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永光，男，北京四中1967届初中毕业，1968年9月赴内蒙古土左旗哈素公社后善岱大队插队，1969年4月转插至河北原籍。1973年9月入张家口医学院上学，1976年9月毕业，后从医，发表医学论文多篇。1988年调回北京。现已退休，任职于某体检中心。
王树武，男，北京四中1968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9月，赴土左旗哈素公社后善岱大队插队；1972年5月，离开后善岱村到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仪表及自动化专业上大学；1975年12月，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内蒙古乌拉山化肥厂仪表车间；1980年8月，考取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硕士研究生；1983年1月，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10年2月退休。
张卓立，1949年3月生于上海，从小生长于北京。1968年8月高中毕业于北京第四中学。1968年9月26日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后善岱大队插队。1972年8月到包头钢铁学校读中专。1974年10月到包头冶金矿山机械厂工作。1978年3月考入东北工学院学习。1982年1月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2010年3月退休。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期间于1992年和1999年先后两次由教育部委派到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和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工作五年半。
怀念好友王驰
冯永光 王树武 张卓立
在这里，一个叫后善岱的地方。
他鼓起生命的风帆，起步！
他洋溢着胸中的激情，向前！
从后善岱到赞比亚，
他倾尽37年热血，
只为了心中的事业！
无论岁月走出多远，
我们都会将他苦苦思念，
怀念我们的好友王驰！
——代题记
怀念好友王驰之一
冯永光
王驰，亲爱的朋友！我在呼唤你，你在哪里？
在天上？在地下？在土左？还是远在非洲的赞比亚？
此时此刻，你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眼前：你挺拔，高高的个头，眉清目秀，微微上翘的嘴角永远挂着自信的微笑；你儒雅，风度翩翩，随和谦逊，举手投足间显现一股书卷气；你深邃，喜读书，善钻研，沉思中的目光似乎总在探索未知世界；你坦诚，洋溢着热情也充满着友善，总是以富于磁性的男中音不疾不缓地表述自己的见识……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你也是个标准帅哥！
无论岁月走出多远，我心里思念你的情结也难以消散！自1968年同去插队，至今已是50年！一切都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可你与我，却身处人世冥间两重天！
王驰在书房
还记得1968年下半年吗？昔日中学生各种派别，都不得不在一个新口号下实现“大联合”，那就是“上山下乡”！整整六个年级的中学生，几乎整班整班地连锅端，倾巢之下，安得完卵！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能分配到工厂，绝大多数人都逃脱不了插队命运！
9月的一天，我百无聊赖地在校园里溜达，路过一个大教室，里面正在作报告，动员高中同学去内蒙古插队，王军和石磊老师刚刚从内蒙古土左旗回来，他俩眉飞色舞地侃侃而谈：“土左旗一马平川，土质肥沃，一个工一块多钱，壮劳力一天可以挣四个工……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牛羊肉随便吃……冬天没活儿干，可以回北京呆半年。国庆节前这是内蒙古最后一批了，以后就是山西、陕西，条件更艰苦，路途更遥远，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大家可想好了，没有卖后悔药的……”听得17岁的我热血沸腾，当机立断，反正也得走，就去内蒙古了！
我径直来到你家，你很痛快，一口答应下来。我常去你那里，和你妈妈也很熟，她见我邀请你一起走，欣然同意。就这样，经过紧张准备，三天后的9月26日，咱俩和高中的张卓立、冯同庆、陈岱林、王树武、刘北成、潘鲁全、刘昂昂，一起登上了开赴内蒙古的列车。
来内蒙古之前，各种传说不绝于耳，最离奇的是，撒泡尿就是一根棍！那年的冬天奇冷无比，一天早上，我把一支温度表放在窗台上，想测量一下气温，一会儿工夫，温度表竟然被冻坏了！红色酒精柱分成了好几段——因室内外温差过大，玻璃泡里的酒精骤然急速收缩，玻璃柱里的酒精跟不上，就掉队落在了后面。我回屋拉你来到墙角，想亲眼目睹“一根棍”，也许是咱俩的革命“热情”太高，呵呵，没有这个眼福。不过，吐口唾沫到地上，再用脚去蹭，已经是块冰了。
咱们从小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的一切都很新奇，尤其是脱离了父母管束，像小鸟飞出牢笼一样自由快乐，但随后不久，农村各方面条件的艰苦和枯燥的体力劳动就冲淡了我们初来此地的热情，同时，冬闲季节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也降临到这片村庄。
在各级“革委会”领导下，后善岱也在开展“阶级复议”和“挖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咱俩属于比较消极的，经历过北京的“红八月”以及“派仗”，对这些“人整人”的运动虽没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但也已经有了一些看法，在北京的那一点点政治运动“经验”也告诉咱们，有些问题最后可能都得落实政策（也就是平反），开始干得越多，最后犯的错误越多，所以，不必太过积极，省得深涉其中被别人当枪使，到头来，后悔的还是自己。
咱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现状，在后善岱这样的社会最底层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落后中，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和国情，无情的现实粉碎了先前给予我们的种种灌输教育，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尝试反思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咱们也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城乡的巨大差别和中国农民的艰辛，他们严冬酷暑干着最重的活儿，一个壮劳力拼死拼活干一天才挣两三毛钱，连饭都吃不饱。对于咱们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和无奈……但咱俩也曾私下里议论，如果真在这里扎根呆一辈子，就得干出点样子来，不能虚度年华，与其去跟风搞政治运动，不如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看到当地老百姓缺医少药，咱俩就买来几本针灸小册子，想自学针灸为他们解除病痛。刚开始，都是在对方身上练（扎自己下不去手啊），后来才敢在自己身上扎，体验针感。当咱们刚刚在老乡身上取得一点疗效时，那种兴奋和喜悦难以言表！下工之后，咱们常常应邀结伴出入老乡家里，彼此商讨怎样取穴配穴，进针深浅……为他们解除病痛。
1969年4月份，我和你分手，离开了土左旗，转插回河北老家。临走那天，你赶着小驴车拉着我的行李走了30多里路，到察素齐火车站为我送行。咱俩走一路说一路，依依难舍。我们互相勉励，既来之，则安之，要在农村干出一番事业，让青春闪光……
