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毛公鼎的年代曁器主名释读

毛公鼎是西周毛氏族人的一件青铜重器，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直耳，半球腹，矮短的兽蹄形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据郭沫若先生的说法是周宣王年间太宰毛公所铸造的青铜鼎。铭文三十二行长达四百九十九字，乃现存最长的铭文，含有完整的一篇周王册命，皇皇鉅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的出土委实是太重要了，这不仅是对毛氏族人而言，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也是，因为它是一件很有研究价值的史证实料。在这之前，虽世传有《班簋》铭文，但此物长期被皇家内府秘藏，外人很难一窥真貌。直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才从清宫散出到民间，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偶然发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拣选到了班簋并进行了修复，现藏首都博物馆。

关于毛氏族的先周历史研究，以往的学者关注不多，一方面或许是未意识到毛氏族在西周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苦于材料的不足。就如司马迁，由于对冉季载的不够了解，也只能稍言涉及而附于《管蔡世家》。旧时代的史学研究者最遗憾的是研证材料不足，故大多数人只能在古文献材料里寻章摘句，磨驴打圈般地重复前人研究的论调，或者提出自己不甚正确的见解，导致论说纷纭，各执一端。

毛公鼎

王国维先生曾感慨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所以他提倡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古史，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确实是非常科学的。然"二重证据法"亦会遇到瓶颈，就是先周古文字的训诂实在太难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燔《诗》、《书》，字遂改易。至于两汉时，人们对古文字（殷墟甲骨文、两周金文以及战国竹简文字）就比较陌生了，传至今日，对一般大众来说更如天书。幸好有许慎的《说文》传世，以至于我们还能依照着依稀能读懂那些三千年前的文字。

每件有铭彝器的出土，都绕不开对文字的释读，年代的判断等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毛公鼎也一样，出土也有一个半世纪了，虽然年代由郭沫若先生一锤定音，认为是周宣王时器，学者亦多从其说。但对铭文的释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缺憾，不说铭文中其他未能正确隶定的文字了，单就这器主名字来说，也是各有说辞。有释为"厝"的，有释为"歆"的，有释为"音"的，也有干脆边上标注"上厂内音"。

陈介祺 清代大收藏家

毛公鼎于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被陕西古董商苏亿年运到北京，后由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以三年俸银之重金为代价购藏。毛公鼎在陈氏手上收藏了３０年。

清末是毛公鼎研究的初始阶段，继陈介祺之后，徐同柏和许瀚是较早依据毛公鼎拓本进行研究的学者。此后，又有孙诒让、吴大澄、刘心源等学者亦参与了对毛公鼎的研究。王国维曾对此做过总结性评价，云："一时学者竞相考释，嘉兴徐寿臧明经(同柏)、海丰吴子芯阁学(式芬)、瑞安孙仲容比部(诒让)、吴县吴清卿中丞(大澄)先后有作，明经首释是器，有凿空之功，阁学矜慎，比部闳通，中丞于古文字尤有县解，于是此器文字可读者十且八九。"之后进入民国时期，随着郭沫若、王国维、容庚、于省吾、商承祚等金文大家的积极参与，毛公鼎的研究进入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又有陈梦家、洪家义、于省吾、董作宾、唐兰、李学勤等专家在文字释读、著录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考证三个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

毛公鼎铭文董其昌摹本

虽然有众多的学者研究过毛公鼎铭文，但大家研究的关注点似乎都放在了其他疑难文字的释读上。对器主名的释读，人们大多沿袭陈介祺的初始释读，间或有人提出不同的见解，也影响不大，未能撼动陈氏初论。加之陈介祺的毛公鼎拓本（中有释文）流传甚广，陈氏所释器主名几成定论。而毛公鼎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学者们可能认为基本问题大多已经解决，即使再花时间和精力也很难见到成果，所以对毛公鼎的研究逐渐退热。但哲以为，毛公鼎的研究并没有完备，前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是有很多值得细究的地方。

如毛公鼎的年代问题，学术界虽因郭沫若先生的研究成果而遽为定论。但哲对此权威说法一直怀揣不恭之心，认为郭说有误。因为于文献所载，周宣王时期的太宰名无一与此器合。虽然哲以往受郭说所惑，曾提出《毛公鼎》器主与《诗经•烝民》篇"仲山甫"实为异名而一人的论断，曲解毛公鼎器主或为宣王时期的仲山父。但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后终觉早先的判读有误，毛公鼎器主应该是仲山父之祖。又如《毛公鼎》器主名的正确释读问题，也往往被前辈学者们忽视。哲在本篇中不想涉及过多毛公鼎研究的其他方面，单单就毛公鼎的年代曁器主名释读提出点自己的观点。

