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帝名福临 第三位皇帝，清兵入关后的首位清帝，1643年10月8日至1661年2月5日在位，在位18年。议政王大臣会议于1643年9月，推举五岁的福临承袭其父皇太极帝位，同时命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和努尔哈赤之侄郑亲王济尔哈朗二人助小皇帝辅理国政。
自1643年至1650年，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多尔衮手里。在多尔衮的领导下，清朝征服明朝的大部分故土，深入西南省份追剿南明政权，在激烈的反对中，建立一系列被清代皇帝所沿袭的政策，如1645年颁布“剃发令”。多尔衮于1650年12月31日死后，13岁的顺治皇帝开始亲政。顺治皇帝试图打击腐败，整顿吏治，削弱满洲贵族的政治影响力，但最终结果成败参半。在位期间，顺治帝面临着大明遗民的复明抵抗，不过至1661年，清军已将大清帝国最后的对手，南明遗臣郑成功和永历皇帝朱由榔击败，郑成功和朱由榔分别于次年病死和被擒杀。顺治皇帝在22岁时因感染高度流行的天花去世，其皇位由已从天花中幸免于难的皇三子玄烨承袭，后者即康熙帝，统治中国61年。由于顺治年间的历史文献流传相对较少，加上史书为突显康熙帝的功绩，因此这段时期同整个清朝历史相比显得较为鲜为人知。
顺治帝死后受供奉于太庙，庙号“
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统称世祖章皇帝
14世纪，数支女真部落生活在大明（1368年–1644年）东北疆域，即现代被称为中国东北或“满洲”的地区明太祖时，为压抑北元残余势力，于是东北设立远东指挥使司，控制女真部的各个部落。
明成祖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在东北疆域置奴儿干都司等卫所管理当地，其中建州女真一部最为强大，明政府先后将建州女真分成三个卫，总称“建州三卫”，其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经过三十余年的征抚，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将松散的女真诸部的力量凝聚在黄、白、红、蓝四色旗之下，此后，又在原有四色旗基础上再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形成八旗。此社会军事组织制度是为八旗制度。努尔哈赤将旗主交由子侄担任。在1612年左右，努尔哈赤既为让其部族人与其他支觉罗部族人相区分，又要和曾统治中国北方的女真王朝大金（1115年–1234年）拉上关系，更其部族名为爱新觉罗氏（“黄金般高贵神圣的觉罗一族”）。
1616年，努尔哈赤正式宣布脱离大明建国，国号后金，建元天命。他在此后若干年里夺取了大明治下的辽东大多数主要城市，所向披靡，直到1626年1月，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之时，被驻守该地的明军指挥官袁崇焕用不久前收购的葡萄牙人的红衣大炮击败。努尔哈赤可能在宁远之战中受了致命伤，继而在战后数月逝世。
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592年–1643年）继续致力于其父的大业：他把权力集于自己之手，仿效大明政治制度，并完善和拓展八旗制度，在原有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1629年，他率军入侵北京郊区，在此期间俘获了知道如何铸造红衣大炮的汉人工匠。1635年，皇太极改称女真为“满洲”，1636年，他又将国号“后金”改为“大清”。在松锦之战后的1643年，明朝已经在财政破产、瘟疫肆虐以及大饥荒导致的明末农民战争等致命危机之中摇摇欲坠，大清准备展开对大明的最后一击。
1643年9月21日，生前未指定储君的皇太极殡天，雏鹰般的大清面临着可能出现的严重分裂危机。数名皇位争夺者——努尔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长子和硕礼亲王代善、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第十五子和硕豫亲王多铎（两人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极之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开始逐鹿皇位。皇太极的弟弟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及多尔衮（31岁）掌有正白及镶白旗，代善（60岁）掌有两红旗，而豪格（34岁）则获得其父两黄旗的支持。
议政王大臣会议着手议立新帝，此会议直到军机处在18世纪20年代出现以前一直是满清的主要决策机构。许多亲王、贝勒主张多尔衮这个久经考验的军事将领成为新皇帝，但多尔衮拒绝为帝，而是坚持让皇太极的一个儿子承袭父位。
