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湖南省沅江市12岁少年吴兵，持刀疯狂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争议和讨论。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吴兵已经被释放。
12月6日，他要重返学校时，引发了其他家长的强烈恐慌和反对，生怕“他到学校里又犯事”。当地公安机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的确已经将其释放，“他这么小，我们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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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应改变“一刀切”的现状、《未成年人保护法》变成“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的吐槽和讨论，这里不重复了。
但是杀人之后，仅仅因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就一放了之，这对于公共安全、对于当事人的改造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可能连基层公安都没有意识到在“弑母惨案”之后该启动“收容教养”这个专门针对未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机制。
12岁的未成年人疯狂地杀害母亲，因为没有到14周岁的法定刑事责任年龄，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哪怕行凶者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其社会危害是明摆在那里的，在杀人之后短短三五天时间，就让行凶者“重归校园”，其他家长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既然已经杀过一个人，谁能保证他不继续杀人？
此类案件只宣布“不构成犯罪”，却没有后续处理，公众必然充满焦虑和质疑。杀了亲妈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就直接拿着书包回学校了，老师和同学们还有没有安全感呢——既然公安都说了，他杀人不负责任？
从公开报道来看，弑母者吴兵没有丝毫的悔意：“我杀的又不是别人，杀的是我妈。”“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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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但是，对于什么才算“必要的时候”，没有详细的解释，1995年公安部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规定：“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送收容教养的，应当从严控制，凡是可以由其家长负责管教的，一律不送。”结果，“收容教养”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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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看，唯一一个因为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对收容教育的人，就是当年李双江的儿子。
其实，很多省份根本就没有收容教育14周岁以下少年的执行场所。而不少地方之前承担这一功能的工读学校，其数目也从最高峰的220多所，降到2009年时的67所，招生人数越来越少。目前大城市的工读学校里，“工读生”只占个零头，更多是所谓“托管生”，即因为网络成瘾等原因，而被家长、原学校“托管”到工读学校的学生。
就像日本电影《告白》里讲的故事，森口老师的独生女被发现死在学校的游泳池里，却是不到法律刑责年龄的学生所杀，森口老师对这两个“少年凶手”说：“这件事不会就这么了结，我会用超乎想象的方式来对你们进行惩罚。”
结果，森口老师报复成功，但已经沦为另一场更阴暗的心理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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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不应该有这么一块短板，否则就会沦为人性黑洞。比如2016年广州番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韦某，在14周岁之前便已经实施了多起杀害、伤害幼童案件，但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结果导致这个“小恶魔”的犯罪逐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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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母的12岁少年重返学校，公众的安全感该如何安抚？针对未成年人的“收容教养”不能再空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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