哲以前就曾说过，金文研究中，何事最难？歷日也。研究历史，须臾离不开时间标尺。时不明则事不清。以往学者受王国维先生月相四分说荼毒，在铜铭歷日释解上走了不少弯路，也极大地影响了铜器断代研究的正确性。所幸哲已经厘清古之月相之真义，犹且明白考订了既生霸必在初五日，既死霸必在二十五日这一事实，由是铜铭、文献歷日遽然能知，王年断代游刃而解，月相定点说涤然而清，而王氏月相四分之谬论或可不再贻害后世学子矣。

古之月相真义图释 by毛天哲

或有人说毛公鼎铭文并无歷日可据。是也，毛公鼎铭所载皆王之诰命之辞，倘若无铭末毛公谢王休之瑕词，后人恐有无法定夺为毛氏之器之虞。所谓一铭值万金，此之谓也。虽如此，亦有曲折可证之途，即可取同期铜铭歷日以解。诚如郭公所云："师询簋与毛公鼎如出一人手笔，时代背景亦大略相同。"唯其断二器同为宣王时器则误也。师询簋原器已失，器形已不可知。铭文摹本最早着录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记载王对师询之诰命辞甚详，尤其诰命之歷日记载完整无缺，故并不妨碍引征以据。

关于师询鼎的年代，李学勤先生早年曾赞同郭沫若的判断，认为铭辞显然是"宣王初即位的口吻"。不过后来他改变了先前的观点，认为师询鼎不可排在中期后段以下，且铭中歷日与懿王元年师虎簋不合，当改为龚王元年。不过这个结论与师询铭中王自言"亡承于先王"的事实有扞格难通处，故亦难以为学人普遍认可。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何景成先生对师询鼎的年代做过精湛的考证，他认为西周时期"亡承于先王"的唯有夷王而非传统旧说中的宣王。宣王前虽有共和行政之说，但宣王是在历王死于彘地后嗣位的，并不符合该铭的史实。故其比较研究后认为，师询鼎必是夷王器无疑。哲对其说深以为然。结合铭中歷日以推，既望在庚寅，则得朔日在乙亥。以张培瑜《先秦史历朔日表》查对，则公元前876年2月22日（即周夷王元年周正二月既望庚寅日），正是师询鼎所记史实发生之日。

西周月相规制蠡测 by毛天哲

关于毛公家族的史料，自武王克商受命大典上，始见载"毛叔郑奉明水"；成康之际有毛公侧位顾命六卿之列；昭康之际有班簋铭存世；穆王三十七年有"毛伯遷帥師敗荊人于泲"的记载；龚王时期又有加封毛伯迁为周"方伯"的恩宠，见于《竹书纪年》。这期间的毛氏承绪皆有序可循。至于历宣幽之际，哲已然考证仲山父、皇父等皆毛氏一脉。又诗烝民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是知尹吉甫所赞者，皆指仲山父能尊行祖考之懿德也。该诗作于宣王七年王命樊侯仲山父城齐（济源阳樊）之际，则民推"德猷如毛（公）"之誉绝非仲山父一世所能攒也。亦知仲山父早在周历王失德之时就曾襄助王室免于倾覆，符合诗中所言"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之史实。

比勘《毛公鼎》，诗烝民可谓是鼎铭之诗传。《诗经.烝民》篇诗意舆毛公鼎铭文累有重叠，如诗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而毛公鼎铭则有："王曰：父歆，粵之庶，出入事于外，敷命敷政，執小大胥賦，無唯正昏，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國。曆自今，出入敷命於外，厥非先告父歆，父歆捨命，母有敢專敷命于外。"

