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中東地區一直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一環。在冷戰時期，中東就是美蘇兩大陣營的角力點——從蘇伊士運河危機到德黑蘭事件再到歷次中東戰爭，樁樁事件背後都有超級大國“代理人”戰爭的陰影。
冷戰結束後，國力不濟的俄羅斯在中東採取守勢，其影響力亦大幅收縮。而挾冷戰、海灣戰爭勝利之餘威的美國則在中東地區盡享了近十年無人挑戰的“單極時代”。直到2001年“9·11”事件爆發後，隨著阿富汗和第二次海灣戰爭的打響，美國小布什政府深陷“反恐戰爭”泥潭，此前其所獨享的單極優勢也不斷被自殺性爆炸、與中東國家（甚至盟友）齟齬加重、國際社會質疑等新因素所銷蝕。
敘利亞危機爆發不久後，橫空出世的伊斯蘭國在伊拉克、敘利亞的國土上攻城掠地。面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干預力量的孱弱和低效，俄羅斯順勢以“反恐”之名出兵敘利亞，不僅強化其在中東的軍事和地緣政治影響力，更使得該地區格局扭轉了此前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朝著“俄強美弱”的新兩極格局演變。對此，特朗普上任後不得不有所改弦更張，加強應對，逐步確立以俄羅斯為主要地區戰略對手，以伊朗為主要打壓對象，以美國——沙特——以色列三角同盟為基礎的中東戰略。
反覆嬗變、眾說紛紜的特朗普中東政策
雖然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戰略日益清晰，但其具體政策往往異常反覆多邊，讓國際觀察者摸不著頭腦。當前的“中東撤軍”一事更是如此。
早在奧巴馬時代，美國便謀求從中東“撤離”，然而在實踐中不僅未能做到，反而被此起彼伏的顏色革命所拖累，更深地捲入到敘利亞內戰以及由“伊斯蘭國”崛起所導致的地緣危機中。“逢奧必反”的特朗普上臺後，在從中東撤離這一點上似乎還和他所憎惡的奧巴馬享有一定共同目標。
2018年12月19日，美國白宮發言人宣佈，隨著打擊“伊斯蘭國”的戰役進入新階段，華盛頓已開始將軍隊撤回美國。隨後特朗普在社交網站發文稱：“我們已在敘利亞境內擊敗‘伊斯蘭國’，那是特朗普總統任內讓美軍進駐的唯一理由。”
此舉引發全球輿論普遍關注。在各國智庫、學者分析特朗普此“撤軍”決定的動機與實效時，中國學者們則難免將該舉措放在當前不斷升級的中美貿易戰背景之下，尤其是雖不同於奧巴馬時代的“亞太再平衡”卻又在全球收縮、集中資源應對“中國挑戰”這一點上一脈相承的特朗普“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如果人們承認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是競爭大於合作，那麼他們自然有充分的理由評估這份看似遠在中東卻很可能對東亞事務產生重大影響的決定。
然而，就在中國學者為特朗普政府此舉的動機、後果以及中國之應對而爭論不止時，突然又出現了新的“劇情反轉”。據美國CNBC電視臺1月7日報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計劃從敘利亞撤軍不會改變消滅“伊斯蘭國”極端組織，阻止伊朗通過資助恐怖主義行動而影響該地區的目標。蓬佩奧表示，從敘利亞撤軍是“戰術變化”，美國承諾在全球範圍內打敗哈里發或“伊斯蘭國”極端組織的態度沒有任何改變。他還指出，“我們對抗伊朗戰略沒有變化”，美國仍然以結束伊朗的敵對影響為目標。
無獨有偶，幾乎是在同一時刻，1月7日博爾頓在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也表示，美國從敘利亞東北部撤軍是有條件的，即：第一，需保證盟友以色列的“國防安全”；第二，徹底擊敗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第三，得到土耳其有關確保與美國結盟的庫爾德戰鬥人員之安全的承諾。
面對如此“反轉”、“反轉之再反轉”的交替，全球媒體也不禁感到詫異？究竟是什麼矛盾或者內在的因素促成特朗普政府在中東問題上如此前後反覆呢？
特朗普中東政策反覆嬗變的深層原因
要想理清特朗普政府中東政策反覆嬗變的深層原因，就不能就事論事，即不能僅僅就中東談中東，而應將其中東戰略的出臺與相關政策的實施置於一個更宏大的背景下，那就是中國全球崛起的語境下美國所指定並已經開始實施的“印太”戰略。
如已故著名地緣戰略大師布熱津斯基所述，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戰略重點主要集中於三條戰線：歐洲的“歐洲橋頭堡”、作為“歐亞大陸的巴爾幹”的中東地區，以及在東亞作為“遠東之錨”的日本。
