适，是从李大钊的信中得知消息的。当8月13日，胡适再接到上海著名出版家汪孟邹的来信，方才得知陈独秀遭拘捕的详情。经过深思熟虑，胡适于8月16日，向北洋政府青年外交官、因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而走红官场的顾维钧去信，不提及陈独秀被拘捕详情，而是策略地谈起法国近年来在中国所做所为，太有伤中国广大青年的感情了，各界民众也曾多次向法国提抗议，为此以个人名义，请顾维钧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公使馆提出警示，切不可进而引发思想界“排法”怒潮。现今上海法租界拘捕陈独秀，即是一件有伤中国人言论自由的错事。顾维钧真的以胡适所言，立刻指派他的秘书，前往法国在北京的公使馆商谈交涉。法国公使惧怕事态恶化，即向上海发电，释放陈独秀。8月26日，陈独秀得释放了，可是“不要脸的法国人”，狠敲竹杠，要走了四百大洋。
第四次营救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因遭致与托派人士有情仇的女人费侠的密告，被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勾结租界总巡捕房，乘夜黑在家中拘捕。10月18日，从总巡捕房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公安局又马不停蹄地将陈独秀转送到南京国民党党部军法司监狱关押，随时都可遭军法快速处死之险。
此时的陈独秀早已不是中共中央局书记，并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共产党。但是国民党军界或地方党部中的极右派，仍然仇恨这位共产党“首领”，诬陷陈独秀勾结江西、福建苏区红军，进攻中央军，主张“处极刑”，“迅予处决”。
胡适当即奋起奔走，联络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等著名学者与社会贤达，联名致电国民党当局，言明陈独秀早已被中共开除党籍，成为共产党“异端”了，又兼身体软弱多病，无力从事社会活动。意在力争先将陈独秀救出军法司监狱，免受军法处置。
当陈独秀被转送到南京市江宁地方法院审判时，胡适即求托他的好友、时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打通关节，从轻审判陈独秀。同时会同蔡元培等知名学者，特为陈独秀聘请大律师章士钊出庭辩护。
10月30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主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的系列讲座，乘时大力宣传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贡献，要全社会敬重陈独秀。正是因为胡适呼吁各界上层人士奋起营救，及陈独秀本人拥有极高的社会威望，终给国民党当局以巨大的社会压力，竟然久拖不宣判了。乃至国民党花费大力气，也没有查出陈独秀与红军有任何联系时，即由国民党军政部长会同军法司长王振南出面劝降陈独秀，顿时遭到严词拒绝。何应钦还以“交个朋友”的名义，请书法大家陈独秀题字留念。陈独秀慨然挥毫命笔题写：“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33年4月26日，久拖不决的江苏高等法院，方才“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定案，判处陈独秀刑期13年，剥夺公权7年。陈独秀当庭大为咆哮，声明裁判不公要上诉。后经著名大律师章士钊强力辩护，直至1934年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方才改判陈独秀刑期为8年，移送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关押。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国一致抗战时期，胡适乘着出席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之机，吁请国民党高层大员们释放陈独秀，终使陈独秀于8月16日获得释放。国民党要人还曾邀请陈独秀出任国民党政府的部长，留住南京，陈独秀皆一口回绝。
1939年，陈独秀携妻子潘兰珍，移居四川江津，以研究中国文字学为主业，另以写稿得稿费，或以卖字得润格，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这时已出使美国的胡适，仍然不忘他与陈独秀同乡加老友的故旧情谊，特地安排陈独秀去美国疗养或定居美国，陈独秀都以婉言谢绝。
1942年5月27日晚，陈独秀病死于四川江津的家中，终年64岁。
閱讀更多 團結報黨派e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