诗经原始 书影

仲山父生活的时代在历宣之际，文献和铜铭已多有互证。又宣幽之际的太师、卿士为毛公皇父，历王时司徒为毛公仲山父，宣王时期司徒为南仲，幽王早期时司徒为毛公番，幽王后期司徒为郑桓公。又《今本竹书纪年》称周历王悦荣夷公，元年任命其为卿士。则毛公鼎器主只能在懿孝夷之间寻绎。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的《師湯父鼎》，有铭曰："隹十又二月初吉，丙午，王在周新宮，在射廬。王呼宰應，錫盛弓、象弭、矢台、彤欮，師湯父拜稽首，作朕文考毛弔（叔）鼎彝，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寶用。"其中的宰名与毛公鼎写法有些类似，从尸从辛，或可读作屖。旧释为宰應，盖是指周公之胤的应公，不知是否有误读，哲见拓本该字有扭曲状，也不敢妄加判断。但通读全铭，有一点是无异议的，那就是師湯父的父亲是"毛叔"无疑，那么"師"应该是指职官"师氏（士）"，而非有的学者理解的氏称。而在周王命册仪式中，担任佑者的往往是受命者宗族中职高权重之辈。据師湯父鼎铭歷日可断，该器所述史实发生在周懿王十三年，即公元前887年11月3日。

师汤父鼎铭

若判读无误，则師湯父鼎铭中的宰屖，或可与害簋中的宰屖父、史競簋、競卣中的伯屖父、縣妃簋中的伯屖父系联。害簋铭："隹四月初吉。王才屖宫。宰屖父。右害立。"而屖宫又见于此鼎铭："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宫。屖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土毛弔右此。入門。立中廷。"哲以为，此处屖宫恐非以往学者认为的周王宫庙，或为宰屖父之宫室。此鼎歷日据哲考证，事在周历王十七年。司土毛弔或为宰屖父之后，周王莅临宰屖父之宫室册命毛氏子弟此，时任司徒的毛叔担任佑者。而在害簋铭中，宰屖父尚在世，故周王莅临宰屖父之宫室册命毛氏子弟害，佑者为宰屖父。害簋因缺王年、月相记载，仅凭铭中"隹四月初吉"区区数字极难判断真实歷日。但也可以与此鼎对读，逆推其必在历王之前，即或在懿孝夷之间。如斯，则前述所言的宰屖父、伯屖父与毛公鼎器主或为同一人。

青铜铭文的考释，器主名的正确释读相当重要。可谓知铭晓释，首当器主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且不正确的器主名释读往往会衍生其他引证考释方面的错误来，也给正确名器带来麻烦。如存世青铜器里有很多是用空白来替代器主名的。

当然毛公鼎实在知名，所以一说毛公鼎，人们往往皆能知。但哲想，陈介祺当年为啥不将此鼎命名为《毛公厝鼎》呢？可见他对自己释读的器主名正确与否还是抱有谨慎的态度的。据说，陈介祺后来在参考徐同柏和许瀚的释文后，五易其稿，于1871年写成《周毛公鼎考释》，惜未刊行，由其后人捐献给国家，难以得见，所以也不知道其在文章中是否有改释器主名。

師訇簋（师询簋）铭文

陈介祺将《毛公鼎》器主名释读为"厝"，只能说是得其形似，而未必就是真义。哲在以往，也引述《毛公鼎》甚多，明知道"厝"非毛公真名，然有时不得不借用陈氏释名。因为文字很容易约定俗成，大家都这么引，你无法不随大流，时间久了，往往沦为俗称。哲深谙其中的苦楚，旁人不能正确释读《毛公鼎》器主名也就罢了，作为毛氏族人，对毛氏先祖名字的胡乱称呼，实乃不敬，故尝有志于隶定出正确的器主名字来。

甲骨文中尝见"新"字有两种写法，一是从辛从斤，一是从言从斤。卜辞中有"言日"，即"辛日"。实为言、音古义通，故言、辛亦意通，做为文字构件，可互相更换。害簋铭中的宰屖父与毛公鼎器主写法略有不同，《毛公鼎》器主名是从厂从言（或从音），宰屖父之"屖"是从尸从辛。《说文》解尸，陳也。象臥之形。段注云，象臥之形。臥下曰伏也。此字象首俯而曲背之形。既然言、音、辛可互更换，则需要考察尸厂二者作为文字构件是否意同。

同是毛公鼎铭中有"皇天弘猒氒德"句，旧诸家释猒多为厭，实非。猒，《说文》："饱也"。段注云："足也，淺人多改猒爲厭。厭專行而猒廢矣。猒與厭音同而義異。"哲以段说为是，古文从广部厂部之字皆有反义。玉篇广部有从音字，疑为毛公鼎器主名之本字。

