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啄木鸟》
一、一夜两案
1949年8月5日。南京市。
其时南京市有十三个区，其中第七区也称下关，老南京人俗称“城外”。本案苦主金亚峰的寓所就位于该区大马路（大马路系地名，并非泛指）。
据史料记载，当年的大马路商贾云集，乃金陵城北区域最繁华之街市，洋行、货栈随处可见，每晚夜市必至午夜。洋货店铺一有时新商品，城内阔太太大小姐必坐洋车前来选购。这样的所在，房价通常不会便宜。能在大马路置业的，都属于有钱阶级。
当天晚上十时许，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到金亚峰的报案电话，称其大马路寓所内的保险箱被撬，初步点检，失窃黄金珠宝首饰多件、稀珍古玩两件以及美钞五千。案情报至治安处长洪沛霖，洪处长认为这是一起重大盗窃案，应由市局和案发地第七分局联合侦查，于是当即跟第七分局局长高立业联系。
稍后，市局和第七分局的一干刑警赶到金宅。现场总指挥高立业指令市局技术室派来的痕迹鉴识员（当时沿用旧时称谓）姜铿、汪见春进入现场勘验痕迹，其余刑警分别向苦主及其家人了解情况。
这天是金亚峰六十岁生日。暮色初降时分，若干至亲齐聚金宅。庆生酒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待到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老爷子按照惯例去书房想把当天的日记记了，却发现原本锁着的书房门此刻是虚掩的，推开一看，大惊失色：室内里侧靠墙放着的那口银箱的门也是虚掩的！当下疾步入内查看下来，箱内十九件黄金珠宝首饰，明代紫砂名壶、北宋瓷碟各一，以及五千美元不翼而飞！上千银洋倒没被窃走，但其中一封已经打开了，少了两枚。
金家寓所分为前后两进，后面有个院子，书房位于后侧那排房屋的底楼，与举行庆生家宴的前部客厅隔着一个大天井。侦查员推测，案犯是从与金宅后院一墙之隔的另一户黄姓居民家翻墙而入的。案犯作案时戴着手套，逃离现场前用书房门口小花园井台上的拖把将其留下的脚印擦掉，因此，未能提取到其指纹、脚印。稍后，痕迹鉴识员将书房门上的司必灵锁拆下来，发现铜质锁芯上有新鲜的划痕，由此断定，案犯是使用类似锁匠特有之职业开锁工具打开书房门锁的。
那么，银箱又是如何打开的呢？侦查员查看之下，一个个目瞪口呆。案犯并没有专门对付银箱的开锁工具，银箱是被他硬生生撬开的，而这个撬开银箱的方法，却使得侦查员们大为叹服——案犯把特种钢材制作的三角形楔块通过螺旋或者液压工具强行顶入锁舌一侧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缝隙，随着压力的增大（其间换过楔块），把箱门、箱体扣合处的钢板向两边撑开少许，再使用特制的爪形钢质撬棍，把从箱门嵌入箱体的两道锁舌硬生生地撬离，从而打开了银箱的门。
这种作案手法，连那几个见多识广的留用老刑警也不禁连连摇头，表示不可思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缝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在合格的正牌银箱上，是很难找到这个缝隙的。保险箱（柜）的生产商对箱门与箱体之间的空隙有严格的质量标准，以当时常见的日本“固关牌”保险箱为例，其广告称该空隙“难能插入女性细发”。通常这个部位是窃贼作案时首先想到的切入点，也是银箱最薄弱的环节，生产商必须特别重视。为确保质量，每款产品研制出来后，除了厂家自己进行破坏性试验，有时还会邀请“各路高手”前往测试。可以说，凡是在市场上有点儿名气的品牌，都已经解决了对于这个环节的防范问题。自民国以来，用类似手段撬窃银箱的案子几乎绝迹，而这个案子却是个例外。
还有一个情况使刑警感到不解。毫无疑问，案犯是奔着钱财来的，拿走了黄金珠宝首饰和美钞，还有两件古玩。可银箱里放着二十封银洋（每封五十枚），他却只拆开一封的前部封纸，似是随手之举，只拿走了最外面的两枚。这是什么路数？刑警中有几位是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资深探员，曾担纲主持侦破1948年春夏之交发生于南京的一桩轰动一时的系列盗窃案（即赤壁路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公馆、百子亭外交部长王世杰公馆、萨家湾英国大使馆、芦席营阿富汗大使馆、天竺路加拿大大使馆、上海路美国大使馆、普陀路参谋总长陈诚公馆、琅琊路前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公馆等十五处外国使领馆、权贵公馆被盗案件），可谓名噪江南。但此刻面对这一幕，也是皱眉苦思不得要领。
窃贼作案后，循原路逃离现场。鉴识员在金宅后院与邻居黄家相隔的围墙上，提取到了数截长短不一的纤维，应是窃贼攀越墙头时留下的，据此判断，其作案时所穿的衣服是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料。
刑警顺带也勘查了邻居黄家的情况：黄家的房子在金宅尚未购置前是一块狭长的空地，产权与金宅一并属于房主黄柯的伯父所有。十七年前，伯父准备把造了不到一年的房子转让给金亚峰时，家在苏州的黄柯大学毕业，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伯父说那你就在南京安家吧，遂把后面那块狭长的地皮送给侄子，并资助其造起了房子。此后，黄柯就在金宅后面一直住到现在。黄柯是长江航道局工程师，经常在外出差；去年夏天，其子又被上海同济大学录取，所以黄宅平日里只有黄妻钱雨花独居。如此过日子难免寂寞，钱氏就经常在晚饭后去马路对面的李家与李老太太聊天。是日傍晚六时许，钱氏照例出门，回家时她记得客堂迎门墙上的挂钟显示是七点五十分左右，并未发现家里有什么异常。金宅的庆生家宴是六点开始的，这就是说，案犯的作案时段就在六点到七点五十分之间。
黄家因地段比较特殊，大门位于后面那条巷子里，作为唯一进出的正门，而周边各户人家或店铺、公司都是把后门开在这里，天黑之后大多关门上锁无人进出。刑警估计案犯就是趁此机会，使用开锁工具打开黄家大门潜入的。稍后，鉴识员检查黄家的门锁，证实了这一判断。
结束勘查时已是8月6日凌晨两点，高立业招呼市局刑警一起回分局吃个夜宵，然后再做计议。可是，这顿夜宵竟没吃成。一干刑警刚到七分局，高立业就接到市局总值班电话：江边路“南京亚峰公司”发生银箱撬窃案，要求七分局立刻出警！
