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开创的私学突破了西周官学一统天下，使学校教育从宫廷、官府移到民间，教学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平民，教学内容从“六艺”转变为以文化典籍为主，教学人员从官员转移到文士。
私学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从政”、“治赋”、“使于四方”的治国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为汉初布衣卿相局面的形成准备了必要条件，影响远远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围。
孔子邮票
继起的战国诸子也都是从事私学教育的楷模。他们以私人身份随处讲学，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教师，教学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各家私学相互争论，又互相补充，扩大了教育范围，促进了百家争鸣与学术发展，同时又培育了大批时代急需的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的兴起与发展，还促进了教育思想与理论的丰富与发展。不仅诸子百家的著述中保存了大量的教育资料，还出现了像《大学》、《中庸》、《学记》、《劝学》、《弟子职》等教育专著。这些著作阐述了教育的作用、学制体系、道德教育体系、教学原则与方法、教师的地位等观点，成为该时期学校教育经验与教育思想的总结，也奠定了传统教育制度的理论基础。
从此以后，传统中国出现了两种学校教育制度：官学与私学。秦汉以下，私人讲学之风延绵不绝，而官学却时兴时废，或有名无实，从而使私学担负起传承文化、培育人才的重任，为古代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国时期百家众流的局面，到汉代渐趋消失，惟儒、道、法三家鼎足而立，不过，汉初儒家实居道、法两家之后。至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儒学才得以独盛。然而，汉儒毕竟与先秦儒有区别可言。
先秦儒的贡献多在理想方面。其时列强纷争，天下未定，百家竞起，各欲揭其主张以为一世之导向。先秦儒为自身争存，亦相务于树新义，肆博辩。故其贡献多在此。
汉代南北一统，天下局面大变。其时的当务之急是求实际之治平。汉初君臣本身初无学术修养，然来自民间低层，故深知百姓疾苦，极欲与民休息，道家清静无为之说遂乘时兴起。
然无为而治，事不可久，故汉初政治实乃一依秦制，承续法治之轨辙。及至董仲舒向武帝献策，力言复古更化。复古乃复周之古，更化则更秦之化。周代绵历八百年，秦朝二世而亡。汉儒吸取前朝历史教训，侧重于以史为鉴，力言治道。欲效法周朝，必上本之于六艺经典。当时谓六经起自周公、成于孔子之手。尊孔必尊周治。尊周治则必尊周公，尊六艺。故汉武帝兴太学，立五经博士，专以六艺设教。
汉儒尊经尤重于尊儒。在汉儒心目中，《论语》与《孝经》并列为小学教本。《汉书·艺文志》分群书为七略，首六艺略，次诸子略，儒家者言居诸子略之首。《论语》《孝经》则同附六艺略之后。此乃汉儒的学术分野。《史记》《汉书》儒林传所列诸儒，皆起汉初，曾子、子思、孟子、荀子均不在其列。
《史记》《汉书》所列诸儒，乃一代之新儒，以传经言治为业，与战国诸儒以明道作人为倡，有明显的差别。换言之，先秦儒在汉儒看来，不过属百家言而已，而汉儒传经，乃所谓王官之学。先秦儒兴起于民间，而汉儒则主张于朝廷。（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
三国两晋时期，天下分崩离析，庄老道家更迭兴起。然老子言：“不学无忧”，庄子则不聚徒讲学，故道家之弊在轻学，乃不尊师。又值佛教东来，其先尚是道家言在上，佛家言居下。南北朝以来两家地位互易，佛家转踞道家之上。儒家经学虽尚不绝如缕，但在儒、道、佛三足鼎峙中为最弱一足。
有唐一代儒学最为衰微。其时社会充斥佛教徒与诗人。前者不免带有出世性，后者则终不免浪漫性。于是，盛极一时的大唐气象终不免趋于没落。
唐代人之进身仕途，经学亦远不如文学地位之高。唐代人无不能吟诗，但绝少能通经。唐代诗人可分儒、道、佛三派，若谓杜甫是儒家，则李白乃道家，王维是佛家。依此分类，唐代诗人中惟儒家人数最少。故就唐代而言，可谓无醇儒，亦无大儒。
唐代儒家首推韩愈，其在提倡古文时，强调发扬儒道，排斥佛、老，旨在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然用力虽大，收效甚微。政治上提携韩愈的乃是贤相裴度，但裴亦信佛。与韩共同提倡古文的柳宗元也信佛。追随韩愈投身古文运动的李翱，作《复性书》三篇，重新阐述儒家义理，然其文亦浸染于佛学。韩李身后，古文运动逐渐衰落，与其互为表里的儒学复兴更不可论。
韩愈《马说》
