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前夕的上海街頭一隅
1949年3月3日，《申報》《新聞報》等都在頭條位置刊載了“‘京滬陰謀暴動案’主犯王葆真在滬就逮”的消息，因同案先後被捕者，在滬寧即達30餘人，其中，孟士衡、吳士文、肖儉魁3人，於同年5月9日，就義於上海閘北公園。吳、肖兩位是中共地下黨員，參加地下民革工作。這一案件，曾轟動一時。這是當時滬寧地下民革組織在中共領導下為迎接解放軍渡江策動的一次起義工作。我們3人是該案的直接參與者（劉、許兩人被敵人逮捕，梁赴港向民革中央彙報案情）。雖然時隔70年，但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
“京滬暴動案”的策劃
1948年元旦，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後，民革中央常委兼軍事特派員王葆真奉命來滬建立組織。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同年6月，民革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臨工會）在滬正式成立。王葆真任主任委員兼管南京民革工作。委員有吳榮、許卜五、梁佐華、任廉儒、李國珍、林滌非、劉雲昭等16人。
臨工會成立後，積極開展社會聯繫、組織發展、蒐集情報、對外宣傳等工作。其中，以策反起義工作為重點。
1949年3月報上刊登的“京滬暴動案”，實際上是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的起義計劃，是在中共領導下（有4名地下黨員參加地下民革），和滬寧地下民革組織領導人王葆真的策劃下進行的。其佈置計劃如下：
南京方面：以劉海亭、馬廣運為主要力量。劉、馬兩人均為地下民革成員，劉是南京國民黨首都衛戍司令部北區指揮官兼首都警察廳北區警察局局長，指揮軍警8個團。馬是國民黨首都警察廳中區警察局局長，該局處南京中心，位置重要。南京地下民革組織派他們兩人負責這項工作，準備在南京發動公開暴動，藉以破壞敵人的心臟，擾亂和動搖敵人的軍心；同時，準備運用各人所聯繫的國民黨軍警部隊，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民革南京分會於1949年2月5日在吳士文家中召開緊急會議，人民解放軍江淮軍區所派代表王虎臣也參加會議。會上擬定了6項計劃：控制南京明故宮飛機場，由中共地下黨員、民革南京分會宣傳委員吳士文負責；策動駐在南京的國民黨軍警起義，分別切斷交通幹線；扣留國民黨政府重要頭目，規定由劉海亭和馬廣運二人負責；如果南京出現真空時期，則準備在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之下，協助成立人民解放委員會，暫時維持社會秩序，保護人民財產，免遭破壞；接應人民解放軍渡江。民革南京分會曾派中共地下黨員吳士文前往江北，謁見人民解放軍指揮員，洽商渡江計劃（此6項計劃，1949年5月10日在上海《申報》“孟士衡等昨執行槍決”新聞中曾有所披露）。
上海方面亦積極準備，配合行動：臨工會決定成立兩個策反起義行動組，以王之師擔任第一行動組組長，馮永發擔任第二行動組組長。王、馮都是地下民革成員，他們是國民黨軍校同學，密切配合，進行工作。王之師原是南京政府國防部人事科長，調到上海後，擔任淞滬警備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後升任作戰處處長，他將國民黨《保衛大上海作戰計劃》和兵力佈置情況，通過王葆真轉交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臨工會委員李國珍及其兄弟李澤龍，準備以國民黨軍校同學關係，策動長江口崇明和吳淞附近駐軍，待時起義，迎接人民解放軍。後來李澤龍奉命率領部隊到了臺灣，曾擔任“臺灣省防衛司令部”兩個要職，派回大陸後，最終率部在四川起義。
另外一個重要計劃就是策動劉昌義起義。劉和地下民革的聯繫，始於1948年10月。劉昌義是由老朋友劉雲昭（漢川）引薦給王葆真的，當時劉雲昭是國民黨立法委員、臨工會委員，他和王葆真、劉昌義都是多年深交。他們三人在永川醫院秘密懇談。王葆真幫助劉昌義瞭解中國共產黨的統戰政策，向他解釋中共對國民黨人區別對待，立功受獎的情況；宣傳民革的性質、任務和當前形勢以及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的道理，解除了劉昌義的思想顧慮。據上海民革老檔案記載，劉昌義遂於1948年11月16日參加了臨工會。