那时的后善岱，农业生产落后，社员生活困难，你一直在苦苦思索，为改变这种落后面貌能做些什么？寻找自己，通常是从确定自己的特点开始，这是前苏联心理学家科恩的话。你的特点就是酷爱科学，喜欢钻研，目标确定，坚忍不拔。正如你后来在给我的信中所说：“虽然自己并无明确专一的爱好，但这正表现出很大的可塑性。我这个人的特点也许是可以学任何专业，只要入了门，我会对任何专业都产生兴趣，我自认为这是一种对整个科学的兴趣。只要有必要，我都会对它产生兴趣，钻研下去。当然其中理智的成分也是很重要的。”你选定了引进农作物优良品种这个方向，希望在不增加各种成本和劳动力情况下获得更高的收成，为农民增加收入。
你的想法得到了村干部和老乡们支持，毕竟，他们都把吃饱饭的希望寄托在了你们这些有文化的青年人身上。
这一年，你仅仅是通过试种，初步了解了10余个新品种在这里的生长情况，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成绩，大队和公社却很欣赏你的努力，答应来年给予更多资助，旗良种站安排你参加良种栽培技术培训班，还无偿赠送了不少种籽，仅山药就有两个品种90多斤！当你跋涉几十里路将这些宝贝拉回村时，小驴车满载的分明是未来的希望！你曾到70多里外的一个大队良种场带回了30多个品种的良种，这其中的辛苦和喜悦，大概只有你自己才知道！
1969年的严冬到来了，趁着冬闲，你和王树武、张卓立自费去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回来途中，特意拐了个弯，来河北我的老家看我，真让我喜出望外！那天天不亮，我就顶着西北风早早来到县城，想在唯一的供销社买点肉招待你们。8点钟一开门，我就冲向卖肉柜台，里面的售货员正在剔着骨头，他冷冷地斜了我一眼说：“不卖！”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县里每天只分配给一头猪，连那么多县直机关企业食堂还供应不过来，哪里有老百姓的？我悻悻地离开供销社，到火车站接上你们3人，好几个月不见了，彼此的喜悦自不待言！我带你们穿过县城集市，又走了十几里路，来到我家。
我用胡萝卜素馅饺子招待了你们，没有肉，觉得很抱歉，你们却吃得津津有味。夜晚，咱们四个大汉挤在一条土炕上彻夜长谈，黎明时分方才睡去。少倾，一阵刺鼻的烟味惊醒了我们，哦，王树武的棉袄掉在了炕边的火盆上……
那年春节前我回到北京，想找你们3人合个影，可惜当时没有找到王树武。
右王驰，中冯永光，左张卓立
你既然选定了目标，就在坚定不移地前进！——
我19日离京，途中在大同、丰镇、集宁三地下车，联系科学实验之事。你应该为后善岱高兴，为我们高兴——我们队已成立了良种场。我们今年准备从良种入手打开局面（试验、杂交40个以上的品种），以后还要向肥、土、工具、植保方面进军，使后善岱种田科学化！！！
——1970-03-16王驰致冯永光
你的事业心极强，又善于合作，与张卓立四处为村民谋求菜种——
上次去探望你，在集市上看到极好的大白菜，所以张卓立和我都想请你帮忙弄一点菜籽，给我们寄来！尽量要那种抱头大心白菜。另外打听一下你所搞到的品种栽培技术，供我们参考用。秋白菜是夏天种，所以时间是比较紧张的！你一定在百忙中替我们代劳一下！
——1970-06-12王驰致冯永光
至于我寄去的白菜籽，则命运多舛——
这种白菜一开始长得很好，而且在霜降前半个月就开始包心，很是可爱，但后来生长极为缓慢（或许是在里面长心的缘故，外观看不出来），而且霜霉病很严重，死叶很多，尤其是经过移栽后的死得更严重。但是现在还不能定论，因为如果它的心是紧密洁白的话还是有价值种的。看来当地的菜毕竟是地头蛇！长得极好，但就是心很疏。明年多搞些蔬菜品种，一定寻找出适应这里条件的优良品种来！
——1970-10-22王驰致冯永光
咱们信来信往，一直对话，倾吐心中的喜悦和希望，就好像咱们从未分离！
从信里，我得知，后善岱这个知青团队，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干部和社员的信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你们纷纷脱颖而出，冯同庆入了党，担任大队第一副主任，王树武当大队会计，刘北成任第三小队会计，张卓立任第四小队会计，刘昂昂任大队广播员，吴宝琪担任保管员和饲养员，陈岱林任小队长，潘鲁全当上民办教师，谢国力后来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而你，仍然矢志不移地向既定目标前进。你对科学种田前景一直看好，为推广良种殚精竭虑，最终挑起了良种场的重担！这时的良种场，已经拥有了40亩地，连你在内6个专职社员，你变得更加忙碌起来，全身心而又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农业科研事业中去！
你是如此倾心于你的良种场，你爱这里的一切，你从后善岱这片土地的深厚、安详，从农民无与伦比的艰难与顽强中，汲取生命的精神和力量，追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
我感到，你更加成熟，你的生命里充满着科学探索基因，你的血液中流淌着良田优种情怀，而这一切都基于你对理想的不懈追求！你这样向我倾吐——
我认识到，农村确实需要年轻的、有文化有能力的人来建设，来加促她的前进步伐，这毕竟是国民经济的基石啊！……另外，从人生意义来讲，人生一世，如果不把生命的价值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人类创造价值，将也是黯然无色的。
——1971-02-24王驰致冯永光
春来秋去，一年年，每逢秋冬来临，你都像候鸟一样，辛勤地飞到海南基地从事小麦育种实验，那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大大加快了实验速度，你也南来北往，马不停蹄。
我捧着你的信，感慨万千。上山下乡知青1000多万，很多人被环境同化，只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原始体力劳动中销蚀着自己的青春岁月，真正像你那样惜时如金废寝忘食地投身到选定的科学实验领域中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个过程中，你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取得了丰富经验，也增强了实力，为日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3年8月，呼市政治部采访并撰写了长篇通讯，对咱们后善岱知青小组进行了详尽报道，文章对你和你的良种场大加着墨。插队5年来，你有4年多都在从事良种栽培的科学研究，呕心沥血，沐雨栉风！赢得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当这一年高校招生开始的时候，你放弃了诸多来内蒙古招生的北京院校录取机会，第一志愿就填报了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你的心在内蒙古，你的志向在良种栽培！9月份，你如愿以偿，顺利地考上了第一志愿。
事后你告诉我说——
我上学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并得到各方面，包括旗里主管高考招生工作的副书记大力保荐，在呼市招生会上曾扬言：“打破头也要让王驰上大学！”
——1975-05-25王驰致冯永光
分别久了，自然思念。1975年秋，你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要与我见面！
那时，我正在张家口医学院读书，你利用毕业前外地开门办学机会，绕道来张家口看我。为了策划这次见面，你可是颇费了一番心思——
我动员同路的几个同学集体迟到几天，这样我就可以在大家的“掩护”下抽时间去你那里了。我们东来的几个同学，是班里有名的“良民”，从未超过假，所以这次也有番思想斗争，开始有些顾虑，“何必最后一次……”，但实际上无非是良民的“良心”的多虑。所以终于决定去你那里一趟，其他几个同学也准备配合行动。……我是十分渴望这次久别之后的叙谈的!
