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吉林人常说：东关出秧子，西关出球子，牛马行出的是穷棒子。恕我寡陋，尽管这句话在我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却未能在相关典籍里找到确切的出处。我也不知道这三个“子”是不是满语复数与汉语的完美结合，更不确定这句带有方位指示的话是不是属于汉语“互文”的修饰手法。在吉林城生活了几十年后，我只知道这一句老话反映出的是旧社会吉林城的民风特点——至今仍在历史尘烟中偶露端倪。
若往回穿越几十年，你在大街上嚷嚷秧子、球子只出自吉林某一片儿区，挨乓呲的概率会非常大。解放前，吉林一直是沈阳以北比铁岭重要得多的大城市，诺大一座省城，哪片儿不出秧子，哪片儿没有球子！那么什么是秧子，什么是球子呢？在今天，秧子、球子和棒子是被现代东北方言逐渐边缘化的老词儿。棒子就是穷得光剥出溜儿的穷人，穷棒子。这个好理解。秧子和球子的含义源流就显得有些复杂了。
那五少爷时是秧子，后来是棒子装秧子。图片取自网络
在现代汉语里，秧子通常指植物的幼苗或动物的幼体。比如稻秧子、瓜秧子、猪秧子、鱼儿秧子等。幼苗幼体总是不硬撑儿的，经不住风吹雨打，容易生病闹灾，需要持续呵护。用词灵活的吉林方言中就把一些思想幼稚、缺少社会历练、为人处事不成熟的人叫做秧子。有人说秧子是专指年轻人，我觉得不准确。秧子的用法很灵活，一些时候，它也可能是指老而不经事的人或老软骨头。
吉林城东莱门，也叫小东门，现址在江边天主教堂附近
吉林城朝阳门，也叫大东门
不过，不分年老年少，能被叫做秧子的人，家庭条件肯定差不了。你要是穷得兜比脸干净，那你多萌都不会被叫做秧子，你那是棒子！否则对于那些拾掇秧子的人来说，哪有油水可捞呢？
对那帮没有阅历、骨气却有钱有闲的秧子，
帮闲、篾片儿们蹭吃蹭喝蹭嫖，那叫架（拢）秧子；骗子们设局钓鱼诈财，那叫念秧儿；胡子们绑肉票勒赎金，关押肉票的地方那叫秧子房！总之，在老吉林城厢，对付秧子的法子多了去了，只有好人想不到的，没有恶人办不到的！原本旧时吉林城居民是以“四品以上职任较繁者”一类的旗人权贵为主体，“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以上语出《吉林外纪》）之氛围尚在。个别富裕的八旗家庭出个秧子并非普遍现象。可惜一阵开埠妖怪风，带来四海新水汽。这妖风一方面吹壮了城市规模和经济总量，另一方面也吹盛了享乐主义的花枝。原本蛮荒的东关不知不觉变成暴发户云集，欢场笋现的花花世界。吃喝玩乐之类的老把戏之外，又被大烟吗啡“锦上添花”。那市井浮浪之气逐渐弥漫，把那好端端尚武敦厚的军旅味民风销蚀成奢靡闲逸的“游惰寄生”（语出《吉林新志》）。
由于吉林城商业、娱乐业的重心自晚清开始逐步由西向东偏移，那些有闲又有钱的秧子们便如蝴蝶迷香、飞蝇逐臭一般徜徉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吉林东关：日本近江屋洋行新来了洋服料子，那得去瞧瞧；昇平书坊新来了下海的清倌，那得去捧捧；东富有换了厨子，那得去尝尝。你要跟他们说卫国，他们跟你翻白眼；你要跟他讲保家，他们跟你撇撇嘴；你要跟他们挥挥拳头，这帮家伙立马缩脖端肩佝偻腰——让蹲就跪，能跑就颠儿。难怪《吉林新志》的作者既怜且恨地写道：……年未耄耋，而优游无事，或年已及壮，而人事不知，然此犹小康之家，若夫大富则全家皆游民，且日事其恶做剧。或吞烟而吐雾，或长三儿吆五喝六么六。有怀药针而频刺者，有寻暗娼儿狎妓者。故有“大秧子”、“老秧子”、“紧抖漏”、“小悠荡”等绰号，类皆送给此辈者……
总之，缺乏精神文明建设的经济发展把吉林城三行十街、西关、北关的秧子们都吸引到了吉林东关，进而使秧子的密度高于城内外各处，最终成就了“东关出秧子”的名声！
电影《茶馆》里的二德子就是一个营房旗人出身的球子
如果说秧子是有悖于传统民风的贬义称谓，在吉林城的老话儿里，那“球子”之称就比较复杂了。现在很多人把球子理解为流氓，这是不准确的。吉林方言中常戏谑地称一些学龄前儿童的淘气顽皮为“球哄哄的”，你说这是把儿童贬低为地痞呢，还是无赖呢？
老吉林德胜门，在进德胜路和越山路交汇处东侧
球子是东北方言中比较特殊的称谓，它的定义是指倔强顽劣、不循常规、好斗殴且善斗殴的人。严格的说，球子是指年轻人，不过有时，界定的年龄范围可适当扩大。一些桀骜不驯、恃勇好斗的人，即便不算年轻了，也可被归在球子的范畴。
老吉林城的球子们大体遵循并捍卫乡规义理所推崇的道德规范，当然中间也不排除杂糅了不少义气、亲情之类的私人因素。总之，和现在说“一言不合就车珠子”不同，球子们的生活里，一言不合就挥拳动脚。有人又说了，在东北，打架那是家常便饭，在哪儿不是“能动手就不吵吵”？在你这就成球子了？
远景为老吉林福绥门（水门洞子），取自《江城日报》皮福生先生作品
