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公安法治文學月刊《啄木鳥》
一、一夜兩案
1949年8月5日。南京市。
其時南京市有十三個區，其中第七區也稱下關，老南京人俗稱“城外”。本案苦主金亞峰的寓所就位於該區大馬路（大馬路系地名，並非泛指）。
據史料記載，當年的大馬路商賈雲集，乃金陵城北區域最繁華之街市，洋行、貨棧隨處可見，每晚夜市必至午夜。洋貨店鋪一有時新商品，城內闊太太大小姐必坐洋車前來選購。這樣的所在，房價通常不會便宜。能在大馬路置業的，都屬於有錢階級。
當天晚上十時許，南京市公安局治安處接到金亞峰的報案電話，稱其大馬路寓所內的保險箱被撬，初步點檢，失竊黃金珠寶首飾多件、稀珍古玩兩件以及美鈔五千。案情報至治安處長洪沛霖，洪處長認為這是一起重大盜竊案，應由市局和案發地第七分局聯合偵查，於是當即跟第七分局局長高立業聯繫。
稍後，市局和第七分局的一干刑警趕到金宅。現場總指揮高立業指令市局技術室派來的痕跡鑑識員（當時沿用舊時稱謂）姜鏗、汪見春進入現場勘驗痕跡，其餘刑警分別向苦主及其家人瞭解情況。
這天是金亞峰六十歲生日。暮色初降時分，若干至親齊聚金宅。慶生酒宴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待到送走最後一個客人，老爺子按照慣例去書房想把當天的日記記了，卻發現原本鎖著的書房門此刻是虛掩的，推開一看，大驚失色：室內裡側靠牆放著的那口銀箱的門也是虛掩的！當下疾步入內查看下來，箱內十九件黃金珠寶首飾，明代紫砂名壺、北宋瓷碟各一，以及五千美元不翼而飛！上千銀洋倒沒被竊走，但其中一封已經打開了，少了兩枚。
金家寓所分為前後兩進，後面有個院子，書房位於後側那排房屋的底樓，與舉行慶生家宴的前部客廳隔著一個大天井。偵查員推測，案犯是從與金宅後院一牆之隔的另一戶黃姓居民家翻牆而入的。案犯作案時戴著手套，逃離現場前用書房門口小花園井臺上的拖把將其留下的腳印擦掉，因此，未能提取到其指紋、腳印。稍後，痕跡鑑識員將書房門上的司必靈鎖拆下來，發現銅質鎖芯上有新鮮的劃痕，由此斷定，案犯是使用類似鎖匠特有之職業開鎖工具打開書房門鎖的。
那麼，銀箱又是如何打開的呢？偵查員查看之下，一個個目瞪口呆。案犯並沒有專門對付銀箱的開鎖工具，銀箱是被他硬生生撬開的，而這個撬開銀箱的方法，卻使得偵查員們大為歎服——案犯把特種鋼材製作的三角形楔塊通過螺旋或者液壓工具強行頂入鎖舌一側箱門與箱體之間的縫隙，隨著壓力的增大（其間換過楔塊），把箱門、箱體扣合處的鋼板向兩邊撐開少許，再使用特製的爪形鋼質撬棍，把從箱門嵌入箱體的兩道鎖舌硬生生地撬離，從而打開了銀箱的門。
這種作案手法，連那幾個見多識廣的留用老刑警也不禁連連搖頭，表示不可思議。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所謂箱門與箱體之間的“縫隙”，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概念，在合格的正牌銀箱上，是很難找到這個縫隙的。保險箱（櫃）的生產商對箱門與箱體之間的空隙有嚴格的質量標準，以當時常見的日本“固關牌”保險箱為例，其廣告稱該空隙“難能插入女性細發”。通常這個部位是竊賊作案時首先想到的切入點，也是銀箱最薄弱的環節，生產商必須特別重視。為確保質量，每款產品研製出來後，除了廠家自己進行破壞性試驗，有時還會邀請“各路高手”前往測試。可以說，凡是在市場上有點兒名氣的品牌，都已經解決了對於這個環節的防範問題。自民國以來，用類似手段撬竊銀箱的案子幾乎絕跡，而這個案子卻是個例外。