鼎文从辛从口（或从曰），是表意，指人嘴里辛辣的东西吃多了嗓子发沙哑的音。一般将这个字都隶定为"音"或"言"。从厂从音，迨指音被压抑，会意字。近似偣，后人轨为歆，原字废。歆，说文：神食气也，恐非。歆有暗默意，若喑，缄默也。诗大雅皇矣"無然歆羨"。傳釋爲貪羨，非也。哲以为暗慕也。就歆字本体而论，从音从欠，指少言也。如西汉刘歆，字子骏。盖唯骏马不言，字取其意也。

害簋 金文集成4258.2

而"屖"字从尸从辛。尸有伏意，则亦有将音压伏之表征。许慎《说文》释屖，遟也。盖莫得其旨。段注云：玉篇曰，屖今作栖。然則屖遟、卽陳風之棲遟也。毛傳曰，棲遟、遊息也。哲以为，毛传为是。屖有"息"意，盖指安静、不说话、休息。亦可指"言、音"被压也。故二者写法虽略有不同，但其意一也。屖歆古音同，或可通用。由是可断毛公鼎器主即宰屖父，亦可作"父歆"解。

而"厝"字，《说文》释为厉石也。从厂㫺声。《诗》曰："他山之石，可以为厝。"可见，用"厝"来释读并不确切。"瘖"字倒是接近本意。"瘖"，《说文》不能言病。《释名》瘖，唵然无声也。《礼•王制》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疏》瘖谓口不能言。不过这"瘖"字在词典里都释为同"喑"。

"喑"，在《说文》里的解释是：宋齐谓儿泣不止曰喑。但哲以为这个解释还不够明白，应该添加点字句才明白，即"宋齐谓儿泣不止，（导致哭声沙哑）曰喑"。不过从《说文》看，目前用的这个"喑"字是汉人隶定古文时没用过的，是后来形成的文字，且不大符合字意。试想一下，音若从口何谈"不能言"，是大言也。

《淮南子•主术训》："故皋陶@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此伏牺、神农之所以为师也。"其中的"@"字电脑字库不存在，有的版本是作"瘖"。推测这个字应该是和毛公鼎器主名是同一个字，但在西汉就丢失了。

皋陶是中国上过传说中虞舜时的司法官。清脸鸟嘴，铁面无私。相传皋陶有一只獬豸（獬豸又称直辨兽。当人们发生冲突或纠纷的时候，独角兽能用角指向无理的一方，甚至会将罪该万死的人用角抵死，令犯法者不寒而栗。）知道谁是有罪的人。皋陶审理案件，遇到疑难，就牵来獬豸，獬豸只触有罪的人。后被称为狱神。皋陶与尧、舜、禹齐名被后人尊为"上古四圣"。如《论衡》言："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可见《淮南子•主术训》并不是说皋陶有不会说话的疾病，应该是指少言寡言的意思。

那么"少言寡言"意思接近的文字就是"歆"。"歆"、"喑"只是一音之转，似可借代。只是"歆"被许慎《说文》释为"神食气也。从欠音声。"大雅曰帝武敏歆。传曰。歆，飨也。清代段玉裁为之圆说："许用毛义而不云飨也者，嫌食部以乡饮酒释飨。故易其文神食气。故其字从欠也。引伸为熹悦之意。"

从上面的记载看来，许慎释"歆"为"神食气也"正确与否还是值得推敲的。"歆"的本义可能是指"沉默寡言"，可引伸为"讷言"的意思。《诗•大雅•皇矣》：无然歆羡。朱熹集传:"歆,欲之动也。"诸如歆服(不说话而暗悦服)；歆快(不言而悦)；歆美(不言而心里赞美)；歆叹(不言而心里赞叹)。

综上所述，哲认为《毛公鼎》器主或与出土铜铭中的宰屖父、伯屖父为同一人，生活的时代绝非在宣王世，而应在懿孝夷之间。毛公鼎器主是历宣时的司徒毛公仲山父之祖，亦是宣幽时期太师卿士毛公皇父之祖。以师询鼎铭文歷日作参订，毛公鼎的年代似可定为周夷王元年。哲倾向于将《毛公鼎》器主名隶定为"屖"或"歆"。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日重订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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