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幸福的看法上，現代人比起我們的古人們，是要樂觀的多了。現代人大概以為，享幸福是每個人天生的權利，所以只要條件允許，那自然是盡情的去享有，而不必有什麼顧忌的。我們的古人們的想法就很不同，他們總以為，享有幸福多少總需要些資格的，於是針對要怎樣的資格才配享幸福這件事，就有了各種觀點。
這其中基督教是很典型的，基督教很乾脆的否認了人有享幸福的資格，自亞當夫婦背叛了上帝，人身上就帶了罪，有罪的人憑藉他自己的價值，是夠不上享幸福的格的，只有藉著上帝的恩典才行。但上帝的恩典在死後，今生你還是要受苦。這種觀點的極端，在太宰治那裡有一個典型，在《人間失格》裡，他塑造了一個罪感深入骨髓的大庭葉藏，並且借葉藏之口告訴人們，罪的反義詞是罰，只有罰和罪沒有一點相似之處。在有這樣深徹罪感的人心裡，他們是夠不上享受生活的格的，他們只能不斷的自我懲罰，來讓自己遠離罪，所以不管是書裡的葉藏還是書外面的太宰治，多次走向死亡這一終極懲罰，是一點不足怪的。
在東方的許多宗教裡發展了一種因果的觀念，試圖讓人相信，他今生所受的幸福或者不幸，都是前世的他自己招致的，這樣人們就可以安然的接受他自己的不幸，也可以安心接受他自己的幸福了，若幸福而不是由於某種資格，總是讓人不安的。這種態度多少有些不夠真誠，在中國的某些古人那裡曾經有過更加真誠的一種看法，他們認為一個人的富貴或者貧賤，就像同一棵樹上的花瓣，有的穿過窗戶落在了人家的几案上，被細心的收藏了下來；而有的卻落在塵土裡，被碾成了泥。照這種說法，幸福又或者不幸實在沒什麼道理，無人因其自身而享幸福，一切都只是偶然罷了。
以前看書的時候，遇到這些觀點都輕輕的放過去了，現在覺得這真是人生的大問題，我生活中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人很美好，在我看她配享這世上任何份額的幸福，然而她並沒有得到她配享有的幸福，而我相對於她真可以說是一文不值，卻生活的比她更輕易安穩，我有什麼資格比她享有這多一份的幸福呢？這是很讓人不安的一個領悟。波伏娃在她那本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名士風流》裡寫到，二戰結束後，面對很多親近的朋友的犧牲，有一個念頭一直在困擾著她：他們死了，而我卻活著，我比他們更有資格享有這多一份的生命嗎？
在生活樂觀的人看來，這怕只是無意義的玄想，而在我看來這就像天上掉下來餡餅，有的人想也沒想的就吃下去，而我卻一定要想：我配得上上天的這份饋贈嗎？我並且要想，我要怎樣才配得上這樣的饋贈，我要怎樣才配得上享有幸福，哪怕我最終也不能在事實上享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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