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任海傑）
長久以來，中國樂迷只要一聽到柏林愛樂，就有如雷貫耳、肅然起敬的感覺。其實，柏林愛樂成立之初，就是一個普通的交響樂團。在經歷了彪羅、尼基什的執棒後，樂團開始站穩了腳跟，在德國樂團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國際性的地位。待富特文格勒接棒後，樂團更是有了質的飛躍，其獨特的指揮風格和深厚的藝術造詣，令樂團風靡全球，成為聲名顯赫的世界最優秀的交響樂團之一。“二戰”以及“二戰”結束初期，是柏林愛樂的一段特殊時期，切利比達奇曾短暫接手，但很快就被複出的富特文格勒收回指揮棒。真正將柏林愛樂打造成世界頂級交響樂團、使之幾乎位居第一把交椅的是卡拉揚。當時有一個說法：你可以不知道歐洲某國的總統是誰，但你一定知道卡拉揚。1979年，卡拉揚曾率領柏林愛樂訪華，在北京引起巨大轟動，從此，柏林愛樂就在中國樂迷中樹立起了神聖的地位。卡拉揚去世後，就是我們熟悉的克勞迪奧·阿巴多；再後來，就是西蒙·拉特——中國樂迷能夠比較多地欣賞到柏林愛樂的現場演出，就是從西蒙·拉特開始的。儘管柏林愛樂出版的唱片和影碟的數量，可能是世界樂壇之最，但真正感受和評判一個樂團的全貌，應該說現場演出無可替代。這裡就說一下我在上海三次親臨柏林愛樂現場音樂會的經歷和感受。
2005年11月，執棒不久的西蒙·拉特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造訪上海，在東方藝術中心演出兩場。我欣賞了第一場，並在演出前觀摩了樂隊排練。曲目有柏遼茲的交響序曲《海盜》、拉威爾《鵝媽媽組曲》、貝多芬《第三交響曲》。當時的感覺是，柏林愛樂精緻乾淨、音色豐滿、詮釋深刻、氣勢磅礴，不愧是世界頂級名團。
2011年秋季，時隔六年，西蒙·拉特再度率領柏林愛樂樂團來滬，在上海大劇院上演一場音樂會。因為門票實在供不應求，在音樂會的當天，大劇院還同步進行實況直播，讓更多的人領略柏林愛樂的風采。音樂會上半場的曲目是日本當代作曲家細川俊夫的《圓號協奏曲》，由柏林愛樂的圓號首席擔任獨奏。印象最深的還是樂團極為精緻細膩的音響。下半場是布魯克納《第九交響曲》。上半場我坐在二樓，下半場轉而坐到一樓正廳11排加座，近距離感受到了柏林愛樂的巨大魅力。也就是在那一晚，我真正進入了布魯克納的《第九交響曲》，回家後反覆聆聽唱片，由此開始全面深入到布魯克納神奇神秘的音樂世界。這是這場音樂會帶給我的最大收穫。
而我感受最深的是2017年11月柏林愛樂第三次上海之行。最近幾年，我每年觀賞國內外的音樂會和歌劇演出近百場，所有到滬的世界級名團無一漏過。聽得多了，就會有聆聽感受的積累，就會有比較，也能夠較為理性。
儘管上海現在每年有許多音樂會，其中不乏世界名團，儘管柏林愛樂已來過上海兩次，但當聽說柏林愛樂要第三次來滬，其引起的強烈反響依然如一枚重磅炮彈，其風頭甚至蓋過了10月剛來滬的維也納愛樂。兩場最高票價為3480元，居然在26小時內一掃而光。有樂迷還沒有考慮好究竟買什麼價位的票，就失去了機會。