還有一個情況使刑警感到不解。毫無疑問，案犯是奔著錢財來的，拿走了黃金珠寶首飾和美鈔，還有兩件古玩。可銀箱裡放著二十封銀洋（每封五十枚），他卻只拆開一封的前部封紙，似是隨手之舉，只拿走了最外面的兩枚。這是什麼路數？刑警中有幾位是原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的資深探員，曾擔綱主持偵破1948年春夏之交發生於南京的一樁轟動一時的系列盜竊案（即赤壁路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公館、百子亭外交部長王世傑公館、薩家灣英國大使館、蘆蓆營阿富汗大使館、天竺路加拿大大使館、上海路美國大使館、普陀路參謀總長陳誠公館、琅琊路前首都警察廳廳長韓文煥公館等十五處外國使領館、權貴公館被盜案件），可謂名噪江南。但此刻面對這一幕，也是皺眉苦思不得要領。
竊賊作案後，循原路逃離現場。鑑識員在金宅後院與鄰居黃家相隔的圍牆上，提取到了數截長短不一的纖維，應是竊賊攀越牆頭時留下的，據此判斷，其作案時所穿的衣服是七八成新的藏青色卡其布料。
刑警順帶也勘查了鄰居黃家的情況：黃家的房子在金宅尚未購置前是一塊狹長的空地，產權與金宅一併屬於房主黃柯的伯父所有。十七年前，伯父準備把造了不到一年的房子轉讓給金亞峰時，家在蘇州的黃柯大學畢業，在南京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伯父說那你就在南京安家吧，遂把後面那塊狹長的地皮送給侄子，並資助其造起了房子。此後，黃柯就在金宅後面一直住到現在。黃柯是長江航道局工程師，經常在外出差；去年夏天，其子又被上海同濟大學錄取，所以黃宅平日裡只有黃妻錢雨花獨居。如此過日子難免寂寞，錢氏就經常在晚飯後去馬路對面的李家與李老太太聊天。是日傍晚六時許，錢氏照例出門，回家時她記得客堂迎門牆上的掛鐘顯示是七點五十分左右，並未發現家裡有什麼異常。金宅的慶生家宴是六點開始的，這就是說，案犯的作案時段就在六點到七點五十分之間。
黃家因地段比較特殊，大門位於後面那條巷子裡，作為唯一進出的正門，而周邊各戶人家或店鋪、公司都是把後門開在這裡，天黑之後大多關門上鎖無人進出。刑警估計案犯就是趁此機會，使用開鎖工具打開黃家大門潛入的。稍後，鑑識員檢查黃家的門鎖，證實了這一判斷。
結束勘查時已是8月6日凌晨兩點，高立業招呼市局刑警一起回分局吃個夜宵，然後再做計議。可是，這頓夜宵竟沒吃成。一干刑警剛到七分局，高立業就接到市局總值班電話：江邊路“南京亞峰公司”發生銀箱撬竊案，要求七分局立刻出警！
更讓刑警意外的是，“南京亞峰公司”的老闆竟是金亞峰，所以，金老爺子是罕見的雙重苦主。
金亞峰早年東渡日本留學，攻讀的是當時在國內屬於冷門的冶金專業，完成學業回國時已是辛亥革命之後，原由清廷南洋大臣曾國荃、北洋大臣李鴻章批准建立的江南製造局鍊鋼廠被上海軍政府易名為上海製造局鍊鋼廠，金亞峰被該廠聘為高級工程師。1917年8月，國民政府將上海製造局鍊鋼廠改為上海兵工廠鍊鋼廠。金亞峰因有留學日本的背景，被指派赴日招聘冶金專家來華擔任技術顧問，指導上海兵工廠鍊鋼廠冶煉新型鋼材。完成該項工作後，根據已被聘為顧問的數名日本專家的建議，獲得公費留在日本深造的機會。兩年後，在日本獲得博士學位，被成立於1895年的川崎鋼鐵株式會社聘為附設的冶煉技術學院講師（稍後聘為教授）。
