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岭南广东，文化广东，价值广东”

图一：文化情景

文化之于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到人人都知道世上有文化这一名词，却又陌生到文化已渐行渐远，模糊了背影，直至我们只好回到“文化是什么”的命题讨论，直至我们讨论不出“文化是什么”。对于文化，近年我们听得最多的是“文化大师” “文化大楼” “文化产业”，然而让我们困惑，这一切可能与文化本身无关。在广东，“文化强省”目标的提出，恰逢其时，至少给社会、给文化亮起了一盏明灯，使文化的出路具有了更多可能性，使偏处岭南的广东，以文化发力再创辉煌具有了超越文化本身的可能性。

一、从量变到质变，“文化使省强”应为文化强省更深层次的意义。

考察与评估一个省文化型态的强弱，目前所见，几乎一边倒地举出该省参赛获奖数、文化产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营业收入、总资产等指标，若居全国前列则为大省或强省，反之，为弱省。比如，有数据显示，“即使去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广东文化产业依然逆势飘红，实现增加值2149亿元，连续第七年名列全国榜首”，又比如，“刚刚落幕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广东一举夺得11个‘文华奖’，占全国获奖剧目的1/6，令人不禁对今日岭南文化刮目相看”。就数据而言，隐隐乎中国文化版图的半壁已快属于广东的了，文化产业的数量自7年前被中央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以来，广东连续多年居于状元位置。试问，这样的省份，不是文化强省，谁是强省？

图二：文化情景

然而，试行街头调查，几人知道“文华奖”？同理，所谓的文化产业若从数量上评估，以广东经济实力以开发房地产的形式，完全可以做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喜人局面，必然到处可以“文化机构随处见，文化大师满街走，文化大奖年年有”，然而，正如房子不等于家一样，内涵才最重要，内涵才是决定事物本质的关键因素。

文化动力是人类社会的原生动力，是人类社会的发动机，人类社会失去文化，或文化产生变质，或停顿，或恶化，或工具化，人类社会都将出现大的问题，都将引发社会成员对于人类社会何去何从的困惑与思索。

故此，文化强省应首强理念，再强包括路径、机制在内的可视层面，若有争论，应是“体用之争”，百年前的所谓“体”“用”，按马列主义观点应是“体”“用”的和谐统一。

面对目下越演越烈的“文化经济化”，社会转型期里面，似乎世间万事万物非与经济挂钩不足以昭示其价值，而且以偏颇的方式以达目的，文化矮化为货币，简化为一个个单位一个个从业人员一栋栋没思想没感情没特色的钢筋水泥，过后，留下满目疮疤，成为“烂尾文化”，如此种种，不能不令人忧虑。为免文化的单纯物化，在响彻云霄的“产业化”声中，科学地发挖、发展文化，适应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应该适时转变思维模式。

文化强省的终极目标是和谐社会，不是金钱社会，建设文化强省，首要解决的是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不是量的集合，而是质的凝聚，以质带量，以量促质，完成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型，则考验着社会结构各组成人员的耐心。“文化使省强”与“文化产业很强的省”则是两条貌似相同实则有异的道路，是两种不同的结果，运作得当，则两者的关系有可能呈现这样的结构：“文化使省强”是树，“文化产业很强的省”是果，此外，还有很多绚丽多彩的果实。

图三：文化情景

二、从岭南文化概念的提出到岭南文化的提炼、补强与提升，使岭南文化从定位到形象到吸引力，使岭南文化摆脱自恋情结，与广东文化同质化、同一化应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需要直面的课题。

1、岭南文化是否存在，何时形成，何人最早提出，及至岭南文化概念、本质特征、构成，上述种种基本学术问题未有定论，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与必要性。

按国际惯例，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必须有该学术的学术史考察。若按地域原则，岭南文化当然可以成立，若按型态原则，即中华文化系统中在岭南地区是否在历史上形成有自己鲜明特点的亚文化形态，则见仁见智，估计仍在长时期内为学界所讨论。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省内大擂岭南文化战鼓，却难以得到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认同。岭南文化不是伪命题，则必然是地域原则与型态原则的结合。广东文化若不是岭南文化那是什么文化型态？若对自己的文化型态不了解，或自己根本就没有自成体系的文化型态，又如何能够进行文化强省建设？

