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白天一切如常，夜至“漏将二鼓”时，圆明园忽然传出急诏。大学士张廷玉急忙赶至圆明园，始知雍正帝已经陷入昏迷；另一大学士鄂尔泰因深夜无马，骑煤驴一路向圆明园急奔，待他赶到时，雍正帝已于子时龙驭上宾了。
雍正暴崩让整个圆明园顿时陷入了混乱、恐慌以及不知所措中。史书上说，为应对如此大不测，鄂尔泰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昼夜未进粒食，终寻出雍正元年所封的密函，拥皇四子弘历承继了大统。
也许是雍正十三年这惊骇欲绝的一幕太难以磨灭，乾隆继位后曾忧心忡忡地预言：“本朝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
历史之巧合，有时候就是这么可怕。
乾隆十二年的除夕夜，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年仅二岁的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永琮虽未经秘密册立，但已默定为皇太子。永琮的夭折让乾隆和富察皇后难以接受，更让帝后难以接受的是这已经是他们第二个夭折的嫡子了，几年前，已被定为皇太子的永琏，同样死于毫无征兆的急症。
为此，乾隆曾痛苦地下诏追问，为何正嫡子嗣一再早亡？
然而，在民间看来，除夕夜死嫡子不是一般凶兆，帝王家兴许还会有更大的灾祸。
三个月后，不详的预言果然应验了。
乾隆十三年年初，因朝廷已在上年六月布告天下——皇上来年将东巡，乾隆遂开始着手准备他继位以来的第一次东巡。
为了沿途照顾皇太后，也为了让痛失两子的富察氏换换环境，乾隆决定皇后随驾东巡。
可就在出发前的一个月，钦天监奏陈：“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有眚（sheng，灾祸之意）。”
这是明确记载在清宫档案中的一份奏陈。但乾隆看到这份奏陈，却未能额外重视，在他看来，皇后新丧爱子，灾祸已至，所以无需再防。
殊不知，这是富察皇后大限将至的一次准确占卜。
据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富察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于是她要乾隆与她一起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可谁也没想到，在还愿回来的路上，富察皇后突然就病倒了，并且很快就死在了东巡的御舟上。
皇后许愿后暴崩，而且还是步除夕丧失嫡子的后尘，在如此残酷的打击下，悲痛之余，乾隆觉得自己的天子权威受到了莫名的羞辱和挑战，于是性情大变。
民间的说法更夸张，乾隆十三年，连失嫡子和原配后，皇上“疯了”，彻头彻尾变成了暴君。
从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惨剧看，乾隆掀起的“乾隆十三年风暴”的确让人不寒而栗——
首先遭殃的居然是乾隆的皇长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富察皇后的丧礼上，乾隆觉得这两子不够悲伤，先是大发雷霆地指责：“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无措，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
完了便在丧礼上大打出手。
皇长子永璜因被踢中要害，落下重症，两年后死去；另两位大臣一个被当场打死，一个几天后断了气。
如此这般，乾隆还不解气，最后又恶狠狠地说：”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
如此苛求自己的儿子，朝臣接下来会遭遇什么就不难想象了。
四月，乾隆御览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册文，当发现满文译文中将”皇妣“错译成”先太后“时，乾隆勃然大怒，随即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见龙颜盛怒，遂将小过错定为大罪，给阿克敦判了个绞监侯。
谁知道，如此严惩到乾隆那里竟成了刑部有意庇护，一道严旨下来，刑部官员一律革职，阿克敦改判斩监侯，秋后处决。
消息传出，朝臣无不惊慌失色。
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五月，乾隆察看皇后宝册制作，只因为乾隆认为宝册制作甚属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贵，工部全堂随即遭到集体问罪；接着，因为祭礼上所用桌子擦的不够干净，光禄寺也遭重击，主要官员一律降职；再接着，因为册谥皇后时礼仪上出现了一点小纰漏，礼部尚书也遭降级严惩。