五代为中国历史之黑暗时期。其时真可谓天地闭、贤人隐，远不能与三国两晋相比。那时虽乱，却有人在。有了人才，纵是乱，总还有希望可言。世道乱到没有了人才，便没有希望了！
宋前承五代乱局，虽称天下一统，但开国气象不能和汉唐相比。言外患，北有辽，西有夏。言内忧，则积贫积弱，兵制财制皆待改革。宋代开国六、七十年，儒运方起。汉唐诸儒，多怀升平世之心境，而宋儒似乎摆脱不了拨乱世的心态，不像汉唐儒那样安和。而其学术门径，则转为开阔，能向多方面发展，不如汉唐儒之单纯。
宋儒多能议政，又能从大处着眼。其中范仲淹、王安石为最著者。范于庆历三年（1043年）上疏条陈十事，建议改革吏治、裁汰冗滥、选贤任能，并论减徭役、厚农桑、修武备等事。这些建议大多被仁宗采纳，陆续施行，史称庆历新政。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上万言书，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大力推行改革，史称熙宁新政。在汉唐诸儒中，惟有贾谊之陈政事疏以及董仲舒之天人对策，可与范仲淹、王安石差堪媲美。
宋代其他诸儒，大体言之，也多能议论朝政，能从大处着眼阐申儒家义理。
北宋儒学大体可分三部分，一为经学，二为史学，三为文学。
宋儒的经学，与汉儒亦有不同之处。汉儒治经多尚专经讲习，重在书本文字。所谓通经致用，仅因于政事，而牵引经义。宋儒经学多能于每一经之大义上发挥。经义即用以治事，治事必本于经义，较之汉儒通经致用，意义更确切，气魄更宏大。
北宋诸儒治经，如胡瑗之于《易》《洪范》，孙复之于《春秋》，李觏之于《周官》，皆元气磅礴，务大体，发新义，不囿于训诂章句。其他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皆研穷经术，尚兼通，且喜辟新径，创新解，立新义，与汉儒治经大相径庭。就此而言，北宋诸儒近似于先秦儒。
宋儒擅长于史学，如欧阳修以私人之力独撰两部断代史：《新五代史》、《新唐书》，此前己有了薛居正的《五代史》所写的《五代史》和刘昫所写的《唐书》。欧史一出，分别变成了两部：薛著称《旧五代史》，欧著曰《新五代史》；刘著称《旧唐书》，欧著叫《新唐书》。
又如宋代另一部史学名著《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是宋儒司马光奉诏编写的一部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日，仍是学历史的人必读的一部书。清代已有不少人下功夫，然至今还拿不出一部上接这部书的续通鉴来。
其他宋儒，如著有《古史》的苏辙，专治汉史的刘攽，精于魏晋以后史事的刘恕，著有《唐鉴》的范祖禹，皆堪称史学大家。一般而论，
宋儒史学显较汉唐儒为盛。宋儒的史学著述“好创立议论，不专于纂辑叙述考订而止。于著史考史外，特长论史，此亦宋代学术一新风气之特征。”（钱穆《朱子学提纲》）
宋儒前承唐代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自欧阳修以下，古文大行其道。王安石、苏轼、曾巩尤为一代巨匠。宋诗风格亦与唐诗相异。
唐韩愈始提倡孟子，到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庙。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称，与汉唐儒周公孔子并称，大异其趣。此乃中国儒学传统之绝大转变，此风虽始于韩愈，实成于宋儒。
北宋诸儒，如苏洵及其子轼，父子为文，皆法孟子，兼参之《战国策》，有纵横家气息。轼尤喜庄子，其弟辙则喜老子，视野开阔，兴趣横溢。若谓汉儒为经学之儒，则宋儒可谓子学之儒。宋儒不仅疑“子”，而且疑“经”。如欧阳修之疑《十翼》，刘恕、苏轼之疑《周礼》。
汉、唐儒之学，主要在经学，亦可谓其时儒学即经学。宋儒之学不专在经，文史百家之业与经学并盛，故可谓宋儒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新儒学，经学仅占其一部分。汉唐儒经学之成就，主要在章句注疏，而宋儒经学重在创新义，发新论，亦可谓一种新经学。
“六经”起源甚早，有古代之《六经》，如夏有《易》名《连山》，商《易》名《归藏》，皆已失传，仅存《周易》，是为《易经》之前身；又如唐、虞、夏、商均有《尚书》，而古代史书复有三坟、五典，是为《书经》、《春秋经》之始。
除此之外，尚有西周之《六经》。周朝仿古代圣王之制，由史官记言、记事，故《易经》掌于太卜，《书经》、《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诗经》掌于太师，《礼经》掌于宗伯，《乐经》掌于大司乐。
“有官始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而《礼》、《乐》、《诗》、《书》复备学校教民之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