更让刑警意外的是，“南京亚峰公司”的老板竟是金亚峰，所以，金老爷子是罕见的双重苦主。
金亚峰早年东渡日本留学，攻读的是当时在国内属于冷门的冶金专业，完成学业回国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原由清廷南洋大臣曾国荃、北洋大臣李鸿章批准建立的江南制造局炼钢厂被上海军政府易名为上海制造局炼钢厂，金亚峰被该厂聘为高级工程师。1917年8月，国民政府将上海制造局炼钢厂改为上海兵工厂炼钢厂。金亚峰因有留学日本的背景，被指派赴日招聘冶金专家来华担任技术顾问，指导上海兵工厂炼钢厂冶炼新型钢材。完成该项工作后，根据已被聘为顾问的数名日本专家的建议，获得公费留在日本深造的机会。两年后，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被成立于1895年的川崎钢铁株式会社聘为附设的冶炼技术学院讲师（稍后聘为教授）。
1929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将隶属于上海兵工厂的炼钢厂划出，改名为上海炼钢厂，直属军政部兵工署管辖。次年，金亚峰辞去日本的工作返回国内，担任上海炼钢厂的技术顾问，并斥私资在厂内设立由其自负盈亏、专事研究的钢铁研究所。同时，又在南京江边路下关电厂旁边购置地皮建造厂房，办了一家研制特殊钢材的公司。
抗战爆发，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金亚峰在上海炼钢厂内的研究所未随该厂撤迁重庆，连同上海炼钢厂未及撤迁的设备一并被日方强迁至江南造船所，作为“敌产”被没收。南京的公司则因金亚峰在日本军方技术人员中的熟人（两次留学时的同学）斡旋得以保留，金亚峰立刻改变经营项目，不再研制特种钢材，专做销售生意。战时钢铁紧缺，销售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日军为此还特地派员专门入驻公司就地监视。即便如此，金亚峰还是多次冒险把制造武器急需的无缝钢管等秘密出售给新四军，有时也向国民党方面提供。战后，经金亚峰大力斡旋，国民党接收官员签发命令，将其南京、上海的公司先后退还，金亚峰得以继续经营。
金亚峰不得不佩服中共地下党收集情报的精准。与其有同窗之谊的日本专家被遣返回国前，曾留赠他一些重要的资料，这事连戴笠、毛人凤以及郑介民执掌的“军统”、“保密局”、“国防部二厅”都毫不知晓，中共地下党竟然清楚。上海战役还没开打，地下党就已经安排特工日夜提供秘密保护，并准备了汽车、船只，一旦遇到危险，随时可以协助其撤离。
上海解放不久，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即派员把金亚峰请去。金亚峰表示愿意将保存的冶金技术资料捐献给人民政府，孙冶方则提出这些资料连同金亚峰在上海的研究所一并由政府出资收购。最终双方商定，所有资料捐献给政府，研究所以黄金五十两（十六两老秤）的价格转让。
之前，金亚峰跟儿子金幼峰进行了一次谈话，大意是上海的研究所准备转让，南京这边的公司一直是你在负责，今后就完全由你执掌，老爸我也该退休养老了。那笔转让金你拿着，作为公司今后的发展资金。想了想，又说这里还有一封信，也是跟亚峰公司有关的，也由你保管吧，过几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这封信是跟对方见面的凭证。
金宅失窃当晚，刑警结束勘查后，儿子、儿媳、女儿等都去休息了，老爷子让妻子沏了杯茶，坐在书房里琢磨着今晚遭窃之事，老伴儿也帮着分析。这当儿，他接到电话，得知亚峰公司也遭窃了。
老爷子马上想起他给儿子的五十两黄金和那封信。那封信出自上海市军管会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之手，是写给华东军区负责兵工军械的一位首长的。由于封着口，金亚峰也不知道具体写了些什么，根据孙冶方跟他谈话的内容和收信人的身份，估计应该与他的专业——冶炼特种钢材有关。鉴于竖式信封右上角小框内印着红色粗体的“机密”二字，内容自然是保密的，他决定直接向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周兴报案。老爷子手头没有周局长的电话，只能致电市局总机，总机接线员把电话接到当晚担任总值班主任的副局长赵苍璧那里。赵副局长闻之立刻作出布置：请金氏父子即去亚峰公司；急告治安处长洪沛霖安排出警。
亚峰公司所在地也属于第七分局的管辖范围，当下，高立业率先前勘查金宅的原班人马立刻前往，一会儿，市局治安处长洪沛霖也带着刑警驱车而至。
“亚峰”是一家研制特种钢材的具有小型炼钢能力的公司，该公司的“制”，并不是真的推出产品，虽有冶炼用的小高炉，但只是为制作样品以便继续研究。当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规模相当于一家小型炼钢厂。金幼峰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执掌者，他的办公室位于厂区后侧一座小洋楼的二楼，隔着围墙就是长江江堤。襄理王守祥和财务程会计两人合用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办公室隔壁，内有一个铁皮文件箱，放置着账册和现金、空白支票等，但案犯对此不感兴趣，他的目标是金幼峰办公室里的那口银箱。
案犯的作案手法与上半夜在金宅如出一辙：从江堤攀越围墙潜入公司，避开守夜人的例行巡逻，潜至小洋楼前，使用开锁工具捅开司必灵锁。上到二楼后，没进襄理财务室，直奔金幼峰的办公室。金幼峰办公室的这口银箱跟金宅的一样，也是日本“固关牌”，只是比家里那口大一些，案犯用同样的手段撬开了银箱。
好在老爷子从上海市军管会获得的那笔转让金没有被窃走。拿到那五十两黄金后，金幼峰与妻子商量，把黄金放到岳父家保管了。但也并非没有损失：他瞒着妻子在公司银箱里暗藏的两千美金不幸被案犯顺走。美金放在一个书本大小的白铜盒子里，上面有密码暗锁，案犯大概是懒得费劲儿，干脆把盒子一并拿走了。钱财损失还在其次，最让金幼峰焦虑的是，老爷子交给他的那封重要信件也放在铜盒里，此刻失窃，怎么向政府交代？