到了六月，风暴升级，乾隆开始杀人了。
至于杀人的理由，更让朝臣感到惊恐不安。
按满族旧习，帝后新丧，官员们在百日内不能剃发，以示不顾仪表，专心悲痛。但这只是一个不成文的旧规，大清会典中并无记载，加之开国日久，很多人对此早已不甚清楚，朝廷也少有深究的时候，毕竟满朝尽是蓬头垢面，有失朝廷威严。
事实上，雍正驾崩，乾隆临朝后也是这样，许多官员在百日内都剃了头，根本没事。
但那时的乾隆是宽仁的，眼下却是丧心病狂的，因此，当这股带着血腥味的风暴刮来后，很多封疆大吏万万没能想到，因为剃了个头，最后居然就丢掉了性命。
当发现有人百日内剃头后，乾隆本是想发现一个杀一个，怎奈全国各地八旗官兵中百日内剃头者比比皆是，愤怒无奈下，乾隆只好罢手换招，用杀鸡儆猴来泄愤。
此次因百日内剃头被处死的高官有谁呢？
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
如此开了杀戒后，乾隆十三年就像被拉开了一道血口子，血腥味越来越重。
在当时，乾隆觉得自己的天子权威受到了羞辱和挑战，除开皇后、皇太子接连暴毙，还有一事，西南边陲金川、瞻对一带的小小匪乱，几年下来，朝廷用兵二十万，耗银两千万两，结果竟是屡遭失败。
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乾隆的愤怒以及愤怒裹挟下残暴。
此次痛下杀手，乾隆可谓是全然没有功臣、皇亲、嫡系的概念，负责战事的前后三任统兵大员庆复、张广泗、讷亲统统处死。
尤其是处死讷亲，朝野皆呼不可思议。朝臣们无法理解，一个小小的边陲军事失利，况且还能找到替罪羊，乾隆怎么能如此残酷地翻脸不认人。
要知道讷亲可是康熙皇后的亲侄子，乾隆亲手提拔的首席军机大臣，而且乾隆还亲口说过讷亲”为第一受恩之人“。
对此前一向恩宠的重臣尚且如此，对普天之下的犯人，乾隆就更不可能手下留情了。
乾隆十三年前，乾隆对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但自打杀伐的口子被拉开后，乾隆是一反常态，到了秋审朝审时，他是大批勾决，斩监后这类的缓刑几近灭绝。
乾隆十五年、十六年，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判处斩监的一般都会免死，然而乾隆却宁可破坏喜庆的氛围，也要置一些人于死地。
乾隆颁下严旨，贪污八十两银子以上，挪用公款超一千两银子，不能在规定时间用家财赔补亏空的各级官员，一律处死。
民众中胆敢有寻衅滋事的，绝不宽恕，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总之要痛绝根株，不留后患。
对那些擅自在各地传教的洋人，乾隆同样不怕麻烦，不留余地，只要抓到，根本不审问，不交涉，统统在牢里秘密处死。
如果说大开杀戒是残暴的话，那乾隆自乾隆十三年开始的”丧心病狂“还不止这些，除了残暴，他还有更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那是什么呢？
近似变态的残忍。
有一桩事很能反映出他这种近似变态的残忍心理。
乾隆十八年，黄河在铜山决口，乾隆命河道总督高斌和张师载前去治理。结果张高二人领导不力，不仅河工未完，而且还被曝出了李屯、张宾二下属借机贪污之事。
暴怒的乾隆是怎么处理这事的呢？
他下诏立即将李屯、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决，这不算过分，过分的是他特意嘱咐行刑官，河道总督高斌和张师载必须一同押赴刑场，而且务必要造出要将此二人一同处斩的假象。
值得一提的是 ，河道总督高斌还是乾隆的岳丈，当时已年过七旬，根本经不起如此恶作剧式的恫吓。
果不其然，眼见李屯、张宾两下属先后被处斩，高斌以为下一个将是自己，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就差倒地口吐白沫了。
见达到了乾隆想要的效果，行刑官这才幸灾乐祸地宣布，高斌、张师载二人此行只是陪斩，不用担心下一秒人头落地。
听到这话，年过七旬的高斌犹如阎王殿走了一遭，当场跪奏：”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
如此跪奏完，高斌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松懈地监工劳作，不久就活活累死在了大堤上——
正是因为有这种种的残暴、残忍，当时的朝野不仅暗说乾隆已经疯了，而且还编造出了很多富察皇后死于宫廷丑闻的野史。
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富察皇后不是死于急症，而是死于羞愤投河，因为她撞破了乾隆和自己嫂子傅夫人在御舟上的奸情。
残暴源于肮脏丑陋。
仿佛只有这样，世人才能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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