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萌芽出土， 夏天荷花飄飄， 秋天樹葉被風搖， 冬天百草穿孝。
四字併成一字， 不差半點分毫。 暑去寒來殺人刀， 斬盡世上的男女老少！
開頭那幾句順口溜，就是單田芳先生在評書中常用的一首定場詩。單田芳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評書是講故事的手藝活兒，這門手藝現在可能已經衰落了，但是故事不會消亡，每一個時代，都會有新的講故事的方式。
單田芳1934年出生，乳名叫大全子，本名叫單傳忠，後來說書的藝名叫單田芳。1979年，他在鞍山電臺錄製《隋唐演義》的時候是45歲。從那時起，單田芳一共錄了大概100來部評書，15000多個章節，聽眾也越來越熟悉他的聲音。他一個人撐起一個電臺頻道，那就是廊坊的長書頻道。有一段時間，廊坊長書頻道每天有7個小時，全是單田芳的聲音。在北京的出租車上，很多司機都把收音機固定在廊坊長書頻道。所以，即便你不喜歡聽評書，也可能在出租車上聽到過單田芳的聲音。
如今，許多地方頻道都在賣中藥，請來不知真假的老中醫，兜售自己的祖傳秘方。在這些賣藥廣告的間歇，還能聽到單田芳的《大唐驚雷》或是《白眉大俠》。這說明，單田芳已經是中老年專屬的聲音了。
單田芳5歲時候生活在齊齊哈爾，母親王香桂是鼓書藝人，父親單永魁彈三絃伴奏，父母在茶社演出。他童年時期，就跟父母從齊齊哈爾搬到吉林市，又從吉林市搬到瀋陽，再從瀋陽搬到長春。這就是典型的江湖藝人的生活方式。藝人掌握的故事有限，在一個城市演出一段時間，為了保持新鮮感和上座率，就要搬到另一座城市。單家就這樣在東北輾轉。
那時的東北都在日軍佔領之下，單田芳聽長輩們聊天，才聽到我們是中國人的說法，才知道原來我們不是滿洲國人，我們是中國人。到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甲長也就是街道主任來了，讓大家準備青天白日旗，說蔣委員長要率領國軍回來了。甲長帶著青天白日旗的樣子，讓大家用布或者用紙照著畫，家家戶戶都要掛上。單田芳才知道，原來那時候“國旗”是這樣子，東北被佔領了十四年。終於，日本鬼子投降了。
老百姓們都盼著過太平日子，可沒想到，接下來是一個多月的無政府狀態。大街上，中國人在追殺日本人，洗劫日本人的財產。長春原本有兩個大型軍用倉庫，開始還沒人敢動，可很快就有人用鐵錘把門砸開，裡面是布料、皮鞋等各種軍用物資，人們闖進去，肩扛手抬，一個個滿面笑容地出來。
這種無政府狀態下，會出現一些非常戲劇化的場景。單家門口有一個廣場，原來人們在廣場上踢球打棒球。有一天，一夥人抬來一個巨大的保險櫃，櫃子高一米六，寬一米四，他們用錘子、鉗子、鎬，砸。砸了兩個小時，終於給砸開了，裡面是花花綠綠的滿洲國的鈔票，大家就開始哄搶。
搶劫蔓延開，那就不只是搶日本人了。單家住的這個院子，也擔心被搶，六戶人家組成了安全保衛隊，準備了磚頭、瓶子、棍子等武器。單田芳年紀小，也要在屋頂上巡邏放哨。還真有兩夥人要來搶，甲長就站在屋頂喊：朋友們，高抬貴手，咱們的敵人是日本鬼子和二鬼子，中國人不搶中國人。