——1975-09-28王驰致冯永光
那天清晨在火车站，咱们拨开熙熙攘攘的人流，热情相拥，嘴里呼喊着“乌拉”！硬座夜车的旅途劳碌让你看起来有些许疲惫，但与朋友见面的幸福又让你的瞳孔熠熠有神。目光与目光的对视，手与手的相牵，都注满了浪涛般的汹涌澎湃。兴奋之后，你说：“我妈妈让我好好谢谢你，你也真聪明，想出那么好的办法！”故事还得从前几个月讲起……
在一封来信中你说，你妈妈有冠心病，需要经常服用硝酸甘油片，但北京买不着，让我在张家口看看。接到信的当天我就上街，找了好几家药店才买到，但是怎么包装邮寄呢？手里攥着这个小药瓶，灵机一动，有办法了，走印刷品！我到班里报架上拿了几张旧报纸，卷成一个卷，把小药瓶卷在中间，试了试，不理想——纸卷的两端是空的，使劲一捏就瘪了。没办法，只好祷告上帝保佑了！我把报纸卷的两头粘死，外面写好地址，来到邮局，若无其事地递给营业员说：“印刷品。”他接过来，掂了掂，又看了我一眼，我屏住呼吸，紧张地盯着他，莫非他发现了什么异常？还好，他顺手放在秤上称了一下说：“3分钱。”哈哈！顺利寄出！几天后，你妈妈来信说收到了，让我回北京后去你家做客……
你的帮助更令我难忘！我曾在同学家里看到一张竹子躺椅，就很想给父亲买一张，让他也享受享受，另外，竹子凉席也是北京的紧俏货，这些东西只有南方才能买到。我想你有时去海南育种基地，但带着这些东西上飞机倒火车该有多么累赘！在给你的信中我吞吞吐吐地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你一口应下。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父亲在给我的信中高兴地说：王驰给咱家送来了躺椅和竹凉席……
那之后，咱们的友谊延伸到家庭里。你妈妈在给我的信中，热情向我父亲推荐醋泡花生米，不经意间，也透露出花生米在北京不好买到。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明来意，悄悄从库里买了10斤花生米，带给你妈妈，看到她喜出望外的样子，我也非常高兴！
那天清晨咱们相拥在火车站，之后手拉手走进我的张家口医学院！
你与我，形影相随，我放弃上课，整整两天与你时时相守！在宿舍咱们抢着介绍各自情况，谈文革，谈局势，谈张铁生、黄帅和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也谈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整顿，还有那几个文革新贵……咱俩几乎在所有问题上的认识都高度一致！这种思想上的互相交流启发使你我都受益匪浅！咱们无所不谈，胜过嫡亲兄弟，甚至舍不得睡觉！
王驰，知道吗？在校园，在食堂……你都获得了很高的“回头率”。你走后，不少女生向我打听你是谁？在哪里上学？呵呵！你真是个标准的帅哥！后来再见面我说起此事，问你知道不知道你讨女孩子喜欢？一向谈锋甚健的你却扭捏起来，笑了笑，竟羞涩得不知如何作答。好几年后，我听到冰箱的广告词还想起了你——“可耐，可耐，人见人爱”！
这次会面，你给我带来两个红彤彤的大苹果，我在箱子里放了好几个月，一直没舍得吃，每次拿东西，一打开箱子盖，苹果的香甜味儿就扑面而来，使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你！
每次告别，感伤总是陡然而生。你和我，透过那些长的或短的时光，脑海里飘闪而过的是那些共同拥有的日子里的林林总总，还有彼此心中真挚的感情！
在学校里，你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理论知识，以往丰富的实践经验使你学起来游刃有余融会贯通，为期三年的在校学习使你如虎添翼！1976年毕业后，你又放弃了在呼市留校任教的优厚条件，经过争取，来到偏远的杭锦后旗巴盟农研所，去从事你喜爱的专业——小麦育种与栽培。
追求未曾却步，探索总在继续。当很多人为你惋惜时，你像以往一样，向我倾吐自己的宏伟抱负——
我已确定分在小麦育种专业上，这是符合我的心愿的。目前这方面国内外有许多突破，因而获得了一些革命性的成果。当然这里的条件并不好，但起码的工作条件还是具备的，因此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我将以浓厚的兴趣和相当的热情向小麦育种的实践和理论进军！
——1976-04-25 王驰致冯永光
在巴盟农研所的日子里，小麦育种这个领域使你如鱼得水，你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熟悉的专业，为了掌握国际最新研究动态，你恶补英语，大量翻阅国外技术资料，开阔了眼界，与时俱进！你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学科前沿研究课题，撰写出高水平论文，令同行刮目相看！两年后，你胸有成竹地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给我的来信中你写道：“初试成绩我在全大学参加复试的考生中列第四，在本专业考生中四门功课均第一，复试成绩是‘优’（口试）。”就这样，在众多考生中，你过五关斩六将，力挫群雄，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如果有人认为你只是埋头书本不问世事，那就大错特错了！无论是学校文革风暴中，还是插队日子里，抑或是分别后在北京的难得相见（当然更多的是在来往书信中），咱俩在一起经常讨论和探索的都是社会问题，在思考的空间里赢得了觉醒，思想碰撞的火花时时照亮你我的内心世界！在那些焦灼而迷茫的日子里，你我用友谊和信任共同点燃一盏灯，有光亮，有温暖，一点点渗透进你我的骨髓，也照亮我们探寻真理的漫漫长路。
对于当时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我们从心里并不认同，所谓与工农相结合、反修防修不过是把我们这些青年人放到农村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毛主席一方面让咱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一方面又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咱们十好几年接受的都是正面教育，是非曲直分得清楚，和农民在一起，巨大的文化反差摆在面前，谁教育谁，让我们感到纠结而矛盾；青年人都离开课堂，放弃数理化，将来国家的科技不可能搞上去；对于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也嗤之以鼻……你对我说——
永光：你好！