1929年，國民政府財政部將隸屬於上海兵工廠的鍊鋼廠劃出，改名為上海鍊鋼廠，直屬軍政部兵工署管轄。次年，金亞峰辭去日本的工作返回國內，擔任上海鍊鋼廠的技術顧問，並斥私資在廠內設立由其自負盈虧、專事研究的鋼鐵研究所。同時，又在南京江邊路下關電廠旁邊購置地皮建造廠房，辦了一家研製特殊鋼材的公司。
抗戰爆發，上海、南京相繼淪陷。金亞峰在上海鍊鋼廠內的研究所未隨該廠撤遷重慶，連同上海鍊鋼廠未及撤遷的設備一併被日方強遷至江南造船所，作為“敵產”被沒收。南京的公司則因金亞峰在日本軍方技術人員中的熟人（兩次留學時的同學）斡旋得以保留，金亞峰立刻改變經營項目，不再研製特種鋼材，專做銷售生意。戰時鋼鐵緊缺，銷售是受到嚴格監控的，日軍為此還特地派員專門入駐公司就地監視。即便如此，金亞峰還是多次冒險把製造武器急需的無縫鋼管等秘密出售給新四軍，有時也向國民黨方面提供。戰後，經金亞峰大力斡旋，國民黨接收官員簽發命令，將其南京、上海的公司先後退還，金亞峰得以繼續經營。
金亞峰不得不佩服中共地下黨收集情報的精準。與其有同窗之誼的日本專家被遣返回國前，曾留贈他一些重要的資料，這事連戴笠、毛人鳳以及鄭介民執掌的“軍統”、“保密局”、“國防部二廳”都毫不知曉，中共地下黨竟然清楚。上海戰役還沒開打，地下黨就已經安排特工日夜提供秘密保護，並準備了汽車、船隻，一旦遇到危險，隨時可以協助其撤離。
上海解放不久，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孫冶方即派員把金亞峰請去。金亞峰表示願意將保存的冶金技術資料捐獻給人民政府，孫冶方則提出這些資料連同金亞峰在上海的研究所一併由政府出資收購。最終雙方商定，所有資料捐獻給政府，研究所以黃金五十兩（十六兩老秤）的價格轉讓。
之前，金亞峰跟兒子金幼峰進行了一次談話，大意是上海的研究所準備轉讓，南京這邊的公司一直是你在負責，今後就完全由你執掌，老爸我也該退休養老了。那筆轉讓金你拿著，作為公司今後的發展資金。想了想，又說這裡還有一封信，也是跟亞峰公司有關的，也由你保管吧，過幾天我帶你去一個地方，這封信是跟對方見面的憑證。
金宅失竊當晚，刑警結束勘查後，兒子、兒媳、女兒等都去休息了，老爺子讓妻子沏了杯茶，坐在書房裡琢磨著今晚遭竊之事，老伴兒也幫著分析。這當兒，他接到電話，得知亞峰公司也遭竊了。
老爺子馬上想起他給兒子的五十兩黃金和那封信。那封信出自上海市軍管會重工業處處長孫冶方之手，是寫給華東軍區負責兵工軍械的一位首長的。由於封著口，金亞峰也不知道具體寫了些什麼，根據孫冶方跟他談話的內容和收信人的身份，估計應該與他的專業——冶煉特種鋼材有關。鑑於豎式信封右上角小框內印著紅色粗體的“機密”二字，內容自然是保密的，他決定直接向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周興報案。老爺子手頭沒有周局長的電話，只能致電市局總機，總機接線員把電話接到當晚擔任總值班主任的副局長趙蒼璧那裡。趙副局長聞之立刻作出佈置：請金氏父子即去亞峰公司；急告治安處長洪沛霖安排出警。
亞峰公司所在地也屬於第七分局的管轄範圍，當下，高立業率先前勘查金宅的原班人馬立刻前往，一會兒，市局治安處長洪沛霖也帶著刑警驅車而至。
“亞峰”是一家研製特種鋼材的具有小型鍊鋼能力的公司，該公司的“制”，並不是真的推出產品，雖有冶煉用的小高爐，但只是為製作樣品以便繼續研究。當然，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規模相當於一家小型鍊鋼廠。金幼峰是這家公司的實際執掌者，他的辦公室位於廠區後側一座小洋樓的二樓，隔著圍牆就是長江江堤。襄理王守祥和財務程會計兩人合用的辦公室就在他的辦公室隔壁，內有一個鐵皮文件箱，放置著賬冊和現金、空白支票等，但案犯對此不感興趣，他的目標是金幼峰辦公室裡的那口銀箱。