东周之时治《六经》者，非仅孔子一家。孔子六经之学，大抵得之史官。如《周易》《春秋》得之于鲁太史，《诗》得之于孔子远祖正考父。“复问礼老聃，问乐苌弘，观百二国宝书于周史，故以《六经》奸七十二君。及所如辄阻，乃退居鲁国作《十翼》，以赞《周易》。叙列《尚书》，定为百篇。删殷、周之《诗》，定为三百一十篇。复返鲁正乐，播以弦歌，使《雅》、《颂》各得其所。又观三代损益之礼，从周礼而黜夏、殷。及西狩获麟，乃编列鲁国十二公之行事作为《春秋》。而周室未修之《六经》，易为孔门编订之《六经》。”
综上所述，史上有三种六经，一为古代之《六经》，一为西周之《六经》，一为孔子手定之《六经》。后一种《六经》实为孔门授教之课本或讲义。孔门授《六经》，以《诗》、《书》、《礼》、《乐》为寻常学科，以《易》、《春秋》为特别学科，故性与天道，弟子多不得而闻。据汉儒眭弘说，性即《易经》，天道即《春秋》。
“四书”之说最初来自宋儒。说到宋儒，后人极易联想到理学，并称其为新儒学。其实，理学家在宋儒中属后起之秀。理学兴起之前，已涌现了一大批宋儒，大多可称新儒。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学兴起之前的宋儒，已与汉儒有所不同。（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
在宋代理学家的心目中，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学即是经学，而四书的地位，较其他诸经更重要。首先提出四书并赋以崇高地位的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史称“二程”。
《论语》列四书之首。此书记载孔子言行，乃儒家最有价值的名著。问世二千多年来，深入世人推崇。
宋相赵“普尝谓太宗曰：“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宋史·赵普传》）
这部书何以名《论语》？《汉书·艺文志》谓《论语》为论纂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之语也。论者，讨论也。语者，圣人之遗言也。该书系经编者讨论后编定之圣人遗言，故名《论语》。
论语
全书凡二十篇。前十篇，从《学而》至《乡党》，是第一次编纂而成的。“文理精纯，章节简短，文字简约”。所记大部分为孔子本人的言论，对孔子称“子”。后十篇，自《先进》到《尧曰》，系第二次续编而成。义理较驳杂，不少篇章与史实相违，章节、文字“长而多”。前十篇约成书于子思，后十篇约成书于子思弟子。
《论语》共计五百零八章，其中关于人格修养与社会伦理的论述约占全书一半。读《论语》似见孔子其人，亦见其为人；舍《论语》则孔子人格特质无从领略。《论语》的价值就是孔子伟大人格之价值，也是孔子思想行为对后世影响的价值。
《论语》是五经之关键。欲通五经之精义，必先明白圣人的微言大义；欲明白圣人的微言大义，必先读《论语》。孔门最重《诗》《礼》之教。“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言《诗经》者有十多章。“不学《礼》无以立。”言《礼经》者多达四十几章。
又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语涉《书经》之精义。“然有恒，无大过，思不出其位”乃《易经》之精义。
《孟子》在“四书”中的地位仅次于《论语》。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将《论语》、《孟子》与《大学》、《中庸》并列，汇为“四子书”，简称“四书”。宋代以前，《孟子》地位非甚显要，宋代之后备受重视。
全书凡七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分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
《大学》、《中庸》均为《礼记》之一篇。今本《礼记》九万余字，分四十九篇。而《礼记》系“三礼”之一。《周礼》记载国家制度，属于礼之数，即具体事项；《仪礼》记载世俗仪文，亦属礼之数。而《礼记》记载抽象道理，属于礼之义。为孔门弟子及其后学者论述礼的文字记录，经后人纂辑成书。戴德辑八十五篇，为《大戴礼记》，今存三十九篇。戴圣辑四十九篇，叫《小戴礼记》，即今通行之《礼记》。
《周礼》、《仪礼》为经文，《礼记》为传文。但经文与传文并无纲目之分，传文的价值远在经文之上。具体的制度、仪文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而改变，而抽象的道理往往垂诸百代而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
孔门本以礼为人格教育之手段，到荀子更是以礼为唯一手段，由“礼”可知儒学之盛衰。
“礼”又是“法”的前身，故“法”起而“礼”废。“礼”与“法”都有维护社会秩序之功能，但“礼”行之未然之先，“法”则施之既然之后。前者积极，后者消极。