案犯具有较强反侦查意识，在亚峰公司作案时也戴着手套，逃离现场时擦去脚印，现场勘查并未获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由于形势原因，这段时间亚峰公司的业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研究工作仍在进行，但用于检验研究成果的实验性冶炼早已停止，员工晚上都不上班，通常只留两人值守。两人中，一个是专职门卫，一直待在门卫室；另一个由花匠、杂役、厨工等轮班，守夜后次日可以休息一天。这天晚上轮到花匠老缪守夜。和以往一样，他每隔半小时在厂区走一圈，照例用手电照着查看围墙，经过小洋楼时还特地驻步点支烟抽，手电乱晃一阵方才离开。
刑警听了老缪的这番陈述，不禁面露苦笑，又是点烟又是乱晃手电，对付寻常小贼，没准儿就把他们吓跑了，但对于本案的作案者来说，这么做不但一点儿用处没有，反而给他提了醒——巡逻的来了，暂停一会儿，别弄出动静，等他走了再继续。
二、义盗“油黑猴”
8月6日上午，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核心领导会商决定，由市局、第七分局抽调精干警力组建专案组，第七分局局长高立业任组长，共有十三名成员，其中分局七名，市局六名。市局警员中有四名系原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资深刑警，领导考虑到失窃物品中有上海市军管会致华东军区首长的机密函件，难以断定这封函件是否案犯的主要目标，又指派市局第三处（社会处）两名侦查员龚伯仁、何诚参与专案侦查。龚伯仁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刑侦班，抗战时供职于重庆警察局，战后回南京，在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当刑警，被中共地下党发展为党员，利用刑警身份为党从事秘密工作。南京解放后，担任市局第三处副科长。此次被市局领导指定担任专案组副组长，协助高立业主持侦查工作。
当天上午九时许，专案组在热河路驻地——一座由解放军第34军第100师第300团（该团6月2日已奉命改编为南京市公安局警卫团）接管的无主庭院（接管后成为军方仓库）的后院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高立业向一干侦查员作了案情介绍后，请专案组副组长龚伯仁主持进行案情分析。
众侦查员认为，案犯在一个晚上连续作案撬窃两口银箱，不能排除有图谋密函的动机，但似以谋财动机为主。此人应该有前科，以前在南京地区被捕过，旧警局提留了他的相关信息，案犯之所以戴手套作案、作案后擦掉现场足迹，是为了防止警方根据痕迹进行比照，从而查出他的身份。
案犯趁金老爷子庆生之机下手，作案时直奔金宅与亚峰公司的两个保险柜，表明其对金氏父子的情况比较了解，对金宅（包括后邻黄家）以及亚峰公司的周边环境也熟悉，甚至知道黄家女主人饭后串门的时段。进入现场，案犯的行动干净利索，开门锁、破坏银箱、窃取钱物、毁灭痕迹后逃离，简直可用“从容不迫，一气呵成”来形容，结合其所处现场环境，可见这厮心理素质极佳，应该是一个积年老贼。
案犯使用的对付银箱的独门作案工具，专案组诸君在以往的案件中从没遇到过，只有老刑警王信晖以前审讯案犯时曾听说过有这种构思，有几个还进行过试验，但无一成功。眼前这厮竟然有了零的突破，这个信息如若传出去，江湖上的大小盗贼对这种技术肯定趋之若鹜，银箱制造厂商将要面临新的挑战，对于警方来说，则意味着更多的案子。
至于案犯为何没有拿走金宅银箱内的一千枚银洋，一种推测是可能他听见了什么动静，以为被发现了，必须尽快开溜，也就顾不上取银洋了。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因为案犯离开前还很有耐心地帮苦主打扫了一下“卫生”，这说明他并没有被惊动。
于是就有了另一种推测：他是针对金亚峰的那笔转让金（可能还有那封密函）来的，那是主要目标。可是，黄金和密函都没放在金宅的银箱里。这一点他事先大概也想到了，有一套应变预案，那就是去第二作案点亚峰公司。前面说过，金宅所在的大马路是热闹所在，入夜后不到下半夜是不会消停的。银箱里的金银首饰、美钞占不了多大地方，两件古董无非也就是紫砂壶和瓷盘，加在一起也没多重，但一千枚银洋就不同了。银洋每枚重量是七钱二分（十六两老秤），一千枚的重量是四十五市斤。案犯身上还背着一套撬银箱的工具，那可是精钢材质，重量自是不轻。来之前，案犯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银洋，不会专门准备容器，只能在现场找块被单之类的打个包袱。提着这么多东西离开现场，在那个时段出现在熙熙攘攘的大马路上，那不是等同于在自己额头上贴了盗贼的标签？况且他接下来还要去亚峰公司，背着四十五斤的银洋，那就不是“潇洒作案”而是体能测试了。
这应该就是案犯没有拿走银洋的原因。可问题又来了，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撕开银洋的封包纸，取出两枚带走呢？思来想去，侦查员最后想到了交通费——到亚峰公司作案后已经接近半夜，这个时候背着那么多赃物独自在街上行走，万一碰上巡逻队就不好办了，所以他从现场顺走了两枚银洋，作为叫出租车或三轮车的费用。
那么，应该如何着手调查呢？大伙儿又是一番热议，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向金亚峰父子及其家人（含佣人）、亲戚进行以下调查：是否向其他人泄露过金老爷子将其在上海的研究所转让出去，携带黄金和密函返回南京的信息；曾向何人提起过8月5日老爷子举办家宴庆生之事。第二，向金宅邻居以及亚峰公司员工了解以下情况：近日是否有人窥探、打听过金宅以及公司的情况；是否有人向邻里打听过金宅后邻黄家女主人平时的生活规律；她本人是否跟别人聊起过家人情况和活动规律。第三，走访大马路商家店铺、摊贩住户以及案发当天傍晚至午夜曾在下关一带揽过客的出租车司机或三轮车夫，了解是否有案犯出现的相关信息。第四，案犯以自制工具成功进行了两次撬窃，估计之前进行过多次试验。试验需要经费、场所，试验用的银箱是大件物品，而且应该不止一个，运输、存放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留下一点儿痕迹，有必要考虑通过各分局、派出所在南京全市范围内查摸。第五，走访全市帮会骨干以及看守所、监狱的在押犯，查摸本案案犯的相关信息。第六，鉴于金宅被窃财物中有首饰、古董，不排除案犯销赃的可能，所以有必要在南京及苏南至上海沿线城市进行布控。
专案组长高立业正要进行分工，忽然接到七分局打来的电话，有位名叫钱雨花的妇女求见。高立业马上意识到有情况，吩咐立即派员把这位钱女士送到热河路专案组驻地。