單田芳鄰居家有個孩子王叫小玲子，帶著單田芳他們十多個孩子一起去了偽皇宮，就是溥儀辦公和居住的地方。長春是偽滿洲國的首都，單田芳曾經在馬路上見到過溥儀出巡，那是戒備森嚴，非常氣派，皇宮門口也曾是遍佈崗哨。可日本投降後，皇宮門口就變成了一個大自由市場，全是賣洋破爛兒的，很少的錢就能成交。皇宮裡面也成了垃圾場，建築的屋頂是黃綠琉璃瓦，和北京故宮一樣，可屋子裡全是垃圾，地毯都被搶走了，所有的玻璃都被打碎了，門把手也被用刀子刮過，據說那是鍍金的。
正殿裡有一個水泥高臺，高臺上放過一個長腳椅子，就是溥儀接見文武大臣的地方。孩子們一個個站在高臺上，大喊我是皇帝，我是皇帝。他們還跑去地下室探險。從皇宮出來，就在門口的自由市場裡吃大米飯燉肉。市場裡全是地攤兒，沒有桌椅板凳，人們席地而坐。掌櫃端上米飯就說：您看看這是日本關東軍的大米，上面都是一層油。其實，這就是黑龍江產的大米，被日軍控制。日本佔領期間，中國人不準吃大米，日本投降了，大米豬肉可勁兒吃。這就是小孩子眼中的光復。
這種無政府狀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了1945年10月，甲長來通知，每家出一個人去火車站迎接國軍，國軍真的要來了。單田芳連夜畫了兩面青天白日旗，糊在兩根小木棍上，早上跟著爸爸去火車站。長春火車站外面有成千上萬的人列隊歡迎，比廟會還熱鬧，可他們等到下午也沒看到國軍的影子，第二天，再去火車戰迎接。到了中午，一隊隊大兵扛著紅旗，邁著整齊的步伐從火車站出來，無邊無沿也不知道有多少部隊。可歡迎隊伍震驚了，來的不是國軍，是金髮綠眼睛的蘇聯紅軍，帶頭的高喊，歡迎蘇聯紅軍，歡迎蘇聯紅軍。群眾就跟著喊，紅軍萬歲，紅軍萬歲。膽大的人還爬上紅軍的坦克。
這完全是一個電影中的畫面，城中的老百姓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去歡迎自己的軍隊，可迎來的是異族的隊伍，一輛輛的坦克轟隆隆駛過，士兵胸前配備著輪盤槍，穿著半截的馬靴，戴著船型帽。
紅軍入城之後，恢復了秩序，發行了紅軍貨幣，上面蓋著蘇聯紅軍司令部的大印，但老百姓都議論，這紅軍票比起日本人發的老頭票，質量和美感上都差好多，他們都稱之為鬼票。這不是中國錢，早晚得作廢，由此認定，紅軍在長春不會呆太長時間。
1946年的春節，是東北光復之後的第一個春節，長春老百姓在比較平安的狀態下度過。到這年4月，他們又聽到了槍聲。這一次真是國軍來了，國民黨軍隊和蘇聯紅軍在交接過程中有零星的交火，但很快完成了交接。進駐長春的是國民黨新六軍、新一軍、新七軍，清一色的美式裝備。長春市民奔走相告，都說咱們自己的隊伍來了，城裡的生活趨於穩定。這種狀況下，單家決定自己開一間茶社，在長春的五馬路上，叫做北海茶社。
沒想到一年後，1947年4月，長春局勢發生變化，四周槍炮聲不絕，比春節晚上的爆竹要激烈上萬倍。老百姓都說，八路軍來了。打入長春城的是東北野戰軍，進城之後就展開宣傳，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隊伍，是保護老百姓利益的，大家只管放心。然而，東北野戰軍只呆了一個月就撤退了，把長春城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到1948年春節，共產黨的部隊佔領了吉林市，控制了大豐滿水電站，長春斷水斷電，糧價飛漲，鐵路也斷了。這就是長春圍城的開始。
單田芳一家知道長春不能呆了，他們買了一架大車，奶奶帶著單田芳的大妹妹、二妹妹出長春去了瀋陽，投奔單田芳的三叔。單田芳的父親單永魁，原打算讓奶奶先走，他們晚幾天再出城，沒想到，他們在長春城中被困了八個月。