图四：文化情景

笔者认为，考察一种文化型态是否自洽的体系，主要应看经过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从某地区的衣食住行及精神方面由于认识世界与自身而形成的文字、符号、图案、声音等及其载体是否具有个性、系统性，是否能区别于其他自成体系的文化型态，如有，则应承认这是一种独立的文化生态系统。千百年来，岭南地区已从生活与工作与精神的方方面面形成自己的特色，如岭南特有的粤剧、园林、建筑、音乐、语言、绘画......，这是岭南文化。至于岭南文化的起源与形成，有的学者认为形成于秦汉，兴旺于唐宋，因为秦始皇的时候打通了大庚岭，致使长江和珠江贯通起来，当时从咸阳到番禺是可以坐船从水路进行交流，另外就是开了一个灵渠运河，使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连通。有的学者认为形成于商代，2001年在深圳南山的乌贝岭，发现了一个商代遗址。有的学者认为形成于清末，因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活动。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有人类活动并不代表形成独特的文化型态，而清末民国的频繁活动，也许是某种文化型态的发展期，都不足以说明形成的时间。

至于何时何人提出，未有定论，梁启超写于1924年的《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有一个观点：

“吾粤自明之中叶，陈白沙、湛甘泉以理学倡，时称新会学派，与姚江并名，厥后寝衰矣”。

可见，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此文时，尚未见到明确的岭南文化的提法。

其他如概念、特征、构成的归纳存在不少争议。比如目前占主流的岭南文化的构成表述：

“岭南文化大体分为珠江系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块，主要以属于珠江系文化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为主，这是岭南文化的主体。”

图五：文化情景

笔者存在不同意见。就笔者所见，广西南部与粤西接壤处、海南北部等小部分区域与现广东区域的文化型态有相同之处，广西海南其他地区则差异较大，“珠江系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的划分不知出自何时何人之手，若从行政区域划分文化型态，将是不严谨的

因此，综上所述，岭南文化应包括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未命名的粤西地区文化等四大块，而不是三大版块

图六：文化情景

2、破除岭南文化的自恋情结，重新定位，重新发挖内涵，重新出发，才能使岭南文化得到广泛的认同，才能使岭南文化真正屹立世界文化版图，才能使岭南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才能使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具有恒久的文化动力。

古代岭南地区，出现过几部著名的典籍，如慧能的《坛经》、陈献章的理学著作，写《抱朴子》的葛洪也曾在岭南生活过。问题是这些著作的内容有哪些岭南特色，在后来的岭南文化发展中他们的思想有没有融入当地，与岭南文化有无必要的关联性，成为地方文化独具的特征？这些都是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千百年来，我们面对的是禅宗、道家和理学在岭南衰落甚至出现断层的现象。

无可否认，由于人的社会属性使然，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多多少少必然会受到其曾生活过的地区的影响，因此，若仔细研究，应可发现岭南文化的蛛丝马迹。包括大文豪韩愈、苏轼被贬岭南多年，客观上必然对岭南当地的文化起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样当地的生活也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中；包括近代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活动，等等。

然而，“新、实、活、变”、“开放” “兼容” “革命精神” 等有关岭南文化的论调，又如：“岭南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获得了相应的缤纷表现。岭南学术思想，吸取由中原相继传入的儒、法、道、佛各家思想并进行创新，孕育出不同风格的思想流派。岭南的文学艺术雅俗并茂，到了近代更是领教育革命之先”，等等，似乎岭南文化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领先者，可惜岭南以外的人未必广泛认可，甚至不知有岭南文化这一事物，于是，这种种论调便有点关起门来自我欣赏的味道了。

在当今全省大赞岭南文化如何如何美好的当口，若提出岭南文化封闭的一面，若提出岭南人务实、重利背后体现出短视的另一面，若提出岭南人不思进取、偏安一隅的另一面，显然不合时宜。然而，却是走出岭南文化自恋情结、重新审视岭南文化进而改造岭南文化改造省民性的重要一环。

图七：文化情景

三、从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到重塑广东文化形象，应以各地级市重塑社会价值体系与文化形象为路径。

市强则省强，文化强省亦如是。三十年来，目睹省内各市文化发展之怪现状，如花城无花、禅城无禅，如各市的市花除制定者外无人知晓，各地级市在埋头发展经济过程中，将本应好好发展的个性，通通化为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的钢筋水泥，也就是说，你在广东一个城市的观感与另一个城市的观感在视觉上在理念上没什么区别，至多是哪个城市看起来街道更宽些，大楼更漂亮些，哪个城市治安更好些。这是很可惜的，

其实，这就是文化。城市的个性化别称就是城市的文化定位，利于形象建立，利于传播。广东各地级市原有的别称凝结着历史的沉淀与思考，极具个性，在文化强省目标之下，也许回归传统，是为了出发，不无益处。若无别称的，或别称重复的，或别称不妥的，重新定位重新起名就是。