钱雨花即金宅后邻黄家的女主人，她出现在一干侦查员面前的时候，手里提着一个绿色带红花的搪瓷热水瓶。众人不解，这是什么情况？副组长龚伯仁一个眼色，离会议室门口最近的侦查员彭捷几步上前，一边招呼，一边伸手接过热水瓶。拎在手里，感觉那是一个空瓶，小彭更是奇怪，难道是出门买豆浆顺便去分局求见高局长的？正要随手把热水瓶放到墙边，钱雨花开腔说：“我就是为这个热水瓶来见高同志的。”
钱雨花带来的这个热水瓶直接导致专案组作出了改变侦查方向的决定——
黄家遭窃之事，钱雨花是在昨晚刑警上门调查时得知的。刑警在她家勘查时，她越想越害怕。如果丈夫黄工程师在家的话，她倒还有些底气。可是，前面说过，黄柯是长江航道局工程师，经常出差，这几天正好不在家。这样，钱雨花就对一会儿刑警离开后独自待在家里放不下心了。当然，她可以选择去邻居家住半宿，天明后再回来，可是，又担心窃贼去而复返，再来她家翻箱倒柜折腾一番怎么办？她家也有些许贵重细软。于是，她就跟一看就是领头的那位高同志（她不知这是第七分局局长）吐露了这份心思。对于高立业来说，这事当然容易解决，当下唤来担任现场外围警戒的派出所民警，说这事你们处理一下。
派出所的处置方式是请了两个女邻居过来与她做伴。今天上午，那两个邻居离开后，钱雨花寻思丈夫说好下午返回南京，晚餐得备好菜肴，就去菜市场买菜，自己顺便在外面的小店铺吃了早餐。回来后，收拾屋子、晾晒衣被、准备饭菜，一番忙碌，转眼就到了午后。一个人在家，寻思吃得简单些，弄点儿剩饭用温开水泡泡即可。这时，女主人有了新发现。她在拧开搪瓷热水瓶的外盖时，听到里面似有声音，把外盖取下，发现内有两枚银洋和一纸条子，上书：承蒙借道，谨致谢意；银洋两枚，敬请笑纳。落款是：油黑猴拜上。
这就是案犯打开金家的银箱后只取走两枚银洋的原因！
那张纸条，是从黄家客堂挂着的日历上随手撕下的，写字用的笔是挂在日历旁边用于随手记录的一支铅笔。
高立业扫视众人：“听说过‘油黑猴’这个匪号吗？”
副组长龚伯仁和资深留用刑警许成德、潘凌、王信晖、钱祖道、老史等人互相交换眼色，纷纷点头。然后，你一言他一语说开了这主儿——
大约二十年前，也即1930年前后，苏南地区江湖上冒出了一个盗贼。这主儿一出现就显得与众不同，一是作案喜欢独来独往，属于江南道上所谓之“独脚蟹”；二是专挑富裕人家下手，但从不光顾权贵府邸，作案留有余地，仅取走部分财物；三是胆大心细，从容冷静，事先必定把作案对象的底细、家庭成员状况、活动规律、内外地形等查摸清楚，然后在黄昏时分人们围坐一处用晚餐的时段（江湖谓之“灯下黑”）潜入现场，迅疾作案后离去；四是具有超强的反侦查意识，不分冬夏秋冬，作案一律戴手套，尽可能不留下痕迹；五是擅长对付各种锁具，其开锁技能不输于专业锁匠，但从没听说过这人能对付银箱。
据说这主儿姓丁，最初并无名号，作案也不算频繁，一直在南京到上海的铁路沿线城市流窜，每到一地只作一宗盗案，并未引起江湖以及警方的特别注意，偶尔提及此人，仅以“独脚蟹”这个非专用名号称之。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苏南地区，由于较其他地区富庶，盗贼多如牛毛，干这一行要想出名颇有难度，除非作一起惊天动地的大案。1934年，丁氏正好撞上一个机会，竟然一下子扬名江南。
这事发生在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市。丁氏去茅山访友时途经该市，遇上一个从苏北灾区一路行乞欲赴沪投奔朋友的老学究，还有几个弟子相随。老学究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几个少年弟子身无分文，已然陷入绝境。丁氏动了恻隐之心，对当地一户恶霸的宅邸下手，所获金钱用以解老学究和弟子们的燃眉之急。恶霸动用关系向镇江警方施压，限期破案，一干刑警找不到线索，就把老学究从医院抓进看守所关押。已逃离镇江的丁氏闻讯，返回镇江向警局投案，警方将老学究开释。几天后，丁氏获悉老学究师生已得江湖人士赞助赴沪，遂越狱脱逃。
丁氏之举立刻被江湖中人视为义举，到这份儿上，想不出名都难。镇江有家报纸的记者从警方内部获取信息，结合江湖传说撰写了文章，首次披露了丁氏的大名：丁松博。丁松博皮肤黝黑、身形瘦小、机灵如猴，不知哪个好事之徒给他起了个绰号“油黑猴”，倒也形象。丁松博自己对于“油黑猴”这个名号显然也是认可的，其后作案时在现场留名，用的就是“油黑猴”。
抗战期间，江南地区是沦陷区，“油黑猴”作案依旧，对象清一色是汉奸文官，偶尔也光顾日本商人的住宅或店铺，但一般不去碰军人，不论是伪军还是日军。因此，尽管他给苏南诸地的汉奸制造了不少麻烦，伪政权对他的追缉力度倒不算太大，虽曾数次遇险，不过最终都得以逃脱。1944年夏秋之交，汪伪政权曾大肆张贴布告，点名招安一批知名度比较高的匪盗，其中就包括丁松博，许诺只要自首，不但不会追究，还要“予以委用，给付重金”，希望丁“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为国出力，为民造福”。据说有若干被点名者“揭榜自新”，确实被“委用”了。但“油黑猴”对此不屑一顾。
抗战胜利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了“油黑猴”作案的消息。传说他被黑吃黑干掉了，也有说他金盆洗手，娶妻生子过隐居生活了，还有说他看破红尘，削发为僧了。
专案组成员中有两名留用刑警在南京沦陷后供职于日伪警察局，干的也是刑侦活儿，他们曾参与侦办过“油黑猴”所作的盗案，因失主（系日伪政府高官）不想张扬，案子半途而废。据他们回忆，当时在现场也发现了案犯故意留下的字条。这二位一说，立刻引起了高立业的注意，问是否建立了刑事卷宗。对此那二位有点儿吃不住。不过根据规定，既然勘查了现场，那就必须建立卷宗，现场遗留的那纸字条确实也作为物证收存了。
副组长龚伯仁当即给市局档案室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查到这份卷宗，以便对照字条的笔迹。片刻，对方回复，南京解放才三个多月，人手少事情多，旧档案还没来得及整理，如果专案组急着要，那就只有自己过来找了。不过，库房里积满灰尘，遍地狼藉，旧档案堆积如山，一时半会儿怕是难以找到。
这时，提供情况的两个刑警之一老潘开腔了，说当时主持勘查现场的日伪首都警察厅刑侦大队督察官任远章三年前中风瘫痪，现在就住在鼓楼那边，是否可以去问一下当时的情况。副组长龚伯仁当即和老潘驾一辆摩托前往鼓楼。