你寄到我家及直接寄到这里的两封信在相距几天中都收到了。看了你的第一封信中谈到的曾产生过的想法及作为，我感到很亲切——我立即在眼前浮现出1967年春、夏时你我经常在一起“共商大事”的情景，也立即又灼手可热地回忆起你那带着几分可爱的偏激的热情！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年，许多同辈人都已消沉，一些以前即便也颇激烈的同学，后来也可作任何朝代的良民了。而你却从这封信中可以断言仍保持着学生时代——而那又是解放28年来最火热的学生时代的几乎全部热情……我们的社会与苏联的社会在形式上有一种共性，就是都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而且执政党是起码在名义上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并且，这个党在实际意义上来说是唯一合法的。而由于文化程度和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的人民又比苏联人民有更多驯服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能有一条正确路线领导时是好条件，而如果遇到苏联发生的事情，则就比那更难挽回了！……
林彪、四人帮这些丑类的形象比主席最初定义的那些走资派，也就是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嘴脸更为可怕！……华主席令人信服地使大家看出他是一位卓越的马列主义政治家……我相信只要华主席执政30年上述这些问题是会得到一定解决的——我的这种想法也许也反映一定的形而上学——只相信“救世主”，只希望“救世主”是相信科学的，而不相信科学本身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与其主要寄希望于华主席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不如说我更寄希望于华主席在中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成熟的民主制度！……我们在建立人民共和国时是有许多东西应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资产阶级阶级内的民主制度是比较彻底的和成熟的，那我们在无产阶级阶级内为什么就不能建立起这种彻底的民主呢？如果能有一套健全的民主制，许多问题应是可以避免的。
我很希望与一些同学、朋友就近半年多的形势畅所欲言一番，而且正如我有一次在我们家的一次长谈中说的那样，面谈——尤其争论能提高思维效率和质量，所以有机会一定与你面谈一次。我估计9月底去海南岛，如没有同行者一定去你那里一趟——无非是豁出去不坐卧铺。在未见面前，可以通过通信，每次谈一个问题来交换意见。
——1977-06-01王驰致冯永光
王驰，40年前你的这种思想高度，就是在今天，恐怕也还有很多人不能企及，要知道，那是在1977年，思想界和理论界还没有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人们的思想还远远没有解放，还在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年纪较轻的“英明领袖”个人身上，也没有摆脱“两个凡是”的桎梏，而你那时就已经看到，关键在于在中国建立起彻底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若干年后所说的“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并且提出学习世界上先进成熟的民主制度。你敏锐地将你所接触到的事情放到当时国家政治现状的宏大空间去比较，剖析它们之间微观和宏观的微妙联系，以洞察国家政治形势发展的走向与趋势，使你很早就形成思想者的超前目光与深邃的批判意识。在当时众人皆醉的环境下，你善于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寻根求源，探索真理，因而也保持着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不愧为思想的先驱！
你曾在信中这样评价咱俩的友谊——回忆起中学时代感慨万端，正处于不安、躁动、一切都变幻莫测时期的我们这些少年，正赶上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阶段，因此20年后也许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平心而论，我认为我与你的友谊的建立，不论是情谊之深，还是了解之彻，都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的一生中绝无仅有，而且，我认为其他同学之间也似乎没有达到我们这种深度的例子。
——1986-09-23 王驰致冯永光
咱俩都渴望着每一次见面长谈，有时聊到深夜还不想分开，咱们在一起谈工作，谈学习，但更多的是探讨社会，探讨人生，讨论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事件，咱们疑惑，咱们迷惘，尽管当时咱们许多认识肤浅幼稚，甚至偏颇，但咱们有着与后善岱农民与土地的深深拥抱，会从民众角度出发，努力通过理性分析去探索答案。咱们彼此从对方的思想中接受着启发，吸取着营养，那真是精神的盛宴啊！咱们的友谊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升华！
在与你的交往史中，除了你对友谊、朋友的忠诚笃信外，另一个最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并使我受益匪浅的是与你在思想上的交流。正是在与你的灯下长谈和“辩论”中，我第一次发现与一个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人的思想交流过程可以极有效地激发自己的思维的深化，比一个人冥思苦想效率高得多。
——1986-11-04王驰致冯永光
1981年，你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但是你对我说，并不喜欢在教室里纸上谈兵地讲课。多年来的良种实验，使你更加喜欢创造性劳动，你多次谈到了土默川平原带给你思想上的巨变和腾飞，后善岱的良种场也使你爱上了深入田间地头的科研实践。1989年，你调到北京市粮食工业公司工作，应聘出任该公司在非洲赞比亚的中赞友谊农场的农艺师，开始了你的“洋插队”生涯。
上山下乡运动造成我们这一代人整体命运的大迁徙，“自愿”也好，被迫也罢，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不少人最初雄心勃勃豪情万丈，而激情散去却只剩下平庸。1978年之后，如潮水般回城的知青们开始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社会各阶层，在各自人生旅途中寻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坐标。进入90年代后，由于社会转型，国企改革，大批知青作为改革成本的主体被边缘化，然而你却能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挺立潮头，在新的生活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这并非是你多么幸运，20余年来你从后善岱起步，在沧桑岁月中走过的风雨拼搏路程，雄辩地告诉我们大家，唯有不断地奋斗，才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命运才能真正掌握在自己手中！