劉昌義參加民革後，積極準備起義，迎接人民解放軍渡江。此時他是國民黨第一綏靖區副總司令（1945年曾任國民黨第十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北兵團司令和第五十一軍軍長），在上海解放前夕，湯恩伯、陳大慶逃走前，為找替身，讓劉昌義當上了上海警備副司令，旋升為司令。上海解放戰爭時，劉昌義率部在蘇州河北岸起義（其間，因王葆真被捕，關係中斷，故推遲起義時間）。
“京滬暴動案”被破壞
“京滬暴動案”是如何被敵人破壞的？南京的6項計劃擬定後，正積極準備，待機行動，並由中共地下黨員吳士文（參加民革工作）過長江和人民解放軍江淮軍區聯繫，又和江淮軍區第一軍分區派來南京工作的曾善述取得聯繫。就在這個時候，南京地下民革組織被敵人破壞。
其經過是這樣的：吳士文家住在南京光華門大光新村，這是南京民革分會的聯絡處，孟士衡等人常在這裡聚會。同院住有一個國民黨特務秦範五，他在“首都衛戍司令部”稽杳處工作，見到鄰居吳士文家裡往來的人，產生懷疑，就監視他們的行動，並向敵衛戍總司令部告密。盂士衡由南京到上海，準備向王葆真彙報行動計劃時，首都衛戍司令部又派上校隨員馬志清跟蹤前來。由於這個線索，民革滬寧兩地的主要負責人和有關人員紛紛被捕。在上海方面被捕的有王葆真、孟士衡、許卜五、吳榮、張克強、許志遠、王履和、林滌非及樊崧甫、沈士榮等十餘人（臨工會16名委員中，被捕者8人）。在南京方面被捕的有劉海亭、夏奉琪（女）、馬廣運、吳士文、肖儉魁、馬駿銘、王鼎臣、周臣千及北區、中區兩警察局警官十餘人。肖儉魁系中共地下黨員，他所在的國民黨憲兵團通訊連下級軍官和士兵十餘人也被株連扣押。孟士衡之妻秦秀卿，亦被軟禁失去自由。
民革南京分會副主任委員胡勤業，因逮捕時不在場，倖免於難。臨工會委員梁佐華和任廉儒因國民黨特務追查迫害，潛往香港，向民革中央彙報王葆真等人被捕情況，從事營救工作，由民革中央主任秘書呂集義接待，並與中共華南局接上關係，繼續進行策動國民黨第72軍軍長郭汝瑰的起義工作。華南局潘漢年派張建良同我們接頭。解放前夕，郭汝瑰起義。
王葆真等人在獄中
抗日戰爭勝利後，王葆真由重慶到了上海，與“周公館”取得聯繫，接受周恩來的指示；周指定楊瓊與李濟深、王葆真負責聯繫軍事工作。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港成立後，王葆真任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兼軍事特派員；並被派從香港來到上海，展開民革地下工作。
王葆真是1949年2月24日深夜在上海山海關路安順裡徐錫駒家裡被捕的，先後被捕的還有徐錫駒等人。他們起初都被關押於威海衛路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部牢房。後來，王葆真被移解到提籃橋監獄警察醫院5樓，其他幾個則分別轉押於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黃浦區警察分局。
在獄中，同志們雖經國民黨特務威脅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但都忠貞不屈，而尤以王葆真表現更為突出。當時，王已近70歲高齡，在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部時，經過兩次刑訊，被打得遍體鱗傷，但對“京滬暴動案”承擔了一切責任，並斬釘截鐵地說：“關於軍事問題，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與別人無關。”國民黨特務見到用硬的一手得不到口供，便施展軟的一計。3月3日下午，特務偽裝成李宗仁的代表，前來探監慰問，並對王葆真說：“我姓楊，天津人，從前在延安抗日大學讀過書，目前在法院做法官。這次是李代總統派我來的。國共兩黨正在和談，政府準備釋放一批政治犯，請你開列與中共有關係的人員名單，以便一一釋放。”這個特務同王葆真糾纏了3個半小時，但是王葆真知道這是敵人的陰謀詭計，絕口不吐一字，弄得這個特務無可奈何。
