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八歲至四十六歲，從學時期。
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在自己的家鄉閒居。時有塾師黃文剛，乃江西吉安人，
聽到王艮講說《論語》感到詫異，說與江西巡撫王守仁（陽明）的學術觀點非常接近。王良對此感到高興，說：“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某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某與王公也。”（13）遂以其獨特的古色古香的裝束動身往見陽明。陽明“方坐高堂”，以為來了一個道人，降階相迎，延入禮賓亭相見，並請上坐。落坐後，艱便搬出他未卜先知的神話：“昨來時夢拜先生於此亭。”陽明答：“真人無夢。”王艮非常機敏地反問：“孔子何由夢見周公？”陽明曰：“此是他真處。”（14）這裡，陽明並非反對夢幻神活，而是以“真人”來區別“俗人”，表露出對王艮的鄙視。
王艮和王陽明見面伊始，“便相與究竟疑義”，直至“縱言及天下事”，（15）彼此論難。對於是否應該議論天下國家大事問題，他們有這樣一番對話：
陽明：“君子思不出其位。”
王艮：“某草莽匹夫，而堯、舜君民之心，未能一日而忘。”
陽明：“舜耕歷山，忻然樂而忘天下。”
王艮：“當時有堯在上。”（16）
按所謂“君子思不出其位”一語，出自《論語·憲向》：“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朱熹《論語集註》卷七引範氏語云：“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王陽明所以引出這句話，是因為在他看來，像王艮這樣毫無政治地位的布衣之士只配效仿“舜耕歷山”，老老實實從事生產勞動，忻然自樂，而絕不應妄思妄議天下國家大事。但王艮的看法與之不同，他認為，正由於自己是草莽匹夫，故而更應去追求堯、舜時代的理想政治；舜耕於歷山，所以能樂而忘天下，那是因為“有堯在上”。這就包含著一個反命題：現實政冶中既然沒有堯那樣的君主，草莽匹夫們也就不可能像舜那樣安心於生產勞動。而他們之所以“未能一日而忘”“堯、舜君民之心”，正是為了擺脫社會現實的苦難。這是王艮和王陽明在政治思想上的分歧，也反映了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對立。
王艮和王陰明雖然在政治思想上存在這樣大的分歧，但他們在哲學思想上卻有某些相同點。據王艮《年譜》所記，“講及致良知，先生嘆曰：‘簡易直截，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師事之。”當王艮辭別陽明回到館含後，“繹思所聞，間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輕易矣！’”遂於次日去見陽明說：“某昨輕易拜矣，請與再論。”於是，他“覆上坐”，與陽明“又反覆論難，曲盡端委”。.結果，王艮“心大服，竟下拜執弟子禮”。從此，王艮成為陽明門下的學生。艮初名銀，陽明取《易·艮卦》之義為他更名艮，字以汝止。名字的更換，說明陽明想把商人的王銀變鑄為道學家的王艮。
這個故事生動表現了王艮的思想性格，尤其是那種堅持獨立思考的頑強精神。這使王陽明也感到驚奇。陽明在會見王艮後對其學生說：“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又說：“此真學聖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諸君莫及也。”（17）王艮入贄王門後，陽明曾謂：“吾黨今乃得一狂者！”（18）事實上，正由於王艮始終堅持獨立思考的治學態度和“狂者”的思想風格，這就使得他不僅“時時不滿其師說”（19），而且“往往駕師說之上”（20）。他也就不能不和師門發生矛盾、衝突。
王艮北行講學，就是其與陽明之間發生的一次公開衝突。關於這事發生的時間，《年譜》記入嘉靖元年壬午（1522年）王艮四十歲時，但從時人的一些記述看，時間則應在次年癸未（1523年）春。（21）《年譜》雖然在時間記載上有誤，但對此事經過的敘述卻與其它文獻的記載大體一致，且更為完整、詳細，故特節引於下：