这么问没错，东北人的确有用打架代替吵架解决矛盾的优良传统。问题是大多数爱打架的人没被叫做球子是因为他有正当职业，打架只是生活插曲。而球子正好反过来，在世俗的眼光里，球子们打架是正当职业，谋生只是生活插曲。再者一般人打架就是支花架子或者三拳两脚之类，缺少竞技体育独有的观赏性。而球子成天就研究打架，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扔石锁、踹大树、扎马步、打把势……人家日常会勤奋刻苦、坚持不懈地进行体能和技巧训练。所以球子们打架的可看性极高：支花架子能支你满脸花，球子的三拳两脚能把你顷刻放倒——人家那是专业打架的行家！
那为啥说吉林西关出球子呢？这个问题不像秧子那么好回答，得自己慢慢缕：球子扎堆西关，必然是风气使然，风气形成自然离不开传统——吉林尚武的传统由旗人开创。清代，吉林城属于八旗军事管理，早期的管理或较后来粗放，但对弹压地面素来不含糊。所以能动武且不违法的一定是军营，只有军营里的军人才能有时间、有权利研究打架斗殴。
吉林的八旗部队军营有别于关内。《吉林外纪》中记载：……吉林与京城暨各省驻防、绿营兵弁，情形皆不相同。吉林兵丁散处各屯，率以务农、打牲为业。惟春秋二季调集省垣，先令本管协领督率各佐领演练步射、骑射、枪阵各技艺，又复专派协领轮看后，乃择日分旗于校场大操，分别奖赏责革……
水师营旧址
尽管上段记载中提到吉林兵丁散处各屯，但吉林附近并非没有如北京火器营、善扑营一类的大兵营。著名的船厂水师营就在吉林西关！《吉林通志》记载，顺治年间吉林设船厂：“船厂，顺治十八年设，在吉林西门外松花江北岸，东西一百五十九丈六尺，南北十八丈，凡水师制造船舰均在此厂。”《吉林外纪》记载“康熙二十二年早运粮船，设立水手营……水手营入会稽司者，八百五十六户……”船营和水手营组成的水师营中虽有大比例汉人，但大多入隶旗籍，且孤聚满蒙腹地，与关内汉人已有不同。特别是营中之人皆为职业军人，军人遵纪、重信、尚武的风气更是与一般民人大不相同。
考虑到《吉林外纪》所载可能是吉林通省总共的水手数量，结合《永吉县志》“总管一员……船务水手二百五十名，船务匠役四十五名”的记载核算，吉林水师营合计官、兵编制为317个，则水师营户口（旗丁的家属通常住在营房里）数应在三百左右，这些住户居住在迎恩门（临江门）外迤逦至温德河口的江岸，受附近小型旗屯（如黄旗屯、红旗屯、蓝旗屯）的拱卫，成为当时吉林城厢最大的兵营。营中旗兵为按月领饷的职业军人，除造船、操练，不许涉及民人操持的各种行业。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因种种原因，吉林的旗兵兵制已不适合时代的发展要求，光绪年间开始，吉林更是招募训练了新军。包括水师营士兵在内的旧制旗兵被逐步边缘化。宣统二年（1910年），曾经抗击沙俄，巡航鄂霍茨克海的远东第一水师——吉林水师营终被裁汰。此后，伴随清政府的覆灭，大批水师营和临近城市的旗屯退伍兵成为浪荡在西关的无业游民。没有旗田的旗兵们没了固定的饷银，生活变得无着。徐德源先生在《吉林旧事见闻》中就留下不少西关旗人生活困顿的记录。
船营街旧影，船营即船厂和水师营的合并简称
多困顿，生活总得继续。在艰苦的谋生过程里，这些退伍（姑且称之为退伍）水兵最熟悉的生活就是打架，于是许多旗人下层用打架来怀念过去的荣光，用打架来宣泄对现实落差的不满，甚至用打架来“寻求生活来源”。其中不少善战之人甚至深入城区，成为闹市中横行霸道的黑恶势力（我家长辈就回忆过去河南街、通天街里有不少穿着绸大衫，“擎着”文明棍，很“爷态”的老球子）。
这些有恃勇逞强、不挨欺负的活典型们教育了贫苦群众！一来二去，西关某些旗汉杂居的街衢巷陌里，旧军队传统以特殊的恃勇求荣的斗殴形式被保留下来，这种风气扎根并逐步蔓延，最终让盛产球子成为吉林西关的特色。
其实这种演进历程并非吉林独有，除了那些关里饱受排满影响的旗人聚居区外，东三省、北京、河北都有类似的情况。那些生活无着的底层旗人小社会里，尚武之风往往最终过度为好斗殴和善斗殴的球子风气。比如金启孮先生在《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一书中关于北京营房旗人在清亡前后尚武之风的微妙转变，就是这一特殊历史的详实记录。
写到这里，心中隐隐觉得，或有人认为：溯源秧子和球子，在今天或略显无聊。的确，今时世风或早暗自轻觑对民俗历史的探究，醉心于此之朋辈也少有能从中求得大富贵。可对于一座自豪于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城市，总该有人去补隙这座城市和城中人的历史记忆，以备后来人从容不迫着或弘扬，或借鉴，或警示。拉大时间和空间维度，谁又能准确预言眼前事的经济价值呢？于我而言：获知其然之惊，得知其所以然之喜——或许这就是我用探究历史掌故的方式深爱这座城而求图的最大回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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