王葆真在獄中受盡苦難，傷勢嚴重，生命垂危，但仍堅持鬥爭，痛斥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發動內戰，禍國殃民。在獄95日，他寫詩百餘首。他說：“在滬入獄，觀察敵特，必置我於死地而後快，乃留詩幾篇，說明我們革命的意義，便好與世長辭。”他富有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怕犧牲，視死如歸。其詩云：“臨難毋苟免，捨身貴取義”“聞道夕可死，橫刀何足懼”“況我年七旬，古稀堪傲世”“人視囚獄辱，我視光榮極”。
在南京的監獄裡，同志們也在對敵人展開鬥爭。國民黨特務對劉海亭、馬廣運等人施以電刑、老虎凳等酷刑，但他們不為所屈，始終不吐口供。劉海亭還提出抗議說：“我是警察局局長，你們為什麼要亂抓人？”敵人為千方百計地找尋人證，將孟士衡一度押至南京，與劉海亭、馬廣運對質。問孟士衡：“他們是誰，叫什麼名字？”孟士衡神色不變，從容答道：“我不認識他們，不知他們叫什麼名字。”敵人又問：“你們是什麼關係？”孟士衡說：“根本不認識，毫無關係。”由於查不出證據，劉海亭和馬廣運兩人乃倖免於難。
多方營救和三志士的犧牲
王葆真因“京滬暴動案”入獄後，獲得了各方的營救。周恩來同志和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分別致電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抗議，要求立即釋放王葆真。李濟深主席還親筆寫信給南京李宗仁的代表黃啟漢，請其轉告李代總統，恢復王葆真的自由。王葆真是國民黨元老之一，在南京的國民黨元老也為他講話，他的一些至親好友也參加了營救工作。
王葆真有個女兒，名叫王振琳，當時在南京金陵大學任助教，驚聞父親入獄，就從南京趕至上海探監，得不到獄卒的許可，當場昏厥於門外，經路人搶救，始獲甦醒。3月9日，王振琳上書李宗仁，要求代父入獄。該信在上海《大公報》刊出後，獲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國內各報競相轉載。王葆真在敵警備司令部第一大隊時，被關押於一號牢房。3月12日，隔壁三號牢房裡的一位難友從牆縫中塞進了《大公報》的一角。王葆真得知女兒要求代父入獄的消息以後，老淚縱橫地說：“餘自入獄，未嘗動心，聞振琳營救，忽然悲泣”，並寫下了一首詩：“木蘭從軍代父徵，緹縈上書代父死。爾今書請代入獄，父聞心悅轉悲泣。我視死生無重輕，被拘入獄不驚異。胡為聞報獨傷情，兒女豈短英雄氣？”
由於各方的營救和輿論的壓力，而且當時正值和平談判之際，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不作出一些和平姿態。李宗仁和何應欽電令上海，將王葆真等人解送南京。但在滬的軍統特務拒不執行，而對外則偽稱已經解往南京，並在《商報》上發表假造的消息，說“陰謀暴動顛覆政府巨案，主犯王葆真、吳榮、許卜五、林滌非、萬行浩等自淞滬警備司令部在滬拘捕後，業經偵查終結，並呈奉國防部批示，於本月（4月）2日正式由滬轉解赴京與首都衛戍司令部破獲部分併案辦理”云云。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舉行。圖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李錫九、何香凝（女）李濟深、柳亞子、王葆真
1949年5月9日，淞滬警備司令部經湯恩伯批准，將孟士衡、吳士文、肖儉魁三人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下午3時臨刑前，他們沿途高呼口號“共產黨萬歲！打倒蔣介石！”孟士衡從容執筆，寫下了最後的遺囑：“秦秀卿賢妻鑑：我為革命而成仁，死無遺憾。結婚七載，諸多負汝，尚請鑑諒。汝可改嫁，善自珍重。”寫完擲筆，英勇就義。孟是民革南京分會主任委員，肖、吳兩人是與地下民革聯繫工作的共產黨員，他們的血流在一起。據上海《新聞報》1949年5月10日載稱，“孟士衡、吳士文各中三槍斃命，肖儉魁中四槍氣絕”。
王葆真亦於同日被判死刑，由於各方營救，暫緩執行，得以倖存。5月27日上海解放，由民革滬寧區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人陳銘樞迎接他出獄。
（本文作者皆為“京滬暴動案”親歷者，稿件來源民革上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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