《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唐代之前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唐韩愈等引用《大学》，方才为人注目。宋代二程兄弟对《大学》极为重枧，称之为“孔子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
经朱熹重新编排的《大学》分为“经”一章和“传”十章。“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记录；“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门人记录。
“经”一章为全书之总论，以“明明德”、“新民”、“止于善”三者为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为目。
三者为儒学教育的宗旨与目标，八条则是实现目标的步骤与手段。只有按照这样的步骤与手段去做，才能达到“贤人”、“圣人”的境界，实现“至善”的目标。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发扬人先天固有的德性；“新民”即革其旧、做新民的意思；“止于至善”就是力求达到最完善的境界。这三者乃《大学》三纲领。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修身”是人格教育的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方法，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修身”的目的。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就是说，从天子到平民，无一例外都要把修养自身道德品格作为做人的根本。
传文十章，前四章（释“明明德”、释“新民”、释“止于至善”、释“本末”）“统率纲领旨趣”，后六章（释“格物致知”、释“诚意”、释“正心修身”、释“修身齐家”、释“齐家治国”、释“治国平天下”）“细论条目工夫”。就是说，前四章论述总纲之宗旨，后六章讨论细目与着力之所在。
对初学者来说，第五章阐述的“至善”要领，以及第六章所述“修身诚意”之根本，“尤为当务之急”，切莫以为浅近而忽视之。
《中庸》原为《礼记》第三十一篇。该篇为孔门传授的心法，即儒家学说的核心。全书凡三十三章。第一章是此书的纲要。以下十章乃子思引述孔子的话，以讲清这一章的含意。朱熹认为，子思述孔子所传之意创作《中庸》：首先说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道”之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其次说明“存养深察”之要；最后说到“圣神功化”之极。
子思，系孔子之孙，相传受业于曾子。《中庸》原是孔门传授心得的方法，子思恐怕年代久了传授会有差错，“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该书开始只讲一个道理，中间扩散为各种事体，最终又归结为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都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善于学习的人若反复领会探求，必然有所获益，一辈子也受用不完！
《中庸》一开篇引用程颐的话：“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开宗明义，也可谓解题。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所赋予的叫“性”，遵循人性的叫“道”，使人遵循人道的叫“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片刻不可离身，可片刻离身的就不是“道”了。“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赌，恐惧乎其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独也。”君子对于做人的道理，即使没有人看见也要遵奉恪守，即使暗得看不见也要去发现它，即使物事细微到看不清也要努力表现它。所以，君子在人所不知而己所独处的时候，尤其要小心谨慎。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都是“情”，其未发，则为“性”。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但其发难免过或不及。只有未发之时，才能无过或无不及，这就叫“中”；喜怒哀乐都发了出来，还能无过或无不及，即“中节”。发而皆中节，就叫“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万事万物之本源，“和”乃天下皆可通行的道路。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就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就各得其所而生长繁衍了。