年幼的單田芳目睹了城中百姓忍飢挨餓的慘狀，很多人被餓死。單家本來生活富裕，也不得不以豆餅充飢。一家人決定逃離長春，用黃金賄賂了一個國民黨軍官，以國民黨士兵的名義出城，到解放軍的關卡。父親單永魁自稱是國民黨投誠士兵，被解放軍接收。這樣才逃離了長春。
單田芳和父母、三妹、四妹到了長春城外的興隆山，這裡有投誠士兵收容站。單永魁到了這裡，就向解放軍軍官交代，我根本就不是國民黨士兵，不是當兵的，我就是個彈三絃的說書藝人。解放軍也不大相信，就說，那你說一段評書我們聽聽吧。單永魁就說了一段《薛剛反唐》。解放軍的士兵聽了就說，我們得請示一下上級領導再說。
所有投誠士兵都要先到吉林市，再被送到黑龍江去接受思想教育。單永魁算是投誠士兵，單田芳等家裡人算是親屬，士兵和親屬分開移動。單田芳回憶了他跟媽媽抱著三妹、四妹從興隆山走到九臺的過程。十幾歲的孩子跑肚拉稀，在路上就想到了死，心說，就這麼死在這兒也不錯，省得吃苦受累了。這時候單田芳的媽媽就說：孩子，你要堅強點兒，你要不走，媽怎麼辦？妹妹怎麼辦？你爸不在眼前，媽全靠你了。
看文字可能還沒太大感觸，聽單田芳說到這段，那真是催人淚下。好在他們走到九臺，坐火車到了吉林市。解放軍把說書藝人單永魁放了回來，他們在吉林市接著說書。後來，他們聽到長春解放的消息，聽到瀋陽解放的消息，再趕去瀋陽找奶奶、大妹和二妹，一家人終於團圓。
這一家人經歷了戰爭，好在一家人都還平安。可躲得過槍林彈雨，躲不開血雨腥風。解放後，單家在天津的朋友，介紹一個人叫王子明，到瀋陽來謀生，單永魁和其他一些說書的親友，幫著這位王子明在瀋陽北市場開了一個小酒館，賣白酒燻肉。王子明白白胖胖，說話京腔京韻，跟人說話總帶著笑臉，做的燻肉非常好吃。可這不是個普通人，解放前他是國民黨駐紮在北京的少將軍官。這樣的人怎麼能讓他安心開小酒館呢？
1951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王子明被捕槍斃。單永魁犯有窩藏包庇反革命罪，被判六年徒刑。母親王香桂跟獄中服刑的單永魁離婚，一個人去齊齊哈爾說書了。單田芳年滿十八歲，剛剛考上了東北工學院，面對家中的巨大變故，也沒心思讀書了，他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下海說書。由此，中國少了一個工程師，卻有了一位評書大師。
單田芳在這本書裡提到他媽媽王香桂的時候，總說一句話，叫“鼓槌一響，黃金萬兩”，什麼意思呢？用現在的話說，他媽媽是明星，只要市面上太平，能在茶館裡說書，茶館裡就座無虛席，家裡的收入狀況就非常好。在解放前，單家家裡有黃金、有鑽石手錶，正是因為有這些東西，他們才能從長春逃出來。他們到吉林之後，王香桂也參加了慰問解放軍的演出，演的是《無敵三勇士》《王貴與李香香》這些新節目。
單田芳父親這一邊是說書世家，大爺、三叔都是評書演員，母親那一邊，幾個舅舅也是說書的彈三絃的。幫助王香桂創作新節目的，就是單田芳的三舅，號稱小聖人。在說書藝人當中識文斷字，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而單田芳的父母，雖然是很知名的藝人，卻不認識字。他們不喜歡說書藝人身上的江湖氣息，所以單田芳的父母都想讓兒子讀書、念大學。
當時瀋陽北市場的飯店和娛樂場所總是高朋滿座，王香桂在茶館說書的生意也非常好。父母每天都忙著掙錢，掙來的錢分成兩部分，一部分維持日常開支，另一部分要把紙幣換成戒指、銀子、袁大頭，換成黃金。單田芳的一個工作就是去買袁大頭。