當前，美國在這三條戰線上所面對的主要競爭對手/假想敵依次為俄羅斯、伊朗與中國。在特朗普時代，“中國加速崛起所帶來的東亞/亞太安全壓力增大，要求美國集中資源應對中國挑戰”的需求與“美國與俄羅斯、伊朗等國的關係持續惡化造成美國在東歐、中東戰線安全壓力增大，使其無法抽調資源應對中國挑戰”的現實之間存在尖銳矛盾。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特朗普“美國優先”要求美國進行全球戰略收縮；而所謂來自中國的“威脅”更需要特朗普美國將本已十分有限的資源加速向東亞-西太平洋地區傾斜。因此，特朗普上臺後，面對國內經濟疲軟、國際義務沉重的局面，看到美國有限的國力與代價高昂的國際義務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開啟了美國式的“韜光養晦”，即重新盤點美國在全球的責任、義務與賬單。
要實現上述目標，特朗普政府就必須在現有的全球軍事部署中撤出一部分，用以降低軍費開支和國際安全義務的承擔。在東歐方面，最近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克里米亞地區又由軍演問題而產生新的摩擦。同時，美國國內正步步緊逼的“通俄門”調查也讓特朗普難以在這個節骨眼上對俄羅斯-東歐戰線“網開一面”。那麼，可供選擇的出路在哪裡呢？可能只能在中東。
第一，特朗普和部分美國政策人士認為，中東地區已經因“成功的反恐戰爭”而重獲安全。第二，他們認為，相對於東亞，中東地區對美國未來的地緣戰略威脅和影響也相對有限。第三，最重要的是，由於油價下跌，以及由於頁岩技術，美國如今已經從石油淨進口國轉變為石油淨出口國，他們還認為中東地區對未來美國的經濟重要性也在下降。正是基於上述考量，特朗普政府才在近期連續做出從中東撤軍的舉措。
然而，俄羅斯在敘利亞的主導地位的加強，“什葉派新月區”在中東地區的壯大，美國與伊朗和阿拉伯國家矛盾的上升，都使得美國難以減少在中東戰線的資源投入。在中東戰線，隨著俄羅斯通過干預敘利亞內戰而逐步在東地中海地區掌握主導權，伊朗-伊拉克-敘利亞三國所謂“什葉派新月區”的逐步建成，以及因美國駐以色列使館遷至耶路撒冷而在整個中東穆斯林世界引發的普遍敵意，都強化了美國在中東戰線上的地緣壓力，因而使其難以從中東地區全面收縮。
特朗普政府尤其認為，經受長年制裁的伊朗之所有現在還有能力干預敘利亞、伊拉克事務，擴大在其中東地區的國際影響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奧巴馬“錯誤地”簽署了《伊核協議》，從而極大地緩解了伊朗的經濟困境，因此，早在競選時特朗普就多次聲稱要廢除該協議。而在2017年10月的沙特—卡塔爾—伊拉克穿梭外交中，美國時任國務卿蒂勒森則明確宣稱美國在中東的戰略目標已經轉向全面遏制伊朗。2018年5月8日，特朗普正式宣佈，美國將退出《伊核協議》並恢復對伊朗制裁。此舉被認為是美國落實全面遏制伊朗政策的標誌，並有可能成為中東新一輪動盪的開端。
相較於美國，作為宿敵且缺乏必要戰略緩衝區的以色列對來自伊朗的威脅感知更為強烈。伊朗經濟的復興和地區影響力的增強，尤其是其可能具有的核能力，在以色列看來都是致命且迫近的威脅。而美以“特殊關係”以及美國的院外遊說集團又給予了以色列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美國中東政策的能力 因此，伊朗對以色列威脅的強化也同時提升了美國以伊朗為主要對手而實施“中東再平衡”戰略的決心。
美以“特殊關係”的地區戰略效應不僅表現於強化了美國與伊朗的固有矛盾，同時也加劇了美國與其他中東阿拉伯國家的矛盾，甚至包括其重要的地區盟友。特朗普宣佈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的決定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引發了普遍敵意，也進一步惡化了美國在該地區的地緣戰略環境。
由此可見，來自以色列的“拉力”與來自俄羅斯、伊朗和部分阿拉伯國家的“壓力”，都使得美國無法減少在中東的軍事存在與資源投入。
特朗普政府與中東未來格局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在當前中東事務上表現出的種種前後矛盾的行為和言論，根本上是其實力與目標、全球大戰略與中東地區戰略、謀求減少同盟義務和盟友的安全訴求等層面上的深刻矛盾所導致。而且上述國際問題也因為美國自身的政治體制、權力架構，而籍由外國利益集團遊說、輿論影響等渠道而與美國國內的政治議程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化。
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戰略，在大方向上是明確的。這也意味著，在沒有強大外力（既包括外國、國際體系，也包括來自白宮決策圈以外的政黨政治、國會博弈、遊說集團等）阻撓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都會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減少在中東地區的軍事資源的投入，並將這些資源投放到其他他們認為最有必要的地方——這個地方大概率上講應該是在環中國的周邊地區。對此，中國方面需要有所認識，早為之所，而非以為這些僅僅是遠在中東的“天邊之事”。
來源：《多維CN》，2019年第0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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