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八岁至四十六岁，从学时期。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在自己的家乡闲居。时有塾师黄文刚，乃江西吉安人，
听到王艮讲说《论语》感到诧异，说与江西巡抚王守仁（阳明）的学术观点非常接近。王良对此感到高兴，说：“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13）遂以其独特的古色古香的装束动身往见阳明。阳明“方坐高堂”，以为来了一个道人，降阶相迎，延入礼宾亭相见，并请上坐。落坐后，艰便搬出他未卜先知的神话：“昨来时梦拜先生于此亭。”阳明答：“真人无梦。”王艮非常机敏地反问：“孔子何由梦见周公？”阳明曰：“此是他真处。”（14）这里，阳明并非反对梦幻神活，而是以“真人”来区别“俗人”，表露出对王艮的鄙视。
王艮和王阳明见面伊始，“便相与究竟疑义”，直至“纵言及天下事”，（15）彼此论难。对于是否应该议论天下国家大事问题，他们有这样一番对话：
阳明：“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阳明：“舜耕历山，忻然乐而忘天下。”
王艮：“当时有尧在上。”（16）
按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语，出自《论语·宪向》：“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朱熹《论语集注》卷七引范氏语云：“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王阳明所以引出这句话，是因为在他看来，像王艮这样毫无政治地位的布衣之士只配效仿“舜耕历山”，老老实实从事生产劳动，忻然自乐，而绝不应妄思妄议天下国家大事。但王艮的看法与之不同，他认为，正由于自己是草莽匹夫，故而更应去追求尧、舜时代的理想政治；舜耕于历山，所以能乐而忘天下，那是因为“有尧在上”。这就包含着一个反命题：现实政冶中既然没有尧那样的君主，草莽匹夫们也就不可能像舜那样安心于生产劳动。而他们之所以“未能一日而忘”“尧、舜君民之心”，正是为了摆脱社会现实的苦难。这是王艮和王阳明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
王艮和王阴明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存在这样大的分歧，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却有某些相同点。据王艮《年谱》所记，“讲及致良知，先生叹曰：‘简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当王艮辞别阳明回到馆含后，“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遂于次日去见阳明说：“某昨轻易拜矣，请与再论。”于是，他“复上坐”，与阳明“又反复论难，曲尽端委”。.结果，王艮“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从此，王艮成为阳明门下的学生。艮初名银，阳明取《易·艮卦》之义为他更名艮，字以汝止。名字的更换，说明阳明想把商人的王银变铸为道学家的王艮。
这个故事生动表现了王艮的思想性格，尤其是那种坚持独立思考的顽强精神。这使王阳明也感到惊奇。阳明在会见王艮后对其学生说：“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又说：“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17）王艮入贽王门后，阳明曾谓：“吾党今乃得一狂者！”（18）事实上，正由于王艮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狂者”的思想风格，这就使得他不仅“时时不满其师说”（19），而且“往往驾师说之上”（20）。他也就不能不和师门发生矛盾、冲突。
王艮北行讲学，就是其与阳明之间发生的一次公开冲突。关于这事发生的时间，《年谱》记入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王艮四十岁时，但从时人的一些记述看，时间则应在次年癸未（1523年）春。（21）《年谱》虽然在时间记载上有误，但对此事经过的叙述却与其它文献的记载大体一致，且更为完整、详细，故特节引于下：
