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造反起家的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定年号永昌，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波高峰。
李自成出生于陕西榆林米脂县李继迁寨一个贫困家庭，论出身，他与明太祖朱元璋有得一拼：幼年时一个给地主放牛（朱元璋），一给地主牧羊；都是十几岁失去父母；又都被舍身入寺庙当过小和尚。而且不知是巧合还是后人附会，朱元璋出生时满屋红光，邻居还以为是着火了；李自成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个黄衣人闯进了他家的破窑里，因为古代只有皇帝才能穿黄色的衣饰，李老汉散布这样的言论，其居心不言而喻。
两人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经历也出奇的一致，都是由一名小兵到统领千军万马的统帅，继而称王（朱为吴王，李称新顺王）称帝（大明皇帝，大顺皇帝）。只是称帝后两人的结局完全不同，一个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为子孙打下近三百年基业，一个把大好局面给糟蹋了，将本已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人，不仅毁了自己，还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极大的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整个中华民族被整整耽误了三百年。
为什么会如此？纵观李自成的奋斗历程，可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以襄阳称王前后为分水岭。称王前的李自成以饥民造反起家，流寇思想严重，以流动作战方式，通过劫富济贫来招揽人心和解决部队给养，打得极其艰苦，渭南潼关南原一战，李自成就是中了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只带得刘宗敏等17人逃到商洛山中。
时值后金大兵压境，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后金军（清军），李自成得以在山中苟延残喘。
崇祯十二年（1639年），原本接受朝廷招安的张献忠在谷城（湖北省襄阳市西部）再次反叛。趁朝廷主力入川全力追剿张献忠之际，李自成从商洛山率数千人马杀入河南，收留饥民，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李自成的军队一下子又扩充到了数万人。
再次满血复活的李自成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在以往起义农民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均田免赋” 口号，并以此作为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彻底摒弃了之前“所过残破”的流寇作风。
李自成思想实现质的飞跃，效果是显而见。由于他的政治主张非常切合广大民众的愿望，使他本人的威望、军队的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回应，民间到处传唱“迎闯王，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就是群众对起义军的最大声援和支持，而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先后加入团队，则改变了之前一味靠暴力掠夺富户的单一手段。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阳称王，标志着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战略目光。开始分派官员和驻军管辖其控制的区域，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大搞根据地建设。狠抓部队正规化建设，将军队划分为前锋、后劲、中权、左弼、右辅五营中央野战军和地方卫军。
经过三年实践，李自成意识到，襄阳是个四战之地，而且地盘不大，发展潜力有限，于是决定换个地方图谋发展。在确定战略转移方针的问题上，李自成召开了一次听证会（可惜这样的听证会太少了），经过充分论证，李自成最接受了谋士顾君恩提出的定关中之策：先取陕西作基地，再略定三边，经山西攻取北京。
李自成遂于八月，挥师北上。由于张献忠五月份攻克武昌并建立“大西”政权，孙传庭奉命率兵10万入关进剿。孙、李两军于九月在郏县（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西北）相遇，此时，李自成军已经脱胎换骨，而明军士气低落，加上老天爷的眷顾（天降大雨），致使明军粮道不畅。
李自成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一面动员群众坚壁清野，使明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率万余轻骑出汝州，截断明军粮道。孙传庭闻讯大惊，不得已打算回师打通粮道，给本来士气低落的士卒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主帅要撤军，都争先恐后的往回跑，场面迅速失控。
李自成瞅准机会率军追击400里，大败明军， 斩首四万余级。然后，李自成乘胜挥师西进。于十月攻破潼关，孙传庭兵败被杀，李自成迅速占领陕西全境。
李自成进占陕西后，继续推行襄阳的经验，采取了一系列安定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并于次年正月初一，在西安正式称帝建国。
李自成称帝后，免不了要大封功臣，设置各级行政机构等。但他很快发现，皇帝并不是好当的，大批的官员、几十万军队，还有他来不及统计的子民，这些人都要吃要喝要粮饷，可西北这地方太穷，如果不迅速解决财政危机，不用明廷来打，自己内部就会出问题，政权随时有垮台的危险。
为此，李自成于二月誓师东征北京。令李自成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出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顺利。 除了在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遇到山西总兵官周遇吉以命相搏，拼死抵抗外，各地守军都是一触即溃，望风而降。大顺军只用两个多月，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就打进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校自缢身亡。
胜利来得如此之快，让李自成都有点怀疑人生，不过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辉煌了。如果说进城之初李自成还能保清醒的头脑的话，比如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随着内心深处农民意识及暴富心理的膨胀，其目光短浅的缺点开始显露。
李自成一头扎进紫禁城后，就忙着与后宫的女子快活，封宫女窦美仪为妃。还拉上一班功臣武将在后宫寻欢作乐，认为这就是在享受胜利果实了。
接下来，李自成变得更加不可思议，按理说他已完成终极目标，推翻了明朝统治集团，进驻了全国统治中心北京城，应该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如何当家作主上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安抚和团结治下的知识分子、旧官员及各阶层民众，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带领人民开创一崭新的时代。
可李自成似乎没有这种意识，还是像之前穷怕了的样子，只想如何弄钱，尽可能多的搜刮钱财，以达到快速致富的目的。于是从二十七日开始，派人四处抄家，强行要求前明官员按品级大小，交出银子 “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为此，刘宗敏还特地制作了五千套夹棍，这那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对拒不交银的官员即用夹棍伺候，直到折磨至死。据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称，在这起敲榨勒银的事件中，就有1600多人丧命令（《枣林杂俎》）。可见，并非所有官员都是贪官，有些人实在拿不出银子。
大顺上层如此骄横奢侈，底层的士兵也有样学样，他们“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每到一处头等大事就是设立追索饷银机构，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
这一系列行为，让李自成人心尽失，那些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们甚至对大顺政权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西长安街上出现：“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的告示，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自成在其他方面昏招迭出，但在军事上一点都不糊涂，为招降明朝最后一支有生力量——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部，他以威迫手段让吴三桂他爹吴襄写信劝降。吴三桂最初也有归顺之意，但当他闻知大顺军的所作所为后，是大失所望，接着又闻听自己的家也未能幸免，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掳去时，顿时怒火中烧，当即转而向多尔衮求助。
完全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李自成，对吴三桂的反复无常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和预案，走一步看一步的他，一怒之下又犯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结果，被吴清联军打得大败而归。
李自成逃回京城后，于四月二十九日匆忙搞了个登基仪式，将吴三桂一家大小34口斩首，次日即撤出北京。带上他搜刮来的大批金银由山西逃回西安，临走还在紫禁城放了一把大火。
从三月十九日雄姿英发的进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仓惶撤离，李自成在京城仅仅呆了42天。42天，在历史长河中可以忽略不计，但这42天却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42天。李自成生生把一个大好局面给葬送了，把本已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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