一日，（王艮）入告陽明公曰：“千載絕學，天啟吾師倡之，可使天下有不及聞此學乎？”因問孔子當時周流天下，車制何如？陽明公笑而不答。既辭歸，制一蒲輪（按：崩輪，又名輕車，亦名招搖車），標題其上曰：“天下一個，萬物一體。入山林求會隱逸，過市井啟發愚蒙。尊聖道，天地弗違；致良知，鬼神莫測。欲同天下人為善，無l比招遙做不通，知我者其惟此行乎？罪我者其惟此行乎！”作《鰍鱔賦》。……沿途聚講，直抵京師。……比至都下，先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人立。晨起，先生適至。時陽明公論學與朱文公（即朱熹）異。誦習文公者，頗牴牾之。而先生復講論勤懇，冠服車輪，悉古制度，人情大異。會南野（歐陽德）諸公在都下，勸先生歸。陽明公亦移書守庵公（王艮之父）遣人速先生。先生還會稽，見陽明公。公以先生意氣太高，行事太奇，欲稍抑之，乃及門三日不見。一日，陽明公送客出，先生長跪曰：“某知過矣！”陰明公不顧。先生隨入至庭事，復厲聲曰：“仲尼不為已甚！”於是，陽明公捐先生起。時同志在側，亦莫不嘆先生勇於改過。
王艮這次北行講學，從表面上看，似乎他熱衷於倡導“絕學”，伸張師說，但實際上他是藉此“周流天下”，從事自己的傳道活動。然其何以如此汲汲於“周流天下”？他在《鰍鱔賦》中作了這樣的回答：“‘吾與同類並育於天地之間，得非若鰍鱔之同育於此 乎！吾聞大丈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幾不在茲乎！’遂思整車束裝，慨然有周流四方之志。”（22）王艮以“復壓纏繞，奄奄然若死之狀”的 鱔來形容遭受壓迫的人民，又以“若神龍然”的泥鰍來形容自己這樣的“道人”。為了拯救苦難的人民，他認為必須“周流四方”，進行廣泛的傳道活動。
王艮的北行講學活動與那些正襟危坐的正宗儒者迥然不同。他“駕一小蒲車，二僕自隨”，“沿途聚講”。（23）這種講學形式，已經離開了傳統的書院，而直接以社含為講壇，以“山林隱逸”、“市井愚蒙”這些下層民眾為宣講對象。在講學內容上，王艮也背離傳統，“言多出獨解，與傳注異”（24），而其所謂“獨解”，不但不同於注重傳注的朱熹理學，且亦與其師說有所歧異。這種異乎尋常、因而也就具有了異端色彩的講學活動，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注意，轟動一時。黃直在王艮死後的《奠文》中回顧道：“癸未之春，會試春宮。兄忽北來，駕車徬徨。隨處講學，男女奔忙。”（25）進入北京後，人們“聚觀如潮”（26），“都人以怪魁目之”（27）。他成了一位傳奇式人物。王艮這次北行講學活動遭到乃師“痛加裁抑”（28），恰恰反映其異端思想和王陽明正宗學說的不相容。
然而，我們也應當看到，王艮和王陰明之間並沒有因為存在分歧而導致師生關係的破裂。其所以如此，雙方都有其原因：就陽明一面來說，他為了破除“山中賊”和“心中賊”，需要王艮這樣一個出身微賤，與下層社會有較廣泛聯繫的“真學聖人者”，也就是要通過教育把王艮變成他的學說的忠實信從者，使其學在社會上發生更廣泛的影響；而就王艮一面來說，他需要憑藉陽明在政冶上和學術上的顯赫地位來提高自己的社會聲望，發展自己的思想學說，故而他雖“時時不滿其師說”，卻仍願成為陽明門下的學生，甚至還把自己年少的兒子王襞帶到漸江就學於王門。
王艮從正德十五年（1520年）執贄王門起，至嘉靖兒年（1528年）陽明去死時為止的八年間，大部分時間是和陽明及其門人、朋友一起度過的。據《年譜》記載，嘉靖二年（1523年），王艮“在會稽，侍陽明公朝夕”；三年春，“請陰明公築書院城中以居同志。多指百姓日用，以發明良知之學。大意謂百姓日用條理處，即是聖人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四年，鄒守益在廣德（安徽今縣）“建復初書院，大會同志，聘先生與講席”；五年，王臣“守泰州，會諸生安定書院，禮先生主教事”。六年，至金陵，與湛若水、呂柟、鄒守益、歐陽德聚講新泉書院；七年，“在會稽，集同門講於書院”，“冬十月，陽明公訃聞。先生迎喪桐廬（浙江今縣），約同志經理其家。”可見，王艮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活動是同上層社會的官僚、學者交遊。