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宁会馆旧址在徽宁路655号 在黄浦区制造局路附近有一条对上海人来讲大概并不显眼的马路———徽宁路，但是，它在不少祖籍安徽的人眼里，可是一条颇为神圣的马路了。原来在这条路上曾经有一个安徽省徽州、宁国地区的旅沪同乡人组织———徽（州）宁（国）会馆，这条马路也是徽宁会馆集资修筑，并以徽宁会馆取名的。
徽宁是从前对安徽皖南徽州、宁国两府的合称。它的范围约相当于皖南的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宁国、旌德、泾县、南陵、太平以及江西省的婺源等县。徽、宁两府位于皖南的丘陵地带，“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这里人口稠密而可耕田少。
很早以前这里的人民“商贾于外者什七八”，他们善经营，肯吃苦，在全国形成了庞大的商业网络。旧中国有这样一句俗语———“无徽不镇”，就是讲在全国的所有城镇中都有安徽商人活动，如果没有安徽人的经商活动就难以形成城镇。
语言虽然有些夸张，但其确确实实反映了古代安徽帮商人对中国城市商品经济的影响。 徽州、宁国商人的经营行业十分广泛，有盐业、粮食业、典当业、墨业、书籍业、布业、丝绸业、茶业、陶瓷业等，而“盐、典、茶、木为最著”。
据记载，在宋之前，徽州、宁国商人通过长江水道来江南地区经商，并通过海运开辟中国沿海与日本、南洋的对外贸易，并随着资本的增长和积聚而形成颇具规模的水上（海上）航运集团。但是，自从明政权建立后，朱元璋为排挤和打击退守近海诸岛，如浙江舟山、嵊泗和上海的崇明、横沙农民起义军，实行了“海禁”的政策，即下令近海的居民陆续向内地搬迁，禁止和限制海运船只在近海航行，甚至禁止沿海居民下海捕捞。
“海禁”政策实施后，从元代发展起来的中国海上航运业被迫停顿，以水上和海上航运著称的徽州帮商人利益受到致命的打击。船商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实行武装地下经商，而武装经商的结果又必然导致武装掠夺，于是这些商人就变成了海盗，他们和日本船商一起被叫作“倭寇”。为了迫使明政权解除海禁，开放近海贸易，“倭寇”曾长期在近海向沿海的城镇发动攻击，使明朝中国近海边防始终处于戒备状态，历史上称之“倭患”。
据记载，以歙县人许一、许二、许三、许四四兄弟为首的徽州海商集团是明代中期最大的海商集团之一。明嘉靖年间，他们伙同另一个徽州商人王直数次向上海以及江浙近海发起攻击，使近海城镇受到严重的损失。一直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和江苏的巡抚调动大量军队进行围剿，许氏集团惨遭失败，许二和许四逃往西洋。许氏集团被镇压了，上海的徽州商人的活动也告终止。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的水师攻克台湾，中国近海的反清武装基本肃清，两年后，康熙皇帝下达“弛海禁令”，即取消了从明初开始的海上航运禁令。
上海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又在长江入海口的显要位置上，于是又有大批的徽州、宁国商人进入上海。外地人在上海经商难免会受到排挤，同乡人经营相同的商业也会产生争斗，也许更主要的是中国人恪守“落叶归根”的传统信条，客死他乡的人也要“入土为安”，稍富裕的人家就得设法将暴卒他乡的亲人棺柩运回故乡入土。乾隆十九年（1754年）旅沪的徽州、宁国商人联合组织了一个同乡人团体———思恭堂，他们醵资购进上海县城小南门外的一块土地建立暂厝棺柩的丙舍，并建立义务埋葬无力下葬者的义冢。
汪方川即汪忠增，安徽休宁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由署理苏州知府调任上海道，当他听说上海有一个以安徽徽州、宁国两府人为主的“思恭堂”，为旅沪的安徽人解决实际困难，心里十分高兴，并建议应该把“思恭堂”改组为“徽宁会馆”，可以起更大的作用；同时，他召集了在上海的有声望和实力的徽宁商人，规定商人按自己的经营情况，按一定的比例向会馆交付经费，作为会馆的常年开支。徽宁地区是中国茶叶的主要产区，也是贸易中的大宗商品，通过协商，规定安徽茶商每箱绿茶抽十二文，每箱红茶抽二十文作为会馆经费。
到了清道光年间，徽宁会馆初具规模，但是，咸丰癸丑（1853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咸丰庚申（1860年）又发生太平军东进，会馆遭到严重破坏，于是，以后又不断重修、扩建，形成规模。也许是《三国演义》中有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关羽的忠顺、义气，善于跋山涉水是出了名的，这些往往也是古人认为商人应该有的品质，于是，关羽也被民间认为是财神，徽宁会馆的正殿供关帝；宋朝的理学大师朱熹也是安徽人，被安徽人视为自己家乡的“人杰”，杰出代表，于是会馆的偏殿供朱熹。 1913年发生的“二次革命”中，南门外地区是上海的主战场，徽宁会馆又遭兵燹，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中，徽宁会馆被炸，而此年代会馆的作用和在同乡人中的地位基本丧失，以后也未重修，旧建筑被难民抢占为住宅，旧址为徽宁路655号，现在这里已经被建为上海中高档住宅区。
閱讀更多 悅讀城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