經歷過戰亂和無政府狀態的人，經歷過國民黨統治時期通貨膨脹的人，都不太相信紙幣，都覺得金銀才是最保值的。父母覺得，過去積攢了不少的財產，經過一番動盪都蕩然無存，就要趕緊掙錢，撫養老小。可惜這段鼎盛時期並沒有持續太久，父親單永魁入獄，父母離婚，單田芳就要擔起養家的擔子。
1954年冬天，單田芳拜李慶海為師，師父在營口的一家小茶社說《小五義》，單田芳就在臺下負責記錄。單田芳做記錄可謂駕輕就熟，原來他跟他媽媽就做過記錄的工作，記下的書有《隋唐演義》《明英烈》《五虎平西》《呼楊和兵》《三俠五義》等等。師父識字不多，需要參考書的時候，就是單田芳念給師父聽，而師父李慶海，就傳授他演出的技巧。
這一年單田芳結婚了，娶了比他大八歲的全桂大姐，這位王全桂在單家遇到困難時曾鼎力協助，兩人也算是患難夫妻。他們跟著師父在開原演出，在大石橋演出，然後單田芳在鞍山碰到了一位趙師爺。這位趙師爺在茶館裡說《明英烈》，但演出效果不佳，單田芳就把自己記錄的《明英烈》講給趙師爺聽，爺倆每天在浴池裡探討業務，單田芳講《明英烈》，趙師爺就給單田芳講故事情節設計、手眼身法步、詩詞歌賦等等。
這時候的單田芳雖然有一肚子書，卻還不敢登臺演出。趙師爺就跟他說，說書藝人有三關，第一是登臺難，敢上臺就算過了第一關。第二是把客人說住了難，能不能讓客人來聽，就看你的本事高低了。第三是成名難賺大錢難，東北、京津大多數說書的都是庸庸碌碌之輩，沒幾個成大名賺大錢的。
我們交代一下背景，這是1954年，說書藝人基本上還是原來跑江湖的生活方式。說書解放以前沒人管，瀋陽生意好就去瀋陽，營口生意好就去營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嚴格管理，有個特業科，要到哪裡去演出要去特業科開個介紹信，有了介紹信就好辦事。到了1955年，說書藝人不能隨便流動了，藝人開始登記，寫履歷，文化局存檔，成立曲藝團，派幹部來管理，江湖藝人有組織了。
單田芳當時在鞍山，就落在了鞍山曲藝團，曲藝團中的學員大部分還是藝人的子弟。而師父帶徒弟還是老方式，師父在茶館說書，徒弟在下面看，觀察師父的言談舉止、表情動作，仔細琢磨今天師父哪些說得好，哪些說得不好，在臺上臺下的交流中，獲取演出經驗。對評書、相聲等曲藝來說，茶館是最重要的演出場所。小茶館裡，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根據現場效果來發揮，演員自然就能積累演出經驗。
評書藝術是靠經驗、閱歷堆積出來一個說書人。這說書人出來了，這書也就出來了。2004年我採訪單田芳的時候，老先生也說，要講究演員的發揮，還是在茶社說書裡比較好。茶社的演出形式從明代就有，幾百年來的經驗證明，評書就適合兩三百人的範圍，大劇場觀眾看演員都看不清，不便於交流。
茶社沒了，評書走向電視廣播，單老先生說原來在茶社說書，一抖包袱大家都樂了，他就越來越放鬆。後來錄製電視評書的時候，空屋子裡就一攝像機，一點交流都沒有，他一開始覺得彆扭透了，後來才逐漸適應。
單田芳1955年到鞍山，1956年春節大年初一登臺，在鞍山的前進茶社，說的是《明英烈》。他當時的演出時段是板凳頭兒，就是中午場和晚場中間的下午場，不是很好的時段。按規矩，他應該說四段，每段三十分鐘，每段中間休息一會兒，可單田芳登臺之後，根本忘了休息這回事，一口氣說了兩個多小時。這一天演出順利，掙回來四塊兩毛錢，什麼概念呢？當時大米一毛八一斤，豬肉四毛五一斤，雞蛋三分錢一個，一天掙四塊多錢，一個月一百多塊，比當工程師強多了。