1988年知青返乡，右一王驰，右二冯同庆，左二谢国力。
1992年，你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我国赴赞比亚拓荒的项目招聘，你跃跃欲试。那天你来我家，和我谈起了你的梦想——赞比亚有4300万公顷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开垦的仅14%，大片土地荒芜闲置。并且，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资源极其丰富——赞比亚拥有南部非洲60%的水资源，这大片肥沃土地，非常适宜农作物生长，但农业发展极为落后……你热爱土地，热爱田野，渴望去迎接挑战，在科研和实
践中发挥你的才智！有了在后善岱磨练的坚强意志，在良种场积累的丰富经验，再加上内蒙古农牧学院的理论学习，你坚信在这里可以找到施展抱负的人生大舞台！
你眉飞色舞，侃侃而谈，说到激动处，顺手掏出包里的地图册，找到非洲大陆，指给我看。我望着你闪闪发光的眼睛，那里面燃烧着希望，燃烧着理想，同时也充满着旺盛的斗志和内心的自信！
我知道，你会成功！在被你的热情感染之余，我也没忘了问一句：“李莉同意吗？”你诡秘地一笑，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说：“先别告诉她呦，到时候她自会跟我走的。”
怀着对事业的憧憬，1992年底，你作为中国企业代表和李莉来到赞比亚的中垦农场。开垦这几千公顷荒地的任务，就落在了你们身上！
这里，只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这里，只有高高的杂草；这里，只有可怖的荆棘。你们披荆斩棘，将车开进莽莽荒原的深处，在一栋破旧房子里安营扎寨。
王驰，你们农场的起步是从养鸡开始的，进驻农场近两个月的时候，你们培育的第一批鸡出售。你们最初饲养的200只小鸡，第一次就卖出去了100只，而且价钱还很不错，可谓首战告捷！
在养肉鸡获得成功后，你们又养起了肉牛。第一头母牛分娩的时候，你俩都在现场，既紧张又兴奋。小牛犊的顺利出生，就像一轮喷薄而出的朝阳，给大地带来无限生机，也给这个农场带来新的希望！两年后，农场肉牛的养殖规模就超过千头。
王驰和赞比亚孩子们在一起
当时，赞比亚的小麦主要依靠国外进口。为了解决当地的粮食困难，公司决定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圆形喷灌技术，在农场大面积种植小麦。这让你心花怒放！早在1969年内蒙古土左旗插队时，你就开始进行小麦良种培育实验，与小麦结下不解之缘，每年秋冬季节都要飞往海南基地，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后来上大学和研究生，你都选择的农作物栽培专业，其中，小麦项目令你情有独钟，你多篇论文都与之有关。似乎以往20多年艰辛的磨砺和积累都是为了今天，面对原野，你踌躇满志，厚积薄发！
后来，随着农场的产、供、销在赞比亚步入正轨，你又把眼光投向了欧美，在那里，这些非洲生产的绿色有机粮食和肉、蛋、奶等农副产品非常受欢迎，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20世纪90年代末，你利用回国探亲的机会，造访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一家国际合作公司，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合作)，希望通过合作，一方面解决资金问题，更主要的是你想让农场引进更强的农牧业生产技术骨干和更专业的劳务人员，进一步做大做强你的企业。你对企业发展总是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永远站在制高点上!
你在给我的来信中兴奋地介绍着你们农场的一切，让远在万里之外的我也分享你们成功的喜悦，你邀我在空闲的时候飞临那里，亲眼看一看你们打拼下的这片土地，你还打趣地说：包往返机票，包吃包住，愿呆多久就呆多久，最好来了就舍不得走！
咱们的故事，在岁月里一级一级地延伸，越积越多，很长时候，我都怕回忆2005年这个年份，不幸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当你度过最为艰难的草创期，农场的发展之路显现出一片坦途，也正是你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竟是天妒英才，厄运不期而至!2005年2月的一天凌晨，你开车去机场接同事遭遇车祸，以身殉职，壮志未酬的你，就这样带着对农场未来的憧憬，对事业的不舍和对20年来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妻子的无限眷恋，匆匆离开了人世……
王驰，你走后，悲痛欲绝的李莉用泪水写下这样的诗句，以寄托她无尽的哀思——“或许那里冬尽春衰，又一个夏季光阴又一载，我只坚信终有一天你会归来，守着我的许诺将你等待。”
李莉书写的卡片
李莉，你坚强的妻子，为完成你未竟的事业，义无反顾地独自挑起了场长的重担，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把农场的事业不断推向新的高峰！
随着农场规模的不断扩大，李莉与农场对当地社会所作的贡献也越来越多。2015年，赞比亚首届“中国大使友谊奖”的评选中，她是“感动非洲的10个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个！王驰，你一定会感到高兴吧！
王驰，此刻你就静静地安眠在与你家近在咫尺的赞比亚小山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与李莉的房间隔窗相望，火红的梅花开满枝桠。每年清明时分，李莉都会撒下红白相间的玫瑰花瓣与你相依。
李莉在撒下玫瑰花瓣
非洲不产松树和柏树，李莉特地从国内托人捎过来松柏的幼苗，种在山坡上。2005年种下时才如拇指般粗细，如今已长得碗口一样粗了，这勃勃的生机象征着你的精神和事业万古长青！平日里，你最喜欢站在这个山坡上看着成百上千的牛群披着晚霞归来，走进牛栏。高兴时你会在这个高坡上唱起被誉为东方小夜曲的《草原之夜》，那是咱们在土左旗插队时你喜欢唱的一首歌，浑厚的男中音常让我听得如醉如痴！
亲爱的王驰，此时此刻，我心中的愧疚不知从何处说起！当初我在冲动之下要来内蒙古，为了拉个伴找到你，你二话没说就与我同行，后来我才呆了半年，就撇下你，自己回老家去了，虽然是出于家庭原因实属无奈，但内心仍然对你惭愧有加！就在临行前你送我的几十里路上，我几次鼓起勇气想表达我的歉意，但终归难以启齿未能张口。