会议接受多尔衮的具有权势的主张，继续让皇太极的后裔继承大统。此时除豪格外，皇太极的儿子中，尚有叶布舒、硕塞、高塞、常舒、韬塞、福临、博穆博果尔七人。其中叶布舒、高塞、常舒、韬塞四人中，有三人年长于福临，但皆生母地位低微，无法越过福临、博穆博果尔继承皇位。而硕塞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则早被皇太极赐给大臣，博穆博果尔则年幼于福临。最终商议决定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承袭父位为新皇帝，但亦决定立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他掌有镶蓝旗）和多尔衮作这个五岁孩子的摄政。1643年10月8日，福临正式登上大清皇帝位；定年号为“顺治”。由于记载顺治年间的文献语焉不详，所以这段时期同整个清朝历史相比显得较为鲜为人知。
济尔哈朗是一位骁勇善战、受人尊敬的将领，但看起来对多尔衮已很快就抓到手中的日常行政事务毫无兴趣。1644年2月17日，济尔哈朗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员，向他们宣布：“嗣后，凡各衙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此后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动摇摄政统治的阴谋暴露。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褫夺亲王爵位。多尔衮在此后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拥护者（大多来自黄旗），从而掌控了两白旗以外的旗。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军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644年初期，正当多尔衮与其谋士苦思钻研如何攻大明之时，民变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民变领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墙，促使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紫禁城后的万岁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多尔衮的汉人谋士洪承畴和范文程闻讯，敦促满洲亲王抓住此机遇，给大明报仇雪恨，进而为大清夺取天命。驻扎在长城东端山海关的大明总兵吴三桂，是多尔衮同北京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此时他正被满洲人与李自成军间的武力夹得左右为难，吴三桂请求多尔衮帮助他驱逐土匪，恢复大明。当多尔衮要求吴三桂替大清效力之时，吴三桂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清兵因此得到了吴三桂的精兵的辅助，后同李自成军进行一片石之战，在多尔衮最终选择用骑兵介入此战斗前，吴三桂的精兵就已和李自成军交战了数小时。5月27日，大清取得此战的决定性胜利。战败的李自成军在北京洗劫数日，直至6月4日携带着所能带走的财物离京。
6月5日，被叛军之手肆虐了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绅及官吏迎接他们将要来到的解放者。可当他们见到的是骑着马、把前额头发剃光并自称摄政王的满洲人多尔衮，而不是大明皇太子朱慈烺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吴三桂时，吃了一大惊。在此场动乱之中，多尔衮将自己安置在武英殿，后者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烧大内后，唯一未被损坏的建筑。旗军们被命令不许抢劫；他们的纪律约束使统治过渡到大清“出奇地顺利”。然而在同时，多尔衮却声称他是为报复大明而来。他下令将大明皇族（包括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的后裔）及其拥护者全部处决。
6月7日，进城仅两天的多尔衮向首都的官员发布谕告。该谕告向官员们保证，如果本地居民剃发易服并且接受归降，那么他们则可以官复旧职。可是在此谕告发布后的三周内，北京爆发数场农民起义，威胁大清控制首都地区。面对威胁，多尔衮不得不将此谕告废除。
1644年10月19日，多尔衮在北京大门迎接福临。10月30日，六岁的福临被带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拜天地。11月8日，福临的登基仪式正式举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将多尔衮的功绩同周公进行比较，后者为古时一个受人尊敬的摄政。在登基仪式上，多尔衮的官衔由“摄政王”升为“叔父摄政王”。满语“叔父”（ecike）在此表示高于亲王的一级身份。三天后，多尔衮的摄政同事济尔哈朗的官衔由“摄政王”降为“辅政叔王”。多尔衮在1645年6月发布仪注规定，今后所有公文均应书写“皇叔父摄政王”称呼他，这使得多尔衮距离皇帝权威仅剩一步之遥。最终多尔衮在1648年更凌驾于小皇帝之上，称“皇父摄政王”。