1958年，曲藝團走向文化單位編制，在評定工資的時候，單田芳被評為第五級，每月工資84元。他妻子王全桂的工資是98元。許多老演員拿的工資比單田芳高，但演出效果遠比不上單田芳。關於藝人如何被改變成文藝單位的員工，有一本書叫《個體與集體之間》，講的是1950年代1960年代評彈藝人的故事。當時的評彈名角，一天演四場，一個月能掙1000塊，可納入文化單位，工資最多就能拿到兩百多塊。當時大學名教授的工資是每月三百，藝人是不能超過三百這條槓槓的。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評彈藝人還是加入了集體，原因有二：一是收入雖少，但基本保障還是有；二是擔心，要是不加入集體，恐怕以後連說書的地方都沒有。
到1962年，對文化事業的管理更為嚴格。凡傳統書目一律停止，都要說新書。單田芳說過《草原風火》《新兒女英雄傳》《戰鬥的青春》《林海雪原》等，他的師兄楊田榮，被邀請到鞍山人民廣播電臺，播出了長篇小說《鐵道游擊隊》《平原槍聲》。每到中午，師兄的聲音就覆蓋鞍山地區，單田芳很是羨慕，一個茶社裡的演員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就要藉助廣播電臺這樣的傳播手段。單田芳心說，早晚有一天我也上電臺。
但實際上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他的妻子王全桂覺得鞍山曲藝團分配不公，跑到了海拉爾曲藝團，工資漲到了180塊，她拉單田芳到海拉爾，也是每月180塊的工資。這在1962年是相當高的收入。海拉爾還有一個好處是天高皇帝遠，在海拉爾可以說舊書，單田芳到了那裡開講《三俠五義》，一炮而紅。但鞍山曲藝團一直向海拉爾曲藝團要人，單田芳夫婦盤算，海拉爾也不是久留之地。
俗話說，好漢不掙有數的錢。不知道這句俗話是哪裡來的，大概的意思是說，藝人是不屑於掙死工資的。單田芳開始單幹，他們去了營口的田莊臺，這就不是大城市了，也不是二線城市或三線城市，而是個鎮子，是廣闊的民間市場。在田莊臺，單田芳從臘月到正月這一段時間，除去花銷，存下4600塊錢。這是1963年的4600塊錢，算下來月收入是兩千塊以上，可在曲藝團月工資也就是一兩百塊，藝人該如何權衡？
單田芳繼續從田莊臺到蘇家屯，再到蓋縣，他形容這段單幹的經歷用了四個字叫“火穴大賺”，穴就是走穴的穴，走穴非常火，賺了很多錢。然而，文化管控不會讓你這樣走穴，營口文化局收到指令，像單田芳這樣的演員屬於黑戶，必須停演。迫於這種壓力，也為了照顧兒女上學，單田芳又回到了鞍山曲藝團，工資漲了一級，每月98元，但私自走穴，罰款800元。
單老在“文革”中的遭遇，在這本書中佔據了很大的篇幅，他記述了自己的經歷，也講了不少別人的故事，都非常生動。但在這裡我們略去這部分不談，我們快進一下。
到1979年5月1日，單田芳重返舞臺，在茶社說《隋唐演義》。到了8月，收到電臺邀請，錄製《隋唐演義》，一下走紅。接下來又錄製了《大明英烈》，這兩部本書都是單家的底兒活。單田芳說，電臺是我揚名立萬的平臺，成名成家的基地。沒錯兒，此後的單田芳名滿天下。