那个知青小组，除咱俩之外，他们都在一个班，同学四年，彼此了解，关系自然很铁。我走后，你曾与其他同学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产生分歧和误解，在生活会上，你的辩解似乎也未能得到大家认同，因而你一度萌生过离开这里到你姐姐那里插队的念头，但又舍不得离开这个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优秀集体，好在你很快调整了心态，全身心投入到农场的事业中去。支撑你的，是当年与我共同商讨过的“为老百姓干点实事”的志向，是内心坦荡的自信，还有对农业科研事业的热爱！我愧对你的是，在你孤独寂寞的境况下，我不能倾听你对自己观点的完整陈述，不能给你以挚友的坚强手臂，不能对你说几句贴心话语。你在信中也从未详细阐述过自己的孤独心境，只是在有限的日后见面中，我才能听你当面向我淡淡陈述。你很豁达，显得并不很在意，只是反复强调，少谈空洞口号，多干实事，言语中不经意地透露出你的心路历程。直到后来同学们晒出当年生活会上的发言记录，我才知道了你那时曾经承受过的精神压力，你的内心独自蹚过了一道曲折的河流……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你的孤独感让我每每想起来就感同身受、寝食难安。但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咱俩都没有谈到这个话题，我也一直没能当面对你道歉！
如今你我，阴阳两隔，今后再也没有机会向你表达内心的愧疚，这将成为我心里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和遗憾！就在此文行将结束的时候，泪水已经悄悄模糊了我的视线，我愿对你的在天之灵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王驰，此刻我站在北京的院子里，晚风摇曳，树影婆娑，我仰望苍穹，天际边洒过一阵美丽的流星雨。流星雨过后，那满天的星星中有一颗特别明亮，那也许就是你——我亲爱的朋友！你一定是在那九天之上，默默地注视李莉，注视着我，注视着你倾注了全部心血的农场，还有那难以忘怀的土左旗……
安息吧！王驰！你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王驰在赞比亚家中
附：王驰生平
1964-09——1968-09 北京四中读书
1968-09——1973-09 内蒙古土左旗后善岱大队插队
1964-09——1968-09 北京四中读书
1968-09——1973-09 内蒙古土左旗后善岱大队插队
1973-09——1976-02 内蒙古农牧学院农学系读书
1976-02——1978-10 内蒙古巴盟农研所（位居杭锦后旗）
1978-10——1981北京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1——1989北京农业大学任教
1989——1992 北京市粮食工业公司工作，应聘出任该公司在非洲赞比亚的中赞友谊农场的农艺师
1992年底来到赞比亚的中垦农场
2005-02-28因车祸罹难（54岁）
后记：此文得到原后善岱大队插队的全体北京知青和在朝号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陈晓田以及他的夫人彭晓梅女士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7-07
怀念好友王驰之二
王树武
王驰是北京四中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到内蒙古土左旗插队。
当年到土左旗插队的知青是10个人一个知青小组，那时我们班7人结伴插队，王驰和同班同学冯永光就与我们一起分配到后善岱村，从1968年9月到1972年4月共同度过了3年8个月的插队生活。从我离开后善岱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1988年8月我们几人曾相约回村“省亲”，王驰也去了，我却因为学校临时有事没有成行，没有见到他。2004年香港凤凰卫视曾采访过王驰，我拿到凤凰卫视根据采访制作的专题节目的光盘时，已是2005年春，听到王驰不幸罹难的消息，甚是惋惜。
一
王驰与我虽然中学同校，但相差两个年级，在校不曾相识。回忆初见王驰给我留下的印象，清隽的面颊，修长的身材。
在与王驰相处的初始阶段，他渐渐显露出些微的不同。
1968年是躁动的年代，我们却感觉无所事事，逍遥了一年以后，开始考虑离开校园后的去向。在那个“革命”的年代里，在我们的心里既有狂热，也梦想干出一番事业。青年学生到农村插队，用那时的时髦说法，知识分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用知识建设新农村。
到农村以后，我们一方面积极投身到当地的政治生活中去，另一方面试图用科学种田来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
记得那时当地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挖内人党”“反瞒产私分”等等运动，占据了我们的主要精力。对于科学种田，我记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当地的如厕状况，后来逐渐落脚到良种化。
王驰那时对政治性活动不太感兴趣，一心投入到良种的培养中去。
二
插队的第一年，我与王驰相处的时间比较多。那时我们天天与社员到地里干活，所以除了吃住在一起，地里干活与王驰也是在一起的。王驰干活时是非常能吃苦的，用老乡的话说：“好苦了”，意思是肯出力，不偷奸耍滑。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王驰总感到胸口闷痛，春节回京探家时去医院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器质性的问题。老乡们根据经验，说是劳动时“努着了”（过度劳累），就是干活时用力过猛，胸大肌肌肉拉伤有些劳损。
插队时，我们是自己起伙吃饭，主粮就是队里分配的口粮，每年是带壳的毛粮360斤，1斤毛粮脱壳后折合成品粮7两左右。那时真是忙时吃干，春夏地里干活时每天能吃到1斤；闲时吃稀，一天用四五两的粮食，喝点菜粥。主粮不够吃，副食没油水，“饿”无时不在伴随着我们。十八九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着肚子还出大力干活，老乡看在眼里，说在嘴上，常常夸奖王驰是“好后生”。
三
插队一年以后，我们逐渐融合到老乡中，在村里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渐渐发挥作用。有的同学担任生产队的干部、有的同学担任了饲养员、村办小学的民办教师等，以王驰为主的几个同学，进行良种培养、推广工作。
后来我们陆续离开了农村，再也没有接触过农业活动。虽然有同学到农业部工作，但那是领导岗位。只有王驰，农业成了他终生的事业，他曾对采访的记者说过，在土默特左旗插队度过了5年，那段经历和一般知青伤痕文学刻画的有所不同，内蒙古的广阔原野让他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形成了他坚韧不服输的个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关联。
村里对王驰的良种培育非常支持，在村北面专门辟出耕地成立了良种场。从那以后，王驰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育种工作中去，他自己吃住在良种场。冬天来临，内蒙古天寒地冻，当老乡们冬闲“猫”在家里侃大山时，王驰参加旗里组织的南下育种队，到海南岛繁育一茬新种子，来年开春回村播种，甚是辛苦。