图八：文化情景

其他城市的别称及其由来，比如：韶关---隋开皇九年取名韶州，之后其他朝代设置“三关”，“韶关”由此得名——笔者认为可否取别称“关城”，以突出其关卡重重及岭南北门之意？惠州——鹅城；中山——中山之名是为了纪念孙中山，民国14年4月15日，香山易名为中山县。而中山为国内唯一以伟人命名的名人城市，因此称为“名城”；江门——五邑地区，著名侨乡，笔者认为，何不趁势取名“侨城”？肇庆－－隋唐置“端州”，宋徽宗 赵佶曾为端王，端州是他的封地，继皇位后，端州易名肇庆府，宋徽宗应奏亲笔赐书“肇庆府”三个大字，笔者认为，何不取名“吉城”，以彰显其吉庆之意？深圳——鹏城，来源于大鹏古城，位于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雄据于大鹏湾的北岸，是个将军辈出的地方；清远——凤城，是由于清远的版图像一只凤凰；云浮——云城，云浮境内因有东北走向海拔1140米高峰的“云雾山脉”主峰，峰顶终年云遮雾绕，景象万千；阳江——江城，与武汉同一别称，笔者认为何不取其五金产业兴盛之意为“金城”？汕头——鮀城；河源——槎城，意为“水中城”，自古至今，绿水环绕使槎城平添了许多秀丽；湛江——港城，因拥有良好深港；潮州——意为“潮水往复之地”，笔者认为何不就取名为潮城？珠海——可否取名“珠城”？茂名——南方油城；揭阳——“榕城”，与成都的蓉城同音，笔者认为何不取名“莲城”，取其海拔低于3米，却很少旱涝灾害，为取其“浮水莲花”之意？梅州——客都；汕尾——可否取名渔城，取其渔业丰富之意？东莞——“莞城”。

城市的别称高度概括了该城市历史上的特性与内涵，尽管到了现代不一定还有所保留，包括原来的别称不一定精确，但是，在文化强省目标下，最重要的是将此别称及其内涵进一步提炼，传播于城市物质与文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将其打造成城市的名片，给人强烈的印象，为文化强省服务。

图九：文化情景

四、从满足民众价值需求到提升岭南文化凝聚力、影响力、传播力，应从村镇街道发力，从而有效实现文化价值外溢。

三十年来，广东一直在抛弃，抛弃自己的文化，抛弃自己的传统。不断抛弃不断退守的结果，是岭南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几乎濒临灭绝，传承产生断层，只能以建博物馆的形式供奉起来，直到外界评论广东及广东人穷得只剩下钱，尽管以他们那里的状况而论，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岭南园林、岭南建筑要么毁于年久失修，要么毁于城市规划，出于政府拨巨资扶持粤剧得以暂时延续，然而再无改变的话，必然与岭南古琴派等一样如危卵立崖朝不保夕，一切都因为三十年来成长起来的两代年轻人迫于或迫于生活压力或审美观、价值观发生类似于生物学上的基因变异，不再从中华文化及岭南文化感受到美继而认为追求到幸福。中华文化与岭南文化在新广东人心目中不再是幸福的进路与出路，本属于岭南文化亚文化的港澳文化却人为地拨高为岭南文化的高位文化，仰望地吸收、同化、极端化，随着时间与人数的累积，汇聚成巨大的负价值，进而外溢，负价值外溢的结果是进一步扼制了正价值的产生。

具岭南文化代表性的各项事物中，只有一样走了出去，在全国及至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认可，那就是岭南菜系——粤菜，从传播学广告学角度从CIS系统构建，这菜系似改名“岭南菜”为宜。究其因，一是岭南文化中的市民化特性与享受特性结合的结果，与四川盆地文化相类；二是粤菜能带动经济的发展，能直接使产业链条上的团体与个人获得物质上的收益，同样体现出岭南文化的另一个特性：务实。

知己知彼，善于借助优势品牌搭载传播，显得轻松得多，这一招借岭南菜系之船出岭南文化之海，巡游于中华文化的大洋，只要在船上将颇具岭南特色的其他事物结合，如政府导引，调动经营者积极性，在广东及外地各以岭南菜系为主的高档餐馆内，以岭南园林岭南建筑作主题装修，摆放岭南盆景、岭南画派书画，以粤曲小调或粤剧片断或岭南古琴派的古琴演奏代替西化的歌舞表演，如此等等，长此以往，岭南文化即广东文化的风格与审美观、价值观正好符合人们内心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与回归，其传播力、影响力、渗透力在潜移默化的作用下，文化强省目标的尽早实现又多了一条进路。

图十：文化情景

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或中国式中世纪的“超稳定结构”观点中，鲜见关于社会价值体系方面对“超稳定结构”作用的讨论。笔者认为，两千年来“士农工商”的价值位阶排列，对于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才是起着决定性的因素。