單田芳是新中國的說書藝人。說書藝人本來是江湖中人，幾百年都是沒人管，自生自滅。單田芳這一代人面對的最大變化，就是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衝突。但在改革開放以後，單田芳還是義無反顧的走上了個體這條道路。他嘗試過電視劇，也嘗試過自己開公司。你會發現，這個衝突的背後，有一個巨大的市場需求，就是不管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人們都需要故事。
那麼，故事的魅力到底在哪裡？故事能支撐我們度過劫難嗎？單田芳曾經上過一次中央電視臺的《藝術人生》節目，在節目現場，他展示了一種東北特有的手工藝產品，叫水泡花，這是一種裝飾品。在文革中，有一段時間，單田芳一家就靠賣水泡花生活。
1970年代，單田芳要和各種人打交道，有市井中人，也有地痞無賴，不管什麼人，都對評書有濃厚的興趣，單田芳憑藉說書，能化干戈為玉帛，能交到朋友。可見，在艱難歲月中，人們對水泡花、對評書都有一定的消費需求。抽象一點兒就是，人們需要美、需要故事，即便在艱難困苦的時候。
1972年，單田芳在杜達蓮泡大隊勞動改造。有一天兒子回來跟他說，縣城裡的新華書店開始賣《三國演義》和《紅樓夢》了，單田芳就用賣雞蛋的錢，買回來一套《三國演義》和一本詞典，每天晚上就看《三國演義》，遇到不認識的字就查字典。白天勞動的時候，腦子也不閒著，把《三國演義》背一遍，背完了再把自己家傳的《隋唐演義》《明英烈》背一遍。等到1979年重返舞臺，許多演員早就腦子空空，把祖傳的故事忘掉了，單田芳卻能出口成章。
我們在這裡稍微跳脫開來，說點兒文學理論。人們為什麼需要故事呢？許多人的人生並不構成一個完整的敘述，也不產生什麼意義，但故事是有完整的邏輯鏈條的，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故事，是需要體會到一種意義上的完整性。
德國的理論家本雅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叫《講故事的人》，他說口口相傳的經驗是講故事的人的靈感來源，在勞動的氛圍中講故事，這就是一種交流方式。講故事就是一種手藝活兒，每個講故事的人都會在故事中留下自己的痕跡，就像做陶的人會在陶器上留下自己的印記一樣。人們在放鬆的狀態下聽故事，內心又想記下這些故事，有對他人轉述故事的願望，這就構成了聽故事的人和講故事的人之間那種純真的關係。
講故事的人就像智者一樣，能講出自己的人生經驗，也能講出歷史的經驗，他人的經驗，人類的經驗，他能讓故事的火把生活的燈芯點燃。本雅明肯定沒有聽過評書，但他的這些話就像是在分析評書一樣。
評書就是一種口口相傳的講故事的方式，人們勞動之餘，在茶館裡聽書，就是在聽取這塊土地上的掌故和傳統，聽取我們世代生存的經驗。單田芳就是講故事的人，也許是中國最著名的講故事的人。他說的書，按照評書傳統的叫法，一個是袍帶書，講的是改朝換代的故事，一個是短打書，講的是行俠仗義的故事。他從《封神榜》講到曾國藩、張作霖，講的就是這塊土地上的風雲變幻，講的就是英雄豪傑如何踐行自己的正義法則。這種根植於人民的故事，傳遞著人民的經驗，傳遞著最樸素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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