任远章虽然中风偏瘫，但脑子还算清晰，对“油黑猴”记忆犹新。据他回忆，当时的确建立了刑事卷宗，那张纸条原件是他看着承办员放入卷宗袋的。该案失主王秉承是日伪政府“工矿资源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前夕举家逃亡海外，不知下落。案发时，王正在浙江“视察”，家人向保泰街日伪首都警察总监署报案，总监署刑侦大队立刻出警。当天深夜，王从浙江回到南京，得知此事后，不知怎么想的，立刻给总监署总监（相当于警察厅长）打电话，说事儿不大，就不劳刑警弟兄们了，把案子撤了吧。次日上午，总监署通知任远章撤案，并按照王的要求把卷宗送交总监办，当场销毁。后来任远章听说，王秉承是担心此事会惊动正在南京“访问”的日本政界元老代表团，从而注意到他的财产情况，所以宁可破财，也不想把事情张扬出去。
这就没戏了。不过龚伯仁还是向任远章简述了本案的情况，询问这个洋科班出身的老侦探，该案是否“油黑猴”所为。任远章的回答是“很像”。至于销声匿迹后怎么又突然冒出来作案，任远章就说不上来了。
专案组决定，集中力量访查“油黑猴”的下落。
三、错捕疑犯
访查“油黑猴”是一桩难度非常大的活儿，这厮以前在江湖上名气虽不小，但信息却不透明。据任远章说，当时被点名召拢来参加侦查的刑警每个人都听说过“油黑猴”，可谁也不曾收集到“油黑猴”的详细信息。
专案组成员钱祖道回忆，1937年5月，南京太平桥“大盈棉纱行”老板顾大盈寓所发生窃案，现场墙壁上有“油黑猴”的留言。那个年代，南京警方虽已经有了刑事鉴识员，但只限于勘验脚印、指纹等痕迹，不能进行笔迹鉴定，所以，墙上“油黑猴”的留言连照片也没有拍摄。当时钱祖道系东区警察局见习刑警，被分派去镇江向当地警方询查1934年“油黑猴”自首后在看守所拍摄的照片和提取的指纹档案。可是，钱祖道白跑了一趟，镇江同行说，他们还没来得及给“油黑猴”拍照和提取指纹，这厮就脱逃了。之后，“油黑猴”再未被捕过，也就谈不上留下相关鉴定真实身份的档案资料了。
由此可见，“油黑猴”接受了1934年出道伊始在镇江的那次教训，特别注意掩藏自己的真面目。他作案时从不把事情做绝，就像绿林道上讲行规的响马，劫道时会给苦主留一份盘缠，不把人逼到走投无路只好上吊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是说明此人多少有点儿原则，所谓盗亦有道，另一方面，既然他并非罪大恶极，也就不至于成为警方过分关注的对象。
此刻，专案组讨论下来，认为要打听“油黑猴”的信息，似可着眼于其讲究江湖规矩、讲究义气这方面。既然讲义气，那就必定要交朋友，别人不知道他的信息，朋友肯定会知道若干情况，否则，那就不是真正跟人交朋友了。
侦查方向有了，众侦查员兵分几路，对市局及各分局看守所、老虎桥监狱、集训大队关押的对象以及帮会人物、盗窃惯犯和街头锁匠进行访查。
次日，8月7日，侦查员许成德、小梁那一拨获得一条线索：两天前，有人曾在夫子庙看到过“油黑猴”！
这条线索的获取和一个名叫罗通的工匠有关。罗通从小对机械感兴趣，初中毕业后考进了机械技工学校，因成绩优异，被北洋政府官费派赴德国留学两年。回国后，他先后在上海、苏州、镇江、南京的大工厂做过工程师。抗战爆发，南京沦陷，罗拒绝了日本人的邀请，于是日方放出风声，任何工厂、作坊一律不准雇佣罗通，违者严惩！罗通只好自寻出路，在街头摆了个维修摊头，大到汽车摩托，小至锁具拉链，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连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摩托车都请他去修。罗通拒绝“出诊”，宪兵队只好把坏车拉到摊头上来，罗通方肯动手修理（否则只怕就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就这样一直干到抗战胜利，罗通干习惯了，决定就这样干下去算了。不久，黑道朋友又盯上了他，举凡开锁配钥匙的活儿络绎不绝，还有登门拜师的。刑警也时不时来找他帮忙开一些一般锁匠无法对付的锁具或银箱，时间长了，有投缘的刑警跟他交上了朋友，无意间发现罗师傅这边有许多现成的破案线索。从此，罗通就成了警方的耳目。
南京解放前，许成德系国民党首都警察厅刑侦总队的四个情报专员之一，罗通则是他的专属耳目。两人接触密切，罗通向许成德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当时，许成德已经跟警察厅里的中共地下党员有接触，后者正在奉命收集有关南京黑道、帮会方面的情报资料，就把罗通提供的一些与之相关的情报转给了地下党组织。今年3月，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的罗通喝酒后突然中风，因送医迟缓留下了后遗症，从此再也没法儿干他钟爱的机械维修活儿了。
这次，许成德接受访查“油黑猴”的使命后，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罗通，就和搭档小梁一起去拜访。可是，两人登门后得到的却是坏消息，罗通半个多月前再次中风，尽管及时送医，还是回天乏力，后天就是“三七”。出面接待的是罗通的大儿子、银行职员罗明，他认识许成德，知道老许是金陵名探，一向无事不登三宝殿。许成德便把来意说了说。罗明说巧了，您说的这个“油黑猴”在我爸过世前几天来过我家！
那是7月16日，黄昏时罗明下班回家，看见家里客堂一侧靠墙的那张矮桌上放着几样礼品：火腿一只、糕点两罐、香烟两条，桌旁的地上还有一个贴着彩色商标的大坛子，近前一看，是封缸酒，上面标明内装五十市斤——这些东西在当时乃是一份重礼了。罗明就问母亲是谁送来的，母亲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这时，在家休产假的妻子张秀娟从里间出来，说送礼的人自称是咱爸的徒弟，姓丁，从镇江来的，在街上的摊位没找到咱爸，就到家里来了；妈告诉他咱爸去乡下走亲戚了，他就问什么地方，听妈说了地址，他说那个地方他知道，这就过去找。然后就走了。
这种陌生人登门的情况以往常有，罗家也不以为奇。当晚罗通回家后，听妻子、儿媳说起此事，却说没有人来乡下找过他。又听她们描述了来人的年龄、模样，说那应该是“油黑猴”。再看四样礼品，说这份礼不轻，看来这小子有解决不了的事儿要我帮忙。今天没来，估计明天就会上门。
第二天“油黑猴”没登门，是否去了街上罗通的摊头，罗明不清楚。许成德寻思，“油黑猴”特地从镇江赶过来，还带了这么一份重礼，定有要事向罗通求教。而老罗这人能解决得了的事八成与机械相关。那是7月中旬的事儿，8月初就发生了金宅、亚峰公司银箱撬窃案。难道“油黑猴”专程赴宁找罗通，是为了讨教如何对付那两口银箱的问题？许成德和小梁查看了那坛已经开封但尚未喝完的封缸酒（其余三样礼品，办丧事的时候都用掉了），记下了商家地址。