於是，2017年的11月16和17日，就成為上海國際藝術節的“節中節”。這次柏林愛樂中國巡演，只有上海是兩場，其他城市都只演一場，可見柏林愛樂對上海站的重視。這是西蒙·拉特卸任藝術總監前的最後一次海外巡演，曲目進行了精心安排，並在來中國前的11月初，柏林愛樂的年度演出季中已上演了這兩套曲目：第一場，理查·施特勞斯《唐璜》、巴托克《第二鋼琴協奏曲》（上海場王羽佳鋼琴獨奏）、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第二場斯特拉文斯基《彼得魯什卡》、陳銀淑《弓弦之舞》、拉赫瑪尼諾夫《第三交響曲》。
這兩套曲目，集中體現了西蒙·拉特的音樂理念和審美傾向：重視浪漫派至當代音樂，拓寬傳統德奧以外的東歐與蘇俄作品。這也是西蒙·拉特自2002年上任後柏林愛樂的一個明顯變化。
16和17日上海風雨交加，但東方藝術中心氣氛熱烈。16日晚6點，我趕到東藝先看了第一場演出的排練，《唐璜》一開始的燦爛快板，樂隊即生龍活虎，色彩絢麗，滋潤豐滿，先聲奪人。西蒙·拉特與樂隊交流討論了幾處細節，重複演奏幾遍。不知為何，也許是時間的關係（一共是45分鐘排練時間），勃拉姆斯《第四交響曲》的排練時間最短，幾乎是一筆帶過。隨後，王羽佳身披一件紅衣上場。她在鋼琴前甫一坐下，十指落鍵，清脆剛勁的琴聲驚豔悅耳，狀態很好。7點30分過後，正式演出開始，上半場的《唐璜》和巴托克《第二鋼琴協奏曲》基本就是排練時的狀態和走向，而下半場的“勃四”相對來說流暢有餘，內涵不足。散場碰到幾位經常聽音樂會的樂迷，大都感到不太滿足，覺得還不如15日在上海大劇院的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過癮。
就在期待有所下降的心情下，17日繼續聆聽第二場。演出前注意到，第一場沒有登臺的幾大柏林管樂首席已陸續落坐，如長笛帕胡德、雙簧管邁耶、單簧管福克斯、圓號道爾。拉特爾上臺後幾乎沒有停頓，即揮棒開始《彼得魯什卡》。只聽樂隊如猛虎下山，狀態興奮，各聲部火力全開，層次分明，流光溢彩，活色生香！幾位管樂首席依次精妙吹奏，錦上添花，尤其是帕胡德的長笛，真有鶴立雞群之感，我坐在I區的最後一排，都聽得清清楚楚，悠揚悅耳。到了曲中第四場，樂隊進入白熱化衝刺，絃樂的幾段齊奏美妙如天外之音，聽得人心花怒放，堪稱極品！我在心裡長嘆一聲：這才配得上世界樂壇第一把交椅！這才叫柏林愛樂！
下半場先演奏韓國當代女作曲家陳銀淑《弓弦之舞》，這是她最近應西蒙·拉特之約，為柏林愛樂創作的新作，剛在柏林首演過。關於這首演奏時間約十分鐘的作品，節目單上解釋說，她的創作靈感源自對宇宙的理解——宇宙是如何誕生，又將如何消亡。但樂曲並不刻意寫景狀物，也不要求聽者展開過於複雜的聯想。這十幾年來，我聽了大量的現當代音樂，個人感覺陳銀淑的這首《弓弦之舞》尚屬一種音響的實驗，有待時間來檢驗。從現場看，剛演奏了龍騰虎躍的《彼得魯什卡》，樂隊的激情似乎一下子被《弓弦之舞》壓住了。如果上半場先演《弓弦之舞》，然後再演《彼得魯什卡》，效果是否會好些？西蒙·拉特對當代音樂的執著推廣，精神可嘉，不過在這麼重要的巡演中，演出實驗性太強的《弓弦之舞》，膽子真夠大的。