北京的科举号房。大清为增强在汉人精英心中的正统性，在1644年刚攻占北京之时，便重建了科举考试。
多尔衮进入大清新首都后的最初的一个命令是，将北京北部全部腾出，然后把它分给旗人。两黄旗分得荣耀的宫殿北部，其次，东部为两白旗，西部为两红旗，南部为两蓝旗。八旗的此种布局，是为了使京城同满洲在征服中原前的故乡保持一致。此种布局“按照罗盘的指针指向，给颜色不同的旗人分配在一个固定的地理位置。”尽管大清为了加快过渡而减免税收，推迟大型建筑建造计划。但到了1648年，新来的旗人与共同生活的汉人百姓间仍有敌意。而首都以外的农业用地则全部被清军圈占。昔日的地主，现在却成了给外居旗人地主支付租金的佃户。这种土地用途的转变导致了“数十年的中断和苦难。”
在1646年，多尔衮还下令重建选任政府官员的科举考试。从那时起，他们效仿大明，每三年定期举行一次科举。同年，大清统治下的第一次殿试举行，大多数报考者为北方汉人，他们被提问如何使满汉同心合志。1649年，考试询问“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在1660年确定减少中额前，顺治朝下每届会试的考中人数的平均为大清最高（“得到了汉人更多的支持”）。
江南刚有了表面上的平静后，多尔衮便在1645年7月21日发布了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告示，他命令所有的成年男人剃去他们前额的头发，将他们的头发按照满洲人的髡发辫式编扎起来。不服从告示者将被处以死刑。对于满洲人来讲，此象征着屈服的政策，有助于他们分清敌我。不过，在汉人官员和文人看来，新发型是一种奇耻大辱（因为它有悖于孔门弟子关于保持身体完整的指导）。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剃发如同丧失他们的生殖能力。由于剃发令逼使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汉人联合起来反抗大清统治，所以极大地阻碍了大清的征服。在1645年8月24日和9月22日，前明将领李成栋分别对嘉定和松江反抗的人民进行屠杀。而江阴还同约一万名清军进行了八十三天的对抗。当城门最终在1645年10月9日被攻破时，降清明将刘良佐对全城人进行屠杀，这场屠杀造成了七万四千至十万不等的人的死亡。这些大屠杀结束了长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装抵抗。有几个忠诚的勤王者成了隐士，并希望着清军败溃。虽然他们退出了世界，但至少象征着在继续反抗外族统治
南京沦陷后，两支明宗室建立了两个新的南明政权：一个是以福建沿岸附近为中心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键——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而另一个是浙江附近的“监国”鲁王朱以海。但由于两支政权未能进行合作，使得他们已经很低的成功机率进一步降低。1646年7月，贝勒博洛领导的新的南方军事活动使鲁王的浙江朝廷陷入混乱状态，继而向隆武政权发起进攻。朱聿键于10月6日在汀州（福建西部）被俘，即刻处死。他的养子国姓爷郑成功则随他的船队逃往台湾岛[77]。11月，江西剩余的忠明抵抗中心崩溃，整个江西降清。
1646年末，广州出现了两个新的大明皇帝：一个是年号为绍武的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另一个为年号为永历的桂王朱由榔。由于朝服不够，此后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两支南明政权彼此残杀，直到1647年1月20日，李成栋率领的一支小规模清兵组成的先头部队开进广州，处死了朱聿，迫使永历朝廷逃往广西南宁。然而，李成栋于1648年5月起兵抗清，与江西的前明将领金声桓并发起义，帮助朱由榔夺回了中国南方的绝大部分地区。但南明的复兴只是昙花一现。清军于1649年和1650年重新征服湖广中部（今河北和湖南）、江西和广东。朱由榔再度逃亡。最后，1650年11月24日，尚可喜所统率的清军攻占广州，杀死七万多人。
同时，1646年10月，豪格（福临长兄，于1643年继承斗争中失去继承权）所统率的清军抵达四川，任务是摧毁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国。1647年2月2日，张献忠与清军在川中西充附近作战时被杀。1646年末抗清势力进一步向北蔓延，由一个穆斯林将领米喇印领导的武装力量反抗大清对甘州（甘肃）的统治。另一名穆斯林丁国栋很快加入了他的抗清运动。他们以恢复大明为号召，攻克了甘肃的数个城镇，其中包括省会兰州在内。这些起义者愿意同非穆斯林的汉人进行合作，这表明他们不是仅仅被宗教所驱使。1648年，米喇印战死于水泉（今甘肃永昌水泉子村），丁国栋则被孟乔芳俘获并被多尔衮下令处决，至1650年，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的穆斯林起义运动被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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