次日上午，许成德和小梁根据专案组领导的指令，前往镇江进行调查。他们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镇江警方的协助向在押或者虽未拘捕但已被控制的黑道、帮会分子了解“油黑猴”的情况；二是不惊动镇江同行，直接将“油黑猴”送给罗通的礼物作为切入点向商家调查。他们选择了后者。
“油黑猴”带到南京的四样礼品，三样已经没了，包装都没剩下，只好在那坛封缸酒上动脑筋了。两人去了位于润州路上的“景隆酒坊”，这是一户自产自销的商家，以销售自酿的米酒、封缸酒为主，也销售自产的酒酿和米醋，传统工艺，价格公道，生意一向兴隆。小梁对商家是否还记得半个多月前有“油黑猴”那样一个顾客去买酒有点儿信心不足，许成德却说应该记得，估计上去一打听店家就会想起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据罗家人告知，那天这位丁先生是坐轮船从长江前往南京的，上岸后，他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前往罗家。使罗家人感到吃惊的一个细节是，马车驶至罗家门前停下后，他可能是担心坛子被车夫不小心打碎，没让人家相帮搬送，而是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然一手拎着整条火腿和糕点香烟，另一手提着那个超过五十斤的酒坛步履轻松地进了罗家，脸不变色气不喘。许成德因此认为，“油黑猴”去“景隆酒坊”买酒时很有可能也是自己动手把整坛酒拎出店堂的。如果这个估断没错，那酒坊方面对此肯定也会留下深刻印象，毕竟有这等膂力的主顾并不多见。
果然，“景隆酒坊”的账房、伙计都记得此人，说那是丁先生，经常来买酒，陈酒（即黄酒）、封缸酒都是买五十斤一整坛的，从来不要伙计相帮，自己一手拎了就走。
那么，这位丁先生是干什么营生的呢？伙计说他是开修车行的，技术不错，胜利（指抗战胜利）那年冬天，美国兵舰停在镇江码头，船上机器坏了，洋轮机匠修理不了，听说了丁先生的名头，派了两个军官开一辆小吉普把他请去，一鼓捣就给弄好了。
既然有地址，刑警决定直接登门。到修车行一问，一个三十七八岁身穿玄色印度纱短袖褂子的男子从里屋踱出来，一手夹着香烟，一手端着一把紫砂壶，很休闲的样子，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冲许、梁微微颔首：“敝人姓丁，不知二位先生有何见教？”
小梁冷冷发问：“你最近去过南京吗？”
“去过。”
“哪天去的？”
“8月3日去，6日回。怎么呢？”
许成德与小梁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一个亮出证件，一个掏出手铐：“如此，请你跟我们走一遭！”
专案组领导听说许成德和小梁把“油黑猴”押解回宁，立刻由副组长龚伯仁出面主持讯问。
走进讯问室，龚伯仁先让去了“油黑猴”的镣铐，小梁有点儿不放心：“这人犯力气很大，听说还练过武术，不得不防啊！”
龚伯仁微微一笑：“已经进来了，还怕他逃？”接着又请“油黑猴”抽烟，还给倒了茶水，简直是将其当客人对待了。随口聊了几句，龚伯仁问对方是什么文化程度，丁答称初中毕业。龚说那你写几个字给我看看，小梁便递过纸笔，龚伯仁说了十几个字，丁一一照录。
然后正式开始讯问，人犯自报姓名丁松博。龚伯仁开门见山说到了撬窃银箱的案子，丁松博大吃一惊，说怪不得又是手铐又是脚镣，原来是把我当江洋大盗了！同志，你们弄弄清楚，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良民啊！你说的那个案子跟我没关系。
龚伯仁不动声色：“既然如此，那就说说8月3日到6日这三天你在南京做了些什么事？”
丁就把这三天的经历详细说了说。他是开修车行的，以修理汽车、摩托车为主。镇江解放前夕，原先向他提供零配件的国民党部队汽车修理所随军逃跑，不知去向。这样，车行的零配件就断档了，只好四处求助。镇江没有生产零配件的厂家，也没有处理报废汽车摩托车的处理场，新政权规定，报废车辆一律交军方送南京统一处理。没办法，他只好到南京来寻门路。上月中旬来过一次，找到了技艺高超人脉广泛的罗师傅。罗通帮他联系了一个关系，他当即前往，赶巧人家正要出趟远门，见面没谈到正题，让他8月初再去，这就有了8月3日至6日的南京之行。他与罗师傅介绍的窦姓老板相约在夫子庙“如意酒家”吃饭，窦自然要告诉他罗通猝死的消息，不过他表示，他和罗师傅是多年好友，罗师傅托付的事儿一定要办，然后就叫手下人陪他去看了几处报废机动车的堆场，8月5日下午和晚上具体谈了生意细节，签署了合同，次日，丁就回镇江了。
丁氏说话时神态自如，侦查员猜测其言多半靠谱。当下，龚伯仁问明丁氏来宁那几天下榻的旅馆以及窦老板的地址，指派侦查员董怀中、彭捷等即刻前去调查相关情况。
这边讯问继续进行，问丁氏是否知道十五年前镇江的那桩“义盗”新闻。丁说这个案子我知道，当时报纸我也看了，新闻里说的那个“油黑猴”跟我同名，让我很是尴尬。不过，后来报馆登门道歉了，说是他们把名字搞错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丁松博告诉刑警，丁家代代习武，祖上出过好几个武将，最厉害的一位在雍正年间当过正三品参将。到他父亲老丁那一代，家道败落，便开了家武馆，丁松博从九岁开始就在武馆与一班学员跟着老丁和其他武师习练。老丁做惯了教头，脾气很大，听说那个“义盗”——当时江湖上还没有送他“油黑猴”的绰号——跟儿子同名，就觉得不爽。偏偏老丁又特别喜欢较真儿，在镇江人头也熟，各行各业都有朋友、弟子。报馆的一个大股东董先生的公子是丁松博的师兄，老丁就找上门去询问此事是否搞错了，一个江洋大盗和自己的儿子同名，还登了报纸，弄得一家人好生难堪。其实董先生只是投资，报馆具体事务是不管的，但董先生对老丁一向尊重，就给警察局打了电话，问下来，原来那个“义盗”的姓名是丁宋伯，记者是电话采访的，也没问清楚，就照发音随意记录了。
后来那个“义盗”出了名，得了一个名号叫“油黑猴”。一道习武的师兄弟、机修公司的同事经常拿这事跟丁松博打趣，也开玩笑一般叫他“油黑猴”。开始丁松博也就一笑了之，可偏偏他的体形、肤色跟传说中的“油黑猴”相似，因为是学武的，身手也敏捷，再加上朋友们故意误导，有人就当了真，经常在他背后指指戳戳。起初丁松博还要解释几句，不料越描越黑，久而久之，丁松博也就懒得解释了。老丁对此很是气愤，但也无可奈何，就跟儿子说，反正白的说不成黑的，只要你好自为之，不干歹事儿，行得正站得稳，警察也好道上也好，不会不问青红皂白跟你过不去的。
