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老，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但它並不是每個生物都會經歷的，有些動物就沒有明顯的老化，甚至越老越強。瞭解衰老，是科學地樹立世界觀必要的環節，它可以讓我們更坦然地面對生命的最後階段。
幾千年來，心跳、呼吸有沒有停止，是判斷一個人是不是還活著的標準。戰場上的軍醫在緊急時刻判斷士兵有沒有犧牲，會用一塊小鏡子放在士兵的嘴邊，過一會兒看看鏡面上有沒有哈氣。
但今天從醫學的角度看，心肺功能跟大腦是關係緊密的，要確認是哪一部分首先導致的死亡不那麼容易。因為心肺給大腦提供氧氣和養分，大腦的神經元才能正常工作。而心跳和呼吸的節奏正確，又是由腦幹部位的植物神經信號控制的。
從前醫學水平有限的時候，不用區分，因為其中任意一部分罷工了，馬上全都罷工了，死亡就這麼來臨了。
而現在有了人工呼吸機，很多植物人在重度昏迷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維持著心肺功能。而一些因為事故導致腦死亡的患者，他們的身體也還是健康的，健康到甚至可以捐贈器官。
所以， 身體的死亡跟腦死亡是兩部分。
腦死亡
死亡不僅僅指肉體，更是人格的不再延續。
腦死亡現在的標準，是參考1968年哈佛大學醫學院的一個專家小組給出的意見制定的，這個標準很細化。
比如說：
無法自主呼吸、昏迷、痛感反射、瞳孔反射、催吐反射等反射全部消失，這些反射都是跟腦幹相關的，屬於最基礎的部分。這些死亡標準，也排除了像麻醉、中毒、接受低溫療法之後的一些身體表現，如果不把它們排除出去，那些正規的治療手段就有可能被列為是謀殺。
清醒跟昏迷的狀態，也是可以測量的，簡單的方法就是格拉斯哥昏迷評分。
最初，植物人的概念就是加在其上的。它指的是低於那個分值，維持時間超過1個月以上，起碼從統計上看，這樣的病人可以治癒的概率就很小了。
還有比這個更嚴重的情況，那就是腦死亡，通過判斷腦幹反射是否喪失，或者血管造影來觀察供血是否停止，或者是通過腦電圖，也可以判斷是否達到腦死亡的標準。到了這一步，就是真正擁有法律意義的死亡了。
走到這一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會承認病人正式去世了。醫院有權終止後續的治療，並且結束人工維持生命的過程。這樣做就不再是謀殺了。
因為涉及到法律的責任，所以後來還有更先進的設備參與測量清醒、昏迷、植物人和腦死亡狀態。它就是我們曾經在答疑《如何測量大腦》中說的正電子發射的斷層掃描（PET），用它來觀測顳頂葉、前額葉跟丘腦，清醒的人跟腦死亡的人在這三處差異最大。
在這些測量手段下，醫院的責任就更大了。如果在植物人階段，醫院就主動終止了維繫生命的設備，那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而很多時候，到底是植物人還是已經腦死亡了，在有生命維持設備存在的時候，普通人憑肉眼是無法區分的，所以你看，科學可以拓展生死的範圍，讓生死線更加精準。
醫治大腦
有一些激進的生物科技公司，比如像生物夸克公司（Bioquark）希望走捷徑。
雖然沒人知道大腦的工作機制，但很多植物人的大腦實體還在那。
他們就想：
也許只要修正受損的部位就能重啟大腦，他們的方法就是給大腦注射幹細胞，然後誘導它們形成新的神經元，同時也寄希望於這些幹細胞修復從前受損的部位。且不論這些幹細胞的治療是否真的有效，醫治身體其它器官的手段可能根本就沒法用在醫治大腦上。
比如說，一個人可以沒有原生的心臟，憑人工或者移植的心臟還能生存多年，也可以在肺失去大部分功能的時候，用呼吸機來頂替。
其實現在的醫學，已經可以做到，身體大部分的器官都可以切除，依然維持著生命。 可能生活質量大幅下降，或者壽命不久，但理論上說，如果有足夠的財富，不惜一切代價，還是可以在失去很多器官之後，維繫生命很久很久的。
可是大腦就不一樣了，不存在什麼人工大腦，也沒有移植大腦這麼一說。
它的問題在於， 就算移植手術可以操作成功，也沒有人承認手術前跟手術後的那個病人是同一個人，除非移植過程可以完整、精準地複製之前大腦裡每一個分子的狀態，讓新舊大腦擁有同樣的記憶，一樣的性格、情感跟思考方式。
但是，在人們完全弄懂大腦的工作機制之前，這一步是很難達成的。如果那樣，這些希望走捷徑的公司，就實在是太幸運了。這種幸運，就好像一個並不知道掃雷遊戲規則的人，第一次亂點就成功地掃清了所有的地雷那麼幸運。
從人體細胞來看，大部分的細胞壽命是10幾天到幾年，之後有新的細胞接替，從腸道上皮細胞到肌肉細胞都是這樣。雖然肌肉細胞更新不快，只有在受傷的時候才新舊交替，但也仍然有換掉的可能。
所以，我們的身體就像一艘木質的漁船，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地修修補補，船上的每一段木頭最終都會被換掉。可能10幾年過後，它上面已經沒有任何一段最初的木頭了。
那它還是從前的漁船嗎？
說“是”跟“不是”，都各有理由，而大腦就不存在這樣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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