這使他得以提高自己的趁聲望和文化修養，同時也不可避免地進步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王艮在其自學時期，幾乎沒有什麼著述，而在從學王門時期，他卻寫作了一些名著，如《鰍鱔賦》、《復初說》、《明哲保身論》、《樂學歌》、《天理良知說》等等。這時，王艮基本上接受了王陽明的心學思想，如其《復初說》即對陽明所謂“良知亦自會覺，覺則蔽去，復其體矣”的發揮；《樂學歌》則是依據陽明“樂是人心之本體”（29）的觀點寫成的。儘管如此，有著頑強獨立思考精神的王艮畢竟沒有因循師說，而是有所創造。他獨具特色的“百姓日用之道”和“安身立本”說就都是在這時期提出來的。至於他的《天理良知說》則表現出調和陽明與湛若水（甘泉）之間不同學術見解的傾向。所以，站雖然從學於王門，但他所謂“東西南北之人”的特色依舊保持了下來。泰州學派之不同於姚江學派，這是一個非常顯蓄的特點。
（三）四十七歲至五十八歲，講學時期。
嘉靖八年，王艮往會稽，會葬乃師王陽明，“大會同志，聚講於書院，訂盟以歸”（30）。
此後開始了他“自立門戶”的講學時期，亦即泰州學派的奠基時代。
在這個時期，王艮定居於自己家鄉安豐場，主要從事講學活幼。他一面在家開門授徒，一面又與王門同學和官府士紳往來交遊。五十四歲以前，他外出較為頻繁，且多遊於江、浙間；晚年則不再外出，居家講學。現據《年譜》所記，將其主要活動列舉於下：
九年，四十八歲，在金陵，會鄒守益、歐陽德、萬表、石簡等，聚講雞鳴寺。
十年，四十九歲，家居。“四方從遊者甚眾，相與發揮‘百姓日用之學’，甚悉。”
十一年，五十歲，道州周良相，涇縣吳標、王汝貞，南昌程伊、程奉先後來學。
十二年，五十二歲，“在金陵，南野公《歐陰德》嘗講‘致良知’。先生戲之曰：某近講‘良知致’。”南野延先生連榻數宵，以日用現在指點良知，自是甚相契。
十三年，五十二歲，林大欽、沈謐等訪王艮，會講泰州，復會金山。
十四年，五十三歲，“是歲，復大飢。族家子至除夕多不舉火。先生命伯子衣以所食粟賑之，因以勸鄉之富者。”
十五年，五十四歲，撫州安樂董燧自金臺來學。五月，會王畿於金山；訪唐順之於武進；偕董燧等數十輩至金陵，“會龍溪邸舍”。御史洪垣訪王艮，為其構東淘精舍數十楹，並請訂《鄉約》。婺源董高、南昌羅楫等先後來學。
十六年，五十五歲，“玩《大學》，因悟‘格物’之旨”。“時有不諒先生者，謂先生自立門戶。先生聞而嘆曰：‘某於先師受罔極恩，學術所繫，敢不究心以報。’”是年春，御史吳悌按淮揚，造訪王艮家；冬，復會艮於泰州I，疏薦其於朝。
十七年，五十六歲，“時安豐場灶產不均，貧者多失業。奏請攤平，幾十年不決。會運佐王公、州守陳公共理其事，乃造先生謀。先生竭心經畫，三（疑為二）公善得第，一均之而事定。”
十八年，五十七歲，“時先生多病，四方就學日益眾。先生據榻講論，不少厭倦。”冬十一月，羅洪先來訪，艮作《大成歌》贈之。
十九年，五十八歲，王艮病卒於家。
總的說來，王艮這時已經成為一位享有一定社會聲望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自樹一幟，開創了獨具特色的泰州學派。
作為一位教育家，王艮特別注重於平民教育。曾在其家中“請益月餘”的李春芳敘述道：“見鄉中人若農若賈，暮必群來論學。時聞遜坐者，先生曰：‘坐，坐，勿過遜廢時。’嗟呼，非實有諸己，烏能誨人如此吃緊邪！”（31）由此可見，他始終與社會下層群應保持著密切關係。在他的學生中，雖有如徐樾這樣的官僚士大夫，但更多的是布衣平民，如他最早的學生林春出身傭工，朱恕是樵夫，韓貞是陶匠。在泰州後學中，還有田夫、商人等。王艮開啟的平民教育傳統成為泰州學派的重要特色之一。在此之前，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儒家學派能像泰州學派這樣重視平民教育的。
作為一位思想家，王艮在哲學、倫理學、教育學和政冶學領城內的思想是別具一格的。在這一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格物要旨》、《勉仁方》、《大成歌》、《與南都諸友》、《均分草蕩議》、《王道論》、《答徐子直書》等等。他除了繼續發揮“百姓日用之學”外，還著重闡發其以“安身立本”為主要內容的“格物”說以及具有改良主義性質的“王道”論。上述思想學說既保留了傳統儒學，又表現出泰州學派獨特的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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