一日，（王艮）入告阳明公曰：“千载绝学，天启吾师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闻此学乎？”因问孔子当时周流天下，车制何如？阳明公笑而不答。既辞归，制一蒲轮（按：崩轮，又名轻车，亦名招摇车），标题其上曰：“天下一个，万物一体。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尊圣道，天地弗违；致良知，鬼神莫测。欲同天下人为善，无l比招遥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作《鳅鳝赋》。……沿途聚讲，直抵京师。……比至都下，先夕，有老叟梦黄龙无首，行雨，至崇文门变为人立。晨起，先生适至。时阳明公论学与朱文公（即朱熹）异。诵习文公者，颇抵牾之。而先生复讲论勤恳，冠服车轮，悉古制度，人情大异。会南野（欧阳德）诸公在都下，劝先生归。阳明公亦移书守庵公（王艮之父）遣人速先生。先生还会稽，见阳明公。公以先生意气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门三日不见。一日，阳明公送客出，先生长跪曰：“某知过矣！”阴明公不顾。先生随入至庭事，复厉声曰：“仲尼不为已甚！”于是，阳明公捐先生起。时同志在侧，亦莫不叹先生勇于改过。
王艮这次北行讲学，从表面上看，似乎他热衷于倡导“绝学”，伸张师说，但实际上他是借此“周流天下”，从事自己的传道活动。然其何以如此汲汲于“周流天下”？他在《鳅鳝赋》中作了这样的回答：“‘吾与同类并育于天地之间，得非若鳅鳝之同育于此 乎！吾闻大丈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几不在兹乎！’遂思整车束装，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22）王艮以“复压缠绕，奄奄然若死之状”的 鳝来形容遭受压迫的人民，又以“若神龙然”的泥鳅来形容自己这样的“道人”。为了拯救苦难的人民，他认为必须“周流四方”，进行广泛的传道活动。
王艮的北行讲学活动与那些正襟危坐的正宗儒者迥然不同。他“驾一小蒲车，二仆自随”，“沿途聚讲”。（23）这种讲学形式，已经离开了传统的书院，而直接以社含为讲坛，以“山林隐逸”、“市井愚蒙”这些下层民众为宣讲对象。在讲学内容上，王艮也背离传统，“言多出独解，与传注异”（24），而其所谓“独解”，不但不同于注重传注的朱熹理学，且亦与其师说有所歧异。这种异乎寻常、因而也就具有了异端色彩的讲学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注意，轰动一时。黄直在王艮死后的《奠文》中回顾道：“癸未之春，会试春宫。兄忽北来，驾车徬徨。随处讲学，男女奔忙。”（25）进入北京后，人们“聚观如潮”（26），“都人以怪魁目之”（27）。他成了一位传奇式人物。王艮这次北行讲学活动遭到乃师“痛加裁抑”（28），恰恰反映其异端思想和王阳明正宗学说的不相容。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王艮和王阴明之间并没有因为存在分歧而导致师生关系的破裂。其所以如此，双方都有其原因：就阳明一面来说，他为了破除“山中贼”和“心中贼”，需要王艮这样一个出身微贱，与下层社会有较广泛联系的“真学圣人者”，也就是要通过教育把王艮变成他的学说的忠实信从者，使其学在社会上发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就王艮一面来说，他需要凭借阳明在政冶上和学术上的显赫地位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故而他虽“时时不满其师说”，却仍愿成为阳明门下的学生，甚至还把自己年少的儿子王襞带到渐江就学于王门。
王艮从正德十五年（1520年）执贽王门起，至嘉靖儿年（1528年）阳明去死时为止的八年间，大部分时间是和阳明及其门人、朋友一起度过的。据《年谱》记载，嘉靖二年（1523年），王艮“在会稽，侍阳明公朝夕”；三年春，“请阴明公筑书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发明良知之学。大意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四年，邹守益在广德（安徽今县）“建复初书院，大会同志，聘先生与讲席”；五年，王臣“守泰州，会诸生安定书院，礼先生主教事”。六年，至金陵，与湛若水、吕柟、邹守益、欧阳德聚讲新泉书院；七年，“在会稽，集同门讲于书院”，“冬十月，阳明公讣闻。先生迎丧桐庐（浙江今县），约同志经理其家。”可见，王艮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同上层社会的官僚、学者交游。这使他得以提高自己的趁声望和文化修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进步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王艮在其自学时期，几乎没有什么著述，而在从学王门时期，他却写作了一些名著，如《鳅鳝赋》、《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等等。这时，王艮基本上接受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如其《复初说》即对阳明所谓“良知亦自会觉，觉则蔽去，复其体矣”的发挥；《乐学歌》则是依据阳明“乐是人心之本体”（29）的观点写成的。尽管如此，有着顽强独立思考精神的王艮毕竟没有因循师说，而是有所创造。他独具特色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说就都是在这时期提出来的。至于他的《天理良知说》则表现出调和阳明与湛若水（甘泉）之间不同学术见解的倾向。所以，站虽然从学于王门，但他所谓“东西南北之人”的特色依旧保持了下来。泰州学派之不同于姚江学派，这是一个非常显蓄的特点。