四
说到培育良种，想起我们干过的一些糗事。
村里开辟有瓜地，种的是当地的西瓜品种，我们想起北京当时常吃的“黑崩筋”西瓜，黄瓤、又沙又甜，王驰就从北京带回一些西瓜子种在地里。真是应验了那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北京的“黑崩筋”西瓜在内蒙古的土地上长大以后，皮厚瓤小，还不甜。
还有一年，老瓜农种的西瓜已经成熟，我们自己栽种的西瓜生长缓慢，只有拳头大小。我们的育种专家王驰查书得知，施用过磷酸钙化肥，可以促进果实的成长。我们照本本办理，在西瓜地里施用化肥之后，只见那西瓜一天长大一圈，一个星期以后，西瓜的个头大如篮球。可是摘下来一尝，吃到嘴里只有一股青瓜味，没有丝毫的甜味。
五
只要回忆起王驰，我就想到当年那段喂猪的经历。
在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喂一二口猪，秋后屠宰后卖给供销社，是家家生活所需现金的主要来源。
我们时常议论当地喂养的家猪品种不好，需要改良。1971年春节过后，王驰从北京回到村里，用一个纸箱带回一只小仔猪。这正体现了王驰的实干家的做事风格，我们经常只是在议论议论，而王驰则不然，说干就干。他在北京从哪里买的猪仔，我已忘记，只记得品种是当时的良种：约克夏，圆滚滚的身条，甚是招人喜欢。
因为没有猪圈，我们的小猪就混养在老乡的猪圈里，每天在家做饭的同学负责喂猪，老乡们是我们的免费技术指导，而我和王驰担任“养猪事业”的主管。因为王驰忙于育种之事，我对这只猪则挂记多些。
3个月后，随着小猪的长大，发现它的肚子渐渐圆滚起来，老乡告诉我们它已经怀孕了。“有喜”就有喜吧，我们也没有太在意。
又过了3个多月，一天晚上，老乡告诉我，他刚从猪圈旁路过，看见我们喂养的“小白”就要生产了。我赶紧来到猪圈，一只只小猪从娘肚子里钻出来，一共4只，母猪生产过后躺在那里不再动弹。我满以为万事大吉的时候，王驰走过来，他说刚刚查了书，要注意胎盘是否出来。我们又等了一会，猪妈妈没有什么动静，按照书上介绍的给猪接生的知识，我就下手将胎盘掏出来。
六
1971年下半年，一方面我们的小麦良种培育工作已经取得一点儿成绩，需要房间进行实验，另一方面我们有了初次养猪的经历，极力鼓动村里集体养猪。我们的想法得到当时村干部的支持，在我的主持下，在村北良种场的旁边，用土坯圈出3间窑洞式大房作为实验用房，还有10间猪圈。
实验用房盖好以后，王驰进行良种培育有了专门的实验室。当时对玻璃器皿进行高温消毒的方法，就是烧开水煮，费火费时间。一次我在村卫生室发现存放针剂的白铝锅，要知道在村里烧水的都是大柴锅，铝锅可是稀罕东西。我曾经听王驰说过，如果有个高压锅，进行器皿消毒就方便多了。那时候人傻，没有见过高压锅，我以为那个白铝锅就是高压锅呢，就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驰。我俩过去一看，王驰告诉我那不是高压锅，白白高兴了一次。
七
自从到内蒙古插队以后，王驰就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1973年到内蒙古农牧学院读大学，然后到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王驰调到北京市粮食工业公司工作，出任该公司驻赞比亚农场的农艺师。1994年初，王驰承包了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附近中国农垦总公司名下的中垦农场。
2004年王驰谈到曾经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有这样的情节：美国西部的一个农民，他有4个精壮的儿子，后来某地发生了事故时，老头骑着马就奔赴事故现场，那马在跳跃一个栏杆的时候把老头摔下来了，当场毙命。王驰觉得这是一种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认为那些经营农场的人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事业和生命，是比较理想的。
不幸，一语成谶。2005年春天，王驰在开车去机场接朋友的路上车祸身亡。临死前说自己一定要葬在非洲大地，他的妻子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农场里的一块高地上，让他俯瞰着他的农场，俯瞰着非洲大地。愿，王驰在天国安息！
怀念好友王驰之三
张卓立
王驰是北京四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9月26日和本校同学一行到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后善岱大队插队。插队初期，他所在的村子没有电，农作物产量低，各方面条件比较差。王驰和其他知青们帮村子里拉了电，打了第一口机井。
在知青的要求下，大队建立了良种场，王驰发现种子对农业发展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开始了对优良品种的育种研究。他还自费参加了自治区赴海南的南繁育种工作，引进优良品种。
1973年王驰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上学。王驰说他的那段插队经历和一般知青伤痕文学刻画的有所不同。内蒙古的广阔原野让他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也形成了他坚韧不服输的个性，而他的一生也和土地有了宿命般的关联。
1978年，王驰离开内蒙古，考入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北京市粮食局，外派到赞比亚出任该公司驻赞比亚农场的农艺师。1994年4月到赞比亚中垦农场，任首任场长。
赞比亚中垦农场位于首都卢萨卡50多公里以外的Chesanba地区。赞比亚是传统的农业国家，政府一直鼓励和吸引外资来投资农业。作为赞比亚的友好国家，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有企业和个人来赞比亚投资农业和畜牧业。农场是中垦集团在那个时期投资200多万美元买地兴建的。
在中国人的国营和私营农场中，中垦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从目前的规模看，很难想象刚开始的时候这里没水没电，也没有路，到处是灌木林和杂草。王驰他们从修路打井开始，在荒原上开辟出这座农场。
王驰插队的内蒙古土左旗的地貌和现在的农场很相似：远处的山峦和近处的大平原，甚至连海拔高度都差不多，都是1200到1300米的海拔。所以当他在非洲草原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从前插队的岁月中。
