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下旬，東部沿海地區某縣環保局抓住四個越界倒垃圾毛賊的事，上了省環保廳的官網。據說執法人員的鼻子“比警犬還靈敏”，找到了垃圾的傾倒點——人跡罕至的偏僻廢棄採石場，後來四個毛賊被刑事拘留。
倒垃圾被拘留這件事雖然怎麼想都有點無厘頭，但環保局這麼嚴陣以待，背後當然是上層對危廢態度的日益重視。
3月下旬，去年新設的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司司長邱啟文，在生態環境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要“著力實施打擊固體廢物非法轉移傾倒專項行動”。過去固廢危廢非法轉移的老套路，徹底行不通了。
那合法轉運的老套路呢？
01
故事有點長，小組就先說倒垃圾的事情。
“危廢”全稱叫“危險廢物”，是固體廢物的一種。要麼有腐蝕性，要麼有毒或者其他各種危險的特性，要麼就是可能對環境或人有害，怎麼看都不是什麼好東西。廢油漆渣、醫院用過的很多針筒針管等等，就屬於這種，典型的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過去的幾年，越界倒垃圾，把垃圾從自家門口扔到本人院子裡這種事情，在做的遠不止這4個“毛賊”——這是一場更大的勝利大逃亡之中，極小的一個部分。
舉例來說。2017年，東部沿海的浙江省向相鄰的中部省份安徽和江西兩省共計轉移了116萬噸的危廢，佔當年浙江危廢轉出量的2/3；同樣地處東部沿海的江蘇省不僅向中部的安徽和江西轉運，連同樣東部沿海經濟發達但“門沒關嚴”的浙江省，也轉運進去了不少。但這同樣也只是這場遍佈全國的“危廢勝利大逃亡”的一部分。
在過去的幾年裡，這場壯觀的“危廢勝利大逃亡”，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覆蓋了國內每一個地區。
從當年危廢的淨轉出量來看，以浙江、江蘇、山東、貴州為首的華東、華南、西南地區成為危廢的主要轉出地；江西、安徽、天津、河南等華中和華東部分地區則被大規模轉入，成為危廢轉出的“窪地”。
地方上肯定都知道危廢這貨不是什麼好東西，那麼往外面扔可以理解，上趕著往自家劃拉是個什麼操作？
02
後來一個小夥伴說跟小組說了一個角度，他說：
大多數社會問題的本質，都是經濟問題。
當年我們說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事實證明，這部分人確實聽進去了，也富起來了。但他們聽話只聽了半句——還是前半句。到了今天，南方和北方、東部和西部、沿海和非沿海的經濟差距，大夥心裡都看得清楚。
小組統計了一下，我國一共34個省市自治區，刨除港澳臺3個不討論，內地還有31個。這些省份裡只有12個省市的財政收入是盈餘的，其他都是赤字。而盈餘的省市，都分佈在東部沿海地帶。
如果我們對比一下頭尾，2017年上海8089億的財政盈餘和河南2781億的財政赤字，兩者之間近萬億的差值，可以讓我們深刻感受到不同地方政府之間深深的貧富差距。
這樣的地方之間的貧富差距，中央不能坐視不理。於是中央從盈餘省份裡拿錢，再支援給赤字嚴重的省份，就成了一個明顯的選項。但白給顯然不符合盈餘省份的利益。
好在財政盈餘的省份往往工業發展帶來的危廢也更多。這幾年環保督察持續進行之下，地方上的環保壓力越來越大，要求進入規範渠道處置的危廢量越來越多，但本地的處理能力卻遠遠跟不上來，怎麼辦呢？
於是一方給出資金支援，另一方接受危廢的轉入，還可以從危廢的資源化處理上獲得一定的收益，這種利益交換也就順利成章。當然，這肯定是很淺的一個部分。
03
這種利益交換能夠存在當然有條件——財政支援帶來的好處要大於環保帶來的壓力。當環保的板子越來越重，一視同仁落在所有人的頭上的時候，拆東牆補西牆的時代就過去了。這種利益交換正在漸漸結束。
17年以來，各省市紛紛出臺“十三五危廢設施建設規劃”，一方面取消危廢省內轉移審批手續，一方面對省外廢物轉運到本省的限制越來越嚴格。新疆、安徽、湖北、河南等多個省份都明確禁止將省外危險廢物轉移至本省貯存、焚燒或掩埋，並嚴格控制省外危廢轉移到本省進行資源化利用。意思很明確，就算咱再缺錢，但危廢轉入這事，對不起，甭提了。
同時，江蘇省卻發文說，“不得對申請危險廢物跨省轉移設置障礙”，福建省則“加大危險廢物跨省轉出力度，取得明顯成效”。小組想了想，這大概和今年的慢牛一樣，也是一場被需要的“成效”。
後來有小夥伴說，“危廢”已經逐漸成了新的“圍城”——裡面的危廢想出來，外面的危廢想進去，誰都不快活。危廢對於地方政府來說變得越來越燙手，這大概也是越界偷倒危廢會被拘留，還能上環保局官網的原因之一。
亂倒垃圾本來就不對，還倒在了自己人門口，沒出息的東西。
但無論怎樣，危廢轉移終究還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小組有個小夥伴說，犧牲環境換取經濟這種事情，是過去沒辦法的事情。人窮的時候是顧不上那麼多的。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我們跪著掙錢的時候應該過去了。垃圾不該和經濟落後掛鉤，藍天也不該被經濟發達綁定。
往後時間，神州大地十四億人，別的不說，總該共享同一片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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