人本身是价值的根本对象，人即价值本体，人的行为即价值源泉，价值观是人对绝对价值的认识，或者说是人对价值绝对性的认识。这是目前为止哲学界对价值的普遍理解，然而，这是典型的以人类为中心即以自我为中心的理解，忽视了自然万事万物的存在，事实证明，这已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以日常生活的语言理解，价值可否理解为“付出一定的代价是否值得”？这是舍弃性的理念理解。

当初在研究生阶段写作经济学论文时，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的选题，因对此缺少理解与认识，最终选了《社会主义保障体系的终极模式》。前年，才从一份资料上看到，原来亚当斯密先于“市场经济圣经”《国富论》17年发表了《道德情操论》，这本伦理学著作里有一句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亚当斯密说于200多年前的话，到现在仍然正确。亚当斯密的“价值之谜”或称“价值悖论”与“斯密问题”——《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与《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的不一致，到现在都很好解释了，是否能做到才关键。据显示，直到开放18年后的1997年，我国才有学者将《道德情操论》翻译到中国来，发行量极有限，之后没有再版，国人对此知之甚少。

图十一：文化情景

相对于法国密特朗总统在有一年的法国国庆典礼上致词，大意是“法国的历史由多少位诗人、作家、艺术家、科学家……缔造”，将文化工作者的贡献排在最前列，应该可以看作是对价值位阶的排列。与当前广东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相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据中国的《读者》刊载，有一富裕的北欧小国，其国民中有一超级富豪将其美仑美央的游轮停靠在这国家的港口，结果消息传出之后，受到其国民铺天盖地的议论指责，要求其“开着游轮离开这个祟尚俭朴不欢迎暴发户的国家，我们不需要这么没素质的人”。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对炫富者对不注重文化修养者远离。两千五百年前，仅仅不敬天，孔子已经顿足说“礼崩乐坏”。

正是民众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我们往往忽视了社会整体发展的副线：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各成员的价值具有普遍趋同性的时候，无形的力量便产生了。二十年来，广东社会的负价值已大到向省外输出，负价值外溢的结果有目共睹。

而省内的基层，“文化楼没文化，文化站站不起来”、“作协不出作品，只出印刷垃圾”，多少无良作坊隐身村镇，多少人一年不读一本书，多少“三无”少年游荡乡间，多少恶人横行乡里，多少人为钱不惜坑蒙拐骗，多少以前以为耻的事物如今反以为荣？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基层是组织的细胞。组织要强壮，只有从细胞的调理入手，所有的力量才能落到实处。文化强省当是如此，否则，岭南文化不是渗透而是退守，不是提升软实力而是没有实力，正确的社会价值不是重塑而是破坏，一切都失了根据，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正价值隐身在负价值的浪潮下，随时被卷走，如何实现正价值外溢，如何有效实现文化强省？

图十二：文化情景

五、从理论内核外化为执行机制、监督机制的长期有效性，应是文化强省的应有之义。

机制是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体制与制度的相互作用，才能使机制顺应事物发展的规律，起着系统内部基础性的、根本的作用。犹如生物机体如人体一样，能在一定条件的变化下自我适应自我调节。只要有良好的机制，甚至可以使一个社会系统接近于一个自适应系统，在外部条件发生不确定变化时，能自动地迅速作出反应，调整原定的策略和措施，实现优化目标。

执行机制是为了保障行政的有效性、高效性，监督机制是为了保障执行机制的有效运作。

“文化强省”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系统，有必要针对性地制定新的体制与制度。

不是结束的结束语：“文化强省”，一个从地理版图过渡到文化版图过渡到价值外溢的目标，在各方力量推动下，系统性纵深推进，必然能在广东实现。

图十三：文化情景

注：本文及其《论》《三论》共同构成《文化强省》系列三部曲，综合而论，此三部曲为兼具论文性质的实施方案建言。2010年8月以此《再论》获广东省宣“我为广东建文化强省建言献策”征文二等奖。至今不明白评委们的判断，作者之写作本意，此系列建言归根到底只是一个建言，《论》与《再论》只是理论、理念等形而上的思考与探索，只有加上《三论》，方可有望达至理论与路径、建言与方案并存的建言献策的完整性，因此，参赛时就采用三文同递的方式，体现出作者“三文合一才更具现实意义”的设想。获奖公示当天，看过一等奖的两篇文章后，根据公布的“异议”规则，致电并寄出“本文应改颁一等奖”建议书，从各方面论述了本系列文章的探讨与策略应为一等奖的理由。后接通知，评审委员会再一次依程序集中商议后，维持原来意见。自此，尘埃落定，坦然接受。毕竟曾作最大努力，有时，过程比结果更为重要。欣喜于身处岭南，得益于岭南文化的包容、有关方面在现实中的大度，使无数流落民间的人士也可以畅所欲言，且“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与锐气可以得到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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