在北京暴雨成涝时，南部非洲正处于一年中最旱季节。在赞比亚，大体季节分类就是两季——雨季和旱季。每年的3至4月间雨季结束旱季来临，到11月至12间旱季结束雨季来临，整个旱季将持续7到8个月。在农业小国靠天吃饭的赞比亚，旱季致使大部国土成为荒芜，无雨即无庄稼。放眼之处，除了坚强灌木丛依旧保持绿海，其它植被草滩渐渐被枯黄取代。尽管如此，赞比亚与人们想象的非洲绝然不同，她灌木丛生，蓝天艳阳，大地通透，春意盎然。
当时的选择对于王驰来说真是前途莫测，因为直到现在赞比亚也不是多数国人的出国首选，很多人还是把目光放在了西欧和北美，更不要说当时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还停留在哀鸿遍野的那种埃塞俄比亚饥民的形象。而且王驰自己比较怕热，当时他唯一的考虑是自己能不能够忍受赞比亚的炎热。
可是，这里依旧吸引着他，因为这是一个天高任鸟飞的环境。王驰对土地有非常深的感情，因为他觉得跟土地打交道的时候，尤其是当他在农场用大马力机械开始工作的时候，对土地总会自然生出一种既对抗又融合的感觉。这种感觉在王驰看来，既有戏剧化，又有成就感。这和他当知青的时候，有某种一脉相承的联系。
虽然王驰的专业是农业，但是书本的知识和实际经营一个农场是有天壤之别的。除了激情，更需要的是经验和恒心。
建场初期清理工作费时费工，为了尽快创造出经济效益，王驰外租600公顷地种植玉米，用来养鸡、养猪，起步发展养殖业。
他们整个农场的事业是从养鸡开始的。1995年开始他们的第一间鸡舍，鸡舍非常简陋，甚至连椽子都不是很规范，房子的脊梁也是弯弯曲曲的。
1993年的12月3日，他和夫人抱着200只鸡进驻农场，两人就和那200只小鸡分享三间卧室。事实上，夫妻两人都没有什么养鸡的经验，只能自己慢慢学。开始时农场每周出栏200只肉鸡，生产高峰时每周出栏7500只。由于王驰摸索出了一套最佳饲料配方，肉鸡的饲养周期从原来的9周缩短到了6周半。从不会到最好，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和无数次失败的磨练。
两人先找有养鸡经验的人探讨如何养鸡，然后买了乱七八糟很多中英文的有关养鸡的书，开始了艰难摸索的过程。就是杀鸡，王驰都研究了很久。
头一次杀鸡非常有戏剧性。两人黑灯瞎火从晚上12点钟开始杀鸡，没有经验的两个人在烫鸡这个问题上遇到了困难。王驰觉得，烫鸡烫鸡，顾名思义就是要100度的沸水了。可是用沸水一烫杀好的死鸡，这鸡基本上就熟了。
于是王驰赶紧去查书，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本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本比较权威的杀鸡方面的书，查到了华氏温度，然后又赶快查字典，查这个华氏跟摄氏之间的转换，最后才发现摄氏58度是烫鸡的最佳温度。
摄氏58度，一分半钟，对于某个年龄层的鸡是最好的效果——这个辛苦从书中找到的经验在实际运用中非常可行。那一次，他们在家中一共杀了七八十只鸡。因为没有电，他们只能在屋子外面支了一口柴锅，吊起上百个马灯和汽灯，点燃熊熊篝火开始杀鸡。他们饲养的狗围在他们身边，黑人在火光映照之下在那儿杀鸡。王驰觉得那种情形跟地狱的情景非常的相似，黑地里的黑人还在那儿动刀子。鸡的惨叫声，狗叫声，还有满眼的鲜血淋漓，加上热气腾腾的大锅和火焰熊熊的篝火，情景非常血腥诡异。王驰说：“我没有去过地狱，不过估计也不过如此了。”
现在他们杀鸡已经基本达到半现代化了，每个人有一个站立的位置，虽然还是手工杀鸡，但是拔毛有一个所谓的拔毛机了——就是用带棱的胶棒把鸡毛卷下来。杀好的鸡都冰冻起来，然后准备拿出去出售。
农场生产的商品都有一个统一的商标，这个商标是王驰他们自己设计的：J-O-H-N－K-E-N，就是农场“中垦”的发音。然后在这个词的旁边，王驰弄了一个Good（英文“好”的意思）写在旁边。但是这样的商标只有字母显得比较单调，于是王驰在旁边画了几根羽毛作为装饰。同时商标上还注明HALAL（清真的意思）的字样，最后是农场的地址。
万事开头难。在养殖业刚刚开始的阶段，类似杀鸡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经验就是这么慢慢积累起来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伴随着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功，农场的种植和养殖规模不断扩大。经过10年已经有100多头牛、20多万只鸡、1000多头猪，年产玉米近2000吨，而且鸡蛋的销量已经占到卢萨卡的一半。在赞比亚的十多个中国农场中，这是经营得最好的一个。
创业之初，他们拿着宰杀好的肉鸡和猪肉样品挨家挨户地推销，不厌其烦地向客户介绍自己的产品，哪怕是客户只要三五只鸡，他们也随叫随到，送货上门。凭着这股韧劲和他们对客户的真诚，中垦牌农副产品终于打入首都卢萨卡及周边市场，并很快拥有知名度，成为卢萨卡市副食品供应商。
自从1994年第一批启动贷款到位，中垦农场正式经营以来，王驰就从来没有享受过周末和节假日，披星戴月，一年365天,在非洲一干就是10多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中垦农场在王驰等人辛勤耕耘下，终于结出累累硕果。经过10年的努力，中垦农场共向赞比亚卢萨卡市副食品市场供应鸡蛋290万盘，肉鸡、退役蛋鸡281万只，鲜牛奶273万升，肉牛1200多头，生猪１万多头，实现粮豆总产13227吨。中垦农场的农副产品已占有卢萨卡近20%的市场份额，农场已成为卢萨卡市副食品市场主要供应商之一，其资产总额也由建场时贷款60万美元发展到521万美元。
作为农场的当家人，王驰在农场得到发展的同时并未忘记回报当地社会。10多年来他累计为当地社会提供各种赞助捐赠近５万美元，并积极捐款建学校，为贫困学校捐物。建场以来农场累计解决当地工人就业达7000人次；免费提供4000多户家庭安居、解决1.4万人的温饱。不仅如此，农场的发展也为培训当地生产技术能手及一线管理人员搭建了广阔的平台；为了维护当地职工的利益，农场先后花费4.5万美元为1000多名当地职工交纳养老福利金，并为他们上了工伤保险。他对当地职工的切实关爱，赢得了职工的心。
对于自己的人生和事业前途，王驰希望能够越轰轰烈烈越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退休。他记得曾经看过的一部美国电影有这样的情节：美国西部的一个农民，他有四个精壮的儿子，这老头在咽气之前也是绝对领袖。后来某地发生了事故，老头骑着马奔赴事故现场，那马在跳跃一个栏杆的时候把老头摔了下来，当场毙命。王驰觉得这是一种死得其所的方式，他认为那些经营农场的人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事业和生命，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
不幸的是2005年上半年，王驰一次早起驾车去机场接人，不慎撞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大卡车上，身负重伤，送医院后若干天内遂告不治。人生的结局，有时候真不可逆料，也许几秒钟内就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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