（三）四十七岁至五十八岁，讲学时期。
嘉靖八年，王艮往会稽，会葬乃师王阳明，“大会同志，聚讲于书院，订盟以归”（30）。
此后开始了他“自立门户”的讲学时期，亦即泰州学派的奠基时代。
在这个时期，王艮定居于自己家乡安丰场，主要从事讲学活幼。他一面在家开门授徒，一面又与王门同学和官府士绅往来交游。五十四岁以前，他外出较为频繁，且多游于江、浙间；晚年则不再外出，居家讲学。现据《年谱》所记，将其主要活动列举于下：
九年，四十八岁，在金陵，会邹守益、欧阳德、万表、石简等，聚讲鸡鸣寺。
十年，四十九岁，家居。“四方从游者甚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
十一年，五十岁，道州周良相，泾县吴标、王汝贞，南昌程伊、程奉先后来学。
十二年，五十二岁，“在金陵，南野公《欧阴德》尝讲‘致良知’。先生戏之曰：某近讲‘良知致’。”南野延先生连榻数宵，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自是甚相契。
十三年，五十二岁，林大钦、沈谧等访王艮，会讲泰州，复会金山。
十四年，五十三岁，“是岁，复大饥。族家子至除夕多不举火。先生命伯子衣以所食粟赈之，因以劝乡之富者。”
十五年，五十四岁，抚州安乐董燧自金台来学。五月，会王畿于金山；访唐顺之于武进；偕董燧等数十辈至金陵，“会龙溪邸舍”。御史洪垣访王艮，为其构东淘精舍数十楹，并请订《乡约》。婺源董高、南昌罗楫等先后来学。
十六年，五十五岁，“玩《大学》，因悟‘格物’之旨”。“时有不谅先生者，谓先生自立门户。先生闻而叹曰：‘某于先师受罔极恩，学术所系，敢不究心以报。’”是年春，御史吴悌按淮扬，造访王艮家；冬，复会艮于泰州I，疏荐其于朝。
十七年，五十六岁，“时安丰场灶产不均，贫者多失业。奏请摊平，几十年不决。会运佐王公、州守陈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谋。先生竭心经画，三（疑为二）公善得第，一均之而事定。”
十八年，五十七岁，“时先生多病，四方就学日益众。先生据榻讲论，不少厌倦。”冬十一月，罗洪先来访，艮作《大成歌》赠之。
十九年，五十八岁，王艮病卒于家。
总的说来，王艮这时已经成为一位享有一定社会声望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自树一帜，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泰州学派。
作为一位教育家，王艮特别注重于平民教育。曾在其家中“请益月余”的李春芳叙述道：“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曰：‘坐，坐，勿过逊废时。’嗟呼，非实有诸己，乌能诲人如此吃紧邪！”（31）由此可见，他始终与社会下层群应保持着密切关系。在他的学生中，虽有如徐樾这样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他最早的学生林春出身佣工，朱恕是樵夫，韩贞是陶匠。在泰州后学中，还有田夫、商人等。王艮开启的平民教育传统成为泰州学派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此之前，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儒家学派能像泰州学派这样重视平民教育的。
作为一位思想家，王艮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和政冶学领城内的思想是别具一格的。在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格物要旨》、《勉仁方》、《大成歌》、《与南都诸友》、《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等。他除了继续发挥“百姓日用之学”外，还着重阐发其以“安身立本”为主要内容的“格物”说以及具有改良主义性质的“王道”论。上述思想学说既保留了传统儒学，又表现出泰州学派独特的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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