老丁病逝后，武馆没了，丁松博用武馆的房子开了这家修车行。出去联系业务时，有人把他当“油黑猴”看待，他也不更正。如果生意伙伴是道上的朋友，他更是被高看一眼，做生意反而更顺利了。他跟南京的罗师傅就是这样认识的。罗师傅修车技术好，也有路子搞得到紧俏零配件，丁松博遇到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就经常跑到南京去向他求助。
讯问到此，龚伯仁等人已经基本认定没戏了。果然，去旅馆调查的侦查员打来电话说，旅馆方面证明，丁松博那三天确实下榻在他们那里，白天出门办事，晚上在旅馆里待着，无人来访，三个晚上都跟伙计们下棋打扑克，5日那天晚上干脆和老板、账房以及另一个旅客打起了麻将，玩到后半夜才歇，丁先生输了十多万（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又过了一会儿，向窦老板调查的侦查员回来了，证实丁松博所言属实。
8月9日上午，市局技术室送来了笔迹鉴定结果：丁松博的笔迹与案犯在黄家现场留下的字条完全不符。
丁松博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四、净世和尚
差不多就在同时，专案组侦查员钱祖道、齐舟在苏南行署常州专区下辖的宜兴县芳桥乡岱华山下的潮音寺与“油黑猴”丁宋伯的真身见面了。
钱祖道、齐舟都是留用刑警，分别供职于市局和第七分局，副组长龚伯仁指派他们去市局看守所向在押人犯（重点是盗窃犯）了解“油黑猴”的线索。这活儿还真是选对了人，钱祖道原本就是专门侦查盗窃案的刑警，而其搭档齐舟则是下关那一带小偷的克星，经他们之手被送去坐牢的盗窃犯有多少，他们自己都不记得。而且两人——特别是钱祖道，侦破案件的手段比较高明，跟窃贼打交道讲究江湖规矩，即使是被他们亲手捕获的对象，对他们也是口服心服，人前背后提起他们，都说是一贴老膏药。因此，黑道上肯买他们账的人颇多。
可以想象，这会儿两人带着自掏腰包购买的香烟来到看守所，让看守员把人犯从监房提出来，递烟沏茶询问情况，那些对象肯定都愿意配合。况且，这里面还有将功折罪的利好因素。纵然如此，一个个对象问下来，他们大多知道“油黑猴”这个人物，有的还亲眼见到过甚至一起喝过老酒，可是，都不清楚抗战胜利后他的行踪，传言当然有不少，但人犯都说“不靠谱”。钱祖道、齐舟正沮丧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犯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线索并非直接和“油黑猴”有关，不过对于专案组来说，多少算是一线希望。该人犯告诉侦查员，据他所知，南京道上有那么一号，人称“羊老板”，他应该晓得“油黑猴”的下落，而且可靠程度颇高。理由呢？很简单——“油黑猴”这个绰号就是羊老板给起的。年轻人犯之所以知道这个情况，是因为羊老板是他的嫡亲舅舅。
羊老板做的并非贩卖活羊为饭庄提供肉源的生意，甚至够不上旧时社会局工商处认可的商铺老板资格，他从事的是收赃销赃营生，兼带提供把黑钱漂白的有偿服务。至于羊，那是人家的姓氏，百家姓里写着的，三国两晋的时候是北方大姓，也出了不少人物，西晋名臣羊祜就是其中最着名的一位。
旧时南京专事收赃销赃的“老板”很少，因为这门营生风险甚高，而且需求量也不是很大。城西一带就羊老板一个，黑道上只要提及“水西门羊老板”，尽人皆知。羊老板名济仁，五十来岁，他干这一行竟然还是祖传，打自曾祖父那一代就开始了。如果这一行也挂招牌的话，算得上是老字号了。收赃、销赃即便在旧社会也是非法勾当，有谁敢半公开干，那必定跟警方有默契，这可不是随便搞定几个警员就能行的，至少需要一定级别的警务长官的默认。要想长期保持这份默契，仅靠金钱是不够的，还得给人家提供黑道情报，以及相帮警匪之间有时必不可少的沟通。羊济仁精于此道，在警方和黑道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据说抗战时，他还把这种沟通延伸到日伪与“军统”、“中统”之间。
那么，羊老板跟“油黑猴”是怎么扯上关系的呢？大凡盗贼初出道时，作案通常不算问题，成问题并且容易失风的是销赃环节。可以说，一个成功的盗贼，必须具有可靠的销赃渠道；由成功发展到辉煌，最后想金盆洗手了，还得有可靠之人相帮把黑钱漂白。在当时的南京，羊老板就是这样一个最佳推手。对新出道的盗贼来说，在获得羊老板的认可后，还能避免因菜鸟经验不足历练不够而被警方追捕、同道倾轧之类的麻烦。“油黑猴”这只独脚蟹得以安全行走江湖，有一半是羊老板的功劳。后来，丁宋伯有了“义盗”的名声，羊老板为助其迅速出名，就给他起了“油黑猴”这个诨号，果然一炮打响。
南京解放后，羊老板瞧形势不对头，立刻“歇业”，闭门不出，道上人物谁也不搭理。此刻钱祖道、齐舟登门，羊老板不敢怠慢。听钱、齐说了来意，羊老板微微颔首：“二位就为这事来的？不好意思，老朽如今闭门不出，不知本城发生了这等案子，如此作案手法，老朽也是头回听说，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至于丁宋伯嘛，我敢打包票，这个案子跟他没关系。当然，口说无凭，我给二位一个地址，你们去那里跟他见个面就清楚了。”
说罢，羊济仁取了张白纸，用毛笔写下“宜兴芳桥潮音寺”几个字。
钱祖道、齐舟请示专案组领导后，便按图索骥前往宜兴。潮音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却是一座千年古刹。不过，1949年时，这座庙宇已被兵灾战火折腾得不成样子。“义盗”丁宋伯就在这里出家，法号净世，使侦查员吃惊的是，他的一条腿竟然断了，拄着拐杖方能行走。
看到侦查员惊疑的神情，净世和尚淡淡一笑，从禅房里取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上面有印着钢戳的照片，清清楚楚地写着姓名丁宋伯、籍贯南京，还有一纸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由“中华民国江苏省第一行政督察区宜兴县政府”颁发的度牒。
净世问侦查员：“是为贫僧民国时期涉案而来，还是另有他事？”
