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幼安有性情有境界》一则：
南宋词人， 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
南宋词人，姜夔号“白石”；陆游诗集名《剑南诗稿》；辛弃疾字“幼安”；吴文英号“梦窗”。有字、有号、还有诗集名——初学者对就会记不清，而且不合理、不通顺、又怪怪的，好像故意卖弄一样。为什么这样？
（一）古人有名、字，有什么异同？
古代人交往，轻易不称呼对方名，而称字。
幼时命名，成年(男20岁、女15岁)取字，字和名在含义上有一定的联系。《颜氏家训》：“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可以理解为“名”是正式的，“字”用来解释说明“名”。比如曹操字孟德，操是德行操守的意思；辛弃疾字幼安，弃疾就是健康安全。
男子20岁加冠，取个字。
“名”和“字”是长辈取的，蕴含着长辈的期许。称呼“名”，一是君父用，二是自称，后者较多。若同辈直呼其名字，就非常失礼。
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祭天，祭文中说：“操子丕载肆凶逆，窃据神器。”称呼“操”“丕”等于很不客气了。
刘备 剧照
而交往的同辈亲友、属下（包括一切表达亲近、平等之意的情况），只称某人的“字”。
比如《三国演义》中华歆建议曹丕杀曹植：”歆曰：‘子建怀才抱智，终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为后患。’丕曰：‘母命不可违。’”华歆与曹植同为臣，称字“子建”，不称“植”。
在人际关系中，能称“名”的人很少，大多都是称“字”的关系。不该叫“名”而叫，就很失礼。综上，称“字”，一是显示出尊重，二是自己不失礼。
比如《世说新语·品藻》：“谢公（谢安）问王子敬（王献之字）：‘君书何如君家尊？’“作者刘义庆记录前代人谢安、王献之，就尊称“谢公”或者用字“子敬”。而谢安虽然比王献之大24岁，同样称“君”。（古人比较谦逊，很少自居长、称“名”的情况。所以古代敬称、尊称很多。）
《世说新语》是记录东晋士大夫阶层言行的书
那么，王国维称呼辛弃疾“幼安”就好理解了，习惯上是尊重。叫“弃疾”，就奇怪、不符合常理。
（二）古人的号
名、字，都是长辈取的，而号是自己取的。郑玄注释《周礼》：“号为尊其名，更为美称焉。”成年后取号，是为了标榜自己的志向、旨趣，是一种美称。名、字一般各只有一个，号可以有多个。
欧阳修在庐州做官期间，喜欢游山玩乐，修建了“醉翁亭”，还写了文章记录，自号“醉翁”。意思是我这个地方官做得挺好，百姓生活好而快乐，我因此就快乐，所以我就有空来山里常喝醉。
欧阳修，字永书，号醉翁、六一。
到退休之后，对“醉翁”的境界不满足了，就自号“六一居士”，解释为：
“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家里有六个一：藏书一万卷、金石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还有老头一个——标榜了爱好文艺的旨趣，功成身退的逍遥。（已经是太子太师）
“号”这样一个自己取的、标榜自己美德、又有尊重含义，别人当然可以叫，自己也乐得让别人叫。更重要的是，古人整理诗集文集，一般用号来命名。比如苏轼刊刻作品《东坡乐府》，王世贞生前刊刻自己的作品《弇州山人四部稿》，都用号命名，所以号流传很广。
那么，王国维称呼姜夔“白石”也是没问题了。
古人称字、称号，都是表示尊重。五四之后，国人没有字、号，所以对这种差别不敏感，觉得把王国维的词话，改成辛弃疾、陆游、吴文英无所谓，甚至更通顺、更合理。
南宋词人，姜夔有格而无情，陆游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辛弃疾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姜夔，则祖吴文英，以姜夔、吴文英可学，辛弃疾不可学也……只不过我们读起来通顺、合理了，但在王国维读起来反而是不合理、不通顺、而且会觉得奇怪的。
王国维先生，字静安。墓在清华大学校园里。
余论
除了古人自取的号，别人也会给他取号。可以理解为“外号”，当然大多数也是表示尊重的含义的。常见的是用地名，韩愈叫韩昌黎（故乡），柳宗元叫柳柳州（做官地、去逝地），陆游称剑南（做官地、诗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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