西蒙·拉特在柏林愛樂的最後一個年度演出季中，拉赫瑪尼諾夫《第三交響曲》是他最想演出的主要作品之一，他認為人們一直低估了拉赫瑪尼諾夫的這部作品。當我聽了阿什肯納齊指揮阿姆斯特丹音樂廳團演出的版本後，完全認同西蒙·拉特的洞見。“拉三”是拉赫瑪尼諾夫晚年最為重要作品之一（另一部是《交響舞曲》），是他一生的自傳和寫照，俄羅斯情懷和韻味很濃，其藝術價值並不亞於我們平時熟悉的其《第二交響曲》。“拉三”創作於1935-1936年，其時當代音樂潮流已經風靡全球樂壇，拉赫瑪尼諾夫雖然屬於保守派，但難免也會受到影響，因此我們在“拉三”中能聽出他的一些現代音樂手法。這可能也是西蒙·拉特看中這部作品的原因之一，此番他在東藝指揮柏林愛樂時注重了作品的色彩感和音樂結構，但那種寬廣沉鬱的俄羅斯韻味稍遜——如果聽過阿什肯納齊版的演繹，這種感受會更加明顯。
柏林愛樂在滬的兩場演出，總體感覺是，第二場好於第一場；兩場演出中，都是上半場好於下半場。柏林愛樂技藝極為精湛，人人都是高手，各聲部首席幾乎都是優秀的獨奏家，合成一體就像一輛裝配精良性能極佳的超級跑車，驅動力十足，演奏比較外向型的《唐璜》、巴托克《第二鋼琴協奏曲》以及《彼得魯什卡》，駕馭自如，精彩紛呈，令人歎服。但在演奏需要深刻內涵和韻味的“勃四”、“拉三”時，則感覺有所欠缺。這是我聆聽這兩場音樂會後的個人感覺。技術並不等於一切。我們讚美柏林愛樂，但不要神話柏林愛樂。即便是在柏林，輿論一直對西蒙·拉特有不同的評論，這次看了上海的兩場演出，我覺得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
音樂會期間，我特別留意現場觀眾，發現平時經常聽音樂會的樂迷並不多（可能被擋在了高價票外），大都是新面孔。感到好奇，就隨意問了幾位聽眾：為什麼來聽柏林愛樂？平時聽古典音樂音樂會嗎？回答居然五花八門：平時不常聽音樂會，但知道柏林愛樂名氣最大，所以來聽；平時聽最多的是音樂劇，但朋友秒殺搶到票了，說這個音樂會一定要來聽的，所以我們就一起來了；柏林愛樂曾經是指揮帝皇卡拉揚的樂團，世界樂團的老大……
這些回答說明瞭什麼呢？說明柏林愛樂的品牌影響力確實已深入人心，經久不衰，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我們欣賞古典音樂尚處於淺層次的狀況。藝術不是體育比賽，沒有絕對的第一。就說在柏林愛樂演出之前的11月15日，德國德累斯頓國家管弦樂團在上海大劇院的演出，其表現出的獨特風格、韻味和感染力，絕對一流，有樂迷甚至認為超過柏林愛樂在上海的第一場演出。具備這樣水準的世界名團還有不少，這裡就不一一例舉了。當我們把欣賞音樂放在首位，而不是一味看重樂團和表演者的名氣，就標誌著我們更加理性和成熟了，而且還有利於壓制高票價。平時來上海演出的世界級名團，最高票價也就是一千多至兩千多，唯獨柏林愛樂超過三千，說明他們開出的出場費比別的名團高出一大截。據一位經常在國外看演出的資深樂迷說，這樣的票價，如果在歐洲其他地方巡演，不太可能暢銷，更不要說26小時全部售罄。一味熱捧的代價就是出場費居高不下，真正的愛樂者難以走進現場。
西蒙·拉特的柏林愛樂時代就要結束了。再次光臨上海時，也許就是基裡·佩特連科了。他會帶來什麼樣的柏林愛樂呢？我們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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