钱祖道、齐舟两个都是老刑警，却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动身过来时，原本是准备将这人提溜去南京的，眼前这一幕却使他们不得不改变主意——断了一条腿，显见得是不可能作案的，那就没必要拘人了。当然，笔录还是要做一份的，以便留档备查。又提取了他的字迹，准备拿回去比对——尽管两刑警已经确信此人与银箱窃案无关，但必要的证据还是要留下，同时跟他讲清楚，在笔迹鉴定结果出来前，不能离开潮音寺，由寺庙住持为其担保。
做完笔录，钱、齐两人没有转身就走。尽管案子不是净世和尚作的，但他毕竟是民国年间有名的大盗，能不能提供些对眼下这个案子有用的线索呢？于是就跟净世聊了聊，聊天的话题，就从他这个“油黑猴”的绰号开始。
一问才知道，所谓“油黑猴”，其实应该是“酉黑猴”。起这个绰号的羊老板少年时读过数年私塾，平时闲着没事，喜欢捧着册古籍摇头晃脑吟诵，还能画几笔丹青，写几行书法，对天干地支也说得出点儿道道。1934年，丁宋伯从镇江脱逃返宁后，羊老板设席为其洗尘压惊，当场送其绰号曰“酉黑猴”。丁宋伯询其涵义，羊老板一番解释，他才明白这个“酉”指的是酉时。古人把一天分为十二时辰，依子丑寅卯的次序排列，酉时即傍晚五点至七点，正是丁宋伯擅长的“灯下黑”作案时间。可是，道上朋友没文化，即使把这个绰号写出来，十个有八个也不认得“酉”字，人云亦云，口口相传，传了一阵就成了“油黑猴”。丁宋伯对此感到无奈，但也不可能登报发个启事予以更正，只得随别人叫去了。
侦查员问他的腿是什么时候断的，丁宋伯说那还是抗战胜利前两个多月的事。应道上朋友相托，他去上海江湾镇上一日军军官寓所行窃一口皮箱（不知内盛何物）。当时，他也是利用“灯下黑”时段，趁主人宴请宾客之机翻墙进入现场的，皮箱顺利得手，抛出墙外由同伙接下了，但在逃离时被一个日本女佣发现，惊叫起来。日军闻声而出，其中一个拔枪射击，把已经上了墙头的“油黑猴”左腿打伤。幸好外面接应的同伙备有汽车，立刻将其抬上车离开上海，直奔苏州，找医生治疗。不幸枪伤过重，取出子弹后伤口继续恶化，最后只好截肢。纵然如此，伤情也一直不稳定，持续到年底方才彻底脱离危险。这时抗战已经胜利，“油黑猴”寻思这回栽得厉害，今后没法儿再在江湖上混，只有出家了。于是，就到其母亲的出生地宜兴芳桥潮音寺剃度。
钱祖道、齐舟听着，没有吭声，暗忖专程赴沪行窃日军军官寓所，且有指定盗窃目标，动用汽车接应，接应的同伙行事很有章法，显然事先是有预案的；事后的治疗，料想费用不菲，这些都不是寻常窃贼做得到的。而且这事封得很紧，江湖上都不知道。由此可见，请“油黑猴”出马的不会是一般的江湖朋友，多半具有政治背景。具体是国共哪一方的，丁宋伯没说，侦查员也没问。钱、齐估计是国民党某个特务系统的可能性较大。
接着就聊到了专案组面临的这个案子。丁宋伯听了侦查员对案情的简述，说这个案犯的行事风格跟我蛮像的，还冒用我的名号，存心陷我于不义。不过，这人只知道我的作案习惯，应该和我没有直接交往，不会是我的朋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残废的事。另外，从盗窃技术来说，我算不上一流的。我惯于玩“灯下黑”，凭的是胆大心细，这不算技术。至于开锁，一般的锁具当然难不住我，但银箱我绝对没法儿对付。不瞒二位，我倒是也动过对付银箱的脑筋，还花了钱钞买了些物件进行试验，甚至请羊老板帮我介绍开银箱的高手，好向人家学学。但羊老板不同意，他说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老天注定，比如你小宋吧，就是“灯下黑”的料，不用去动其他脑筋。再说，我是销赃的，你是盗窃的，虽然都是黑道，但并不同行，你是“盗行”，我是“销行”。道上有道上的规矩，我既然是“销行”，那就只管“销行”的事，不插手“盗行”。你若有缘遇到开银箱的高手，你自管向他拜师，我不会干预，但我绝对不能坏了规矩给你介绍。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黑道也是如此。这番话彻底打消了我的念头，从此再也不去想对付银箱的事儿了。
侦查员听丁宋伯这么一说，顿时有了兴趣，请他聊聊当初是如何琢磨对付银箱的，是否想到过采用和本案类似的作案手法。丁宋伯说，这个方法我还当真考虑过，也做过试验，但没成功。我这人喜欢琢磨，屡次失败后，我就换了一个角度考虑：我想出的那些对付银箱的手段，研制银箱的工匠技师肯定早就想到了，在制造时就预先作了防范。在这方面，我跟他们相比，水平显然不在一个档次上，我是永远无法超越他们的。想通了这一点，我也就不再强求。现在您二位突然告诉我，居然有人用这种方法打开了银箱，我还真是没想到。这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基本不发出声响，只不过时间要长一些，另外作案工具也比较复杂，分量重不说，还占地方，攀屋翻墙时可能会成为累赘，弄出动静。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不过，我还真是挺佩服这主儿的。
丁宋伯进一步解释，据他以前对银箱的研究，要把箱门与箱体之间那条头发丝般的缝隙顶开，从理论上来说完全可行，但实际操作中，很难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就是制作工具的材料。银箱本来就是用特种钢材制作的，要硬生生破坏银箱，那就需要更加坚硬的材料制作工具。这种材料怎么获得，甚至世界上是不是有这种材料都不清楚，所以，丁宋伯干脆就放弃了。
回宁途中，钱祖道、齐舟回想起丁宋伯的那番话，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总觉得丁那番陈述似是话中有话。两人合计，是不是他对这个案子是有些想法的，只是故意不把话说透？这样一分析，齐舟就有一种回潮音寺再跟丁宋伯细细聊一聊的冲动。但钱祖道的意见是不要返回。跟丁宋伯聊了这许久，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人比较相信宿命那一套。就仿佛羊老板说的，一个人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都是老天注定，不可强求。既然他故意神神道道，说一半留一半，那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悟。以他的逻辑，我们悟出来了，就算有缘；否则，说也无益。此刻我们即便返回，他也不会跟我们多说什么。我们还是先回南京向领导交差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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