第三十三章为《中庸》最后一章，“子思因前章极致之言，反求其本”。“本”即《诗经》。这一章分七段，每段都引证《诗经》一句诗，据以论证君子之道及其与小人之道的区别。
（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
（二）“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
（三）“君子不动而敬，不言而信。”
（四）“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
（五）“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六）“子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用疾声厉色来教化人只抓住支枝末节。
（七）用德来教化人轻易如举鸿毛。“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上天生育万物，其道无声无味，这才是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儒家最推崇的治国之道。
总之，四书乃孔门自著之书，实与“六经本先王之旧典”有别。但在宋代理学家的心目中，四书学就是经学。
北宋理学家与其他宋儒学术不同。后者学术三途，一为政事治道，一为经史博古，一为文章子集，皆在外，皆可外向求之。而前者当时自称其学为道学，又称理学，亦可称性道之学或性理之学，也可称心性义理之学。“而心性义理之学，则一本之于内，惟当向内求，不当向外求。”（钱穆《朱子学提纲》）
北宋诸儒乃外于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理学诸儒则在针对释老而求发扬孔子之大道与儒学之正统。
南宋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使经学益臻于邃密，理学益臻于深沉。”（同上）朱熹学术生涯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四书结集于二程与朱熹。自朱熹创四书学以来，四书成为中国文人学士之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超越五经之上。读四书，则必读朱熹《论语》《孟子》集注与《大学》《中庸》章句。自元代开始，直到清末科举制废止，六百年间四书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始终为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评卷标准。朱熹四书学对后世的影响由此可以想见。
传统教育制度的废墟之上，仍矗立着两座丰碑，一座属该制度的奠基人孔丘，另一座当归朱熹。中国历史上还找不到第三人堪与孔朱二子比肩并立。
孔子一生大部分时间用在传授文化知识，从政生涯较为短促。孔子首创私人讲学，广泛招收学生，培养从政人才，成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第一位教育家。
与孔子相似，朱子生前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较高的权位，但在民间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却影响广泛而深远。
朱熹
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而且集孔子以来学术思想之大成。
朱子“会诸途而并进，同异趣于一归”，使孔子以下之儒学重获新生机，从而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参见钱穆《朱子学提纲》）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朱子生于1130年，二子相差1680岁，却不乏相似之处。
孔朱二子生前均不显达，死后其学说和著述始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推崇，被尊为圣贤。
孔朱二子皆以主要精力与心血投注教育事业，其教育思想对传统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孔朱二子都是身教重于言教的大教育家。对自已，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对学生，亦师亦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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