案犯的作案手法與上半夜在金宅如出一轍：從江堤攀越圍牆潛入公司，避開守夜人的例行巡邏，潛至小洋樓前，使用開鎖工具捅開司必靈鎖。上到二樓後，沒進襄理財務室，直奔金幼峰的辦公室。金幼峰辦公室的這口銀箱跟金宅的一樣，也是日本“固關牌”，只是比家裡那口大一些，案犯用同樣的手段撬開了銀箱。
好在老爺子從上海市軍管會獲得的那筆轉讓金沒有被竊走。拿到那五十兩黃金後，金幼峰與妻子商量，把黃金放到岳父家保管了。但也並非沒有損失：他瞞著妻子在公司銀箱裡暗藏的兩千美金不幸被案犯順走。美金放在一個書本大小的白銅盒子裡，上面有密碼暗鎖，案犯大概是懶得費勁兒，乾脆把盒子一併拿走了。錢財損失還在其次，最讓金幼峰焦慮的是，老爺子交給他的那封重要信件也放在銅盒裡，此刻失竊，怎麼向政府交代？
案犯具有較強反偵查意識，在亞峰公司作案時也戴著手套，逃離現場時擦去腳印，現場勘查並未獲得什麼有價值的線索。由於形勢原因，這段時間亞峰公司的業務基本處於停頓狀態。研究工作仍在進行，但用於檢驗研究成果的實驗性冶煉早已停止，員工晚上都不上班，通常只留兩人值守。兩人中，一個是專職門衛，一直待在門衛室；另一個由花匠、雜役、廚工等輪班，守夜後次日可以休息一天。這天晚上輪到花匠老繆守夜。和以往一樣，他每隔半小時在廠區走一圈，照例用手電照著查看圍牆，經過小洋樓時還特地駐步點支菸抽，手電亂晃一陣方才離開。
刑警聽了老繆的這番陳述，不禁面露苦笑，又是點菸又是亂晃手電，對付尋常小賊，沒準兒就把他們嚇跑了，但對於本案的作案者來說，這麼做不但一點兒用處沒有，反而給他提了醒——巡邏的來了，暫停一會兒，別弄出動靜，等他走了再繼續。
二、義盜“油黑猴”
8月6日上午，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核心領導會商決定，由市局、第七分局抽調精幹警力組建專案組，第七分局局長高立業任組長，共有十三名成員，其中分局七名，市局六名。市局警員中有四名系原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的資深刑警，領導考慮到失竊物品中有上海市軍管會致華東軍區首長的機密函件，難以斷定這封函件是否案犯的主要目標，又指派市局第三處（社會處）兩名偵查員龔伯仁、何誠參與專案偵查。龔伯仁畢業於國民黨中央警官學校刑偵班，抗戰時供職於重慶警察局，戰後回南京，在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當刑警，被中共地下黨發展為黨員，利用刑警身份為黨從事秘密工作。南京解放後，擔任市局第三處副科長。此次被市局領導指定擔任專案組副組長，協助高立業主持偵查工作。
當天上午九時許，專案組在熱河路駐地——一座由解放軍第34軍第100師第300團（該團6月2日已奉命改編為南京市公安局警衛團）接管的無主庭院（接管後成為軍方倉庫）的後院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高立業向一干偵查員作了案情介紹後，請專案組副組長龔伯仁主持進行案情分析。
眾偵查員認為，案犯在一個晚上連續作案撬竊兩口銀箱，不能排除有圖謀密函的動機，但似以謀財動機為主。此人應該有前科，以前在南京地區被捕過，舊警局提留了他的相關信息，案犯之所以戴手套作案、作案後擦掉現場足跡，是為了防止警方根據痕跡進行比照，從而查出他的身份。
案犯趁金老爺子慶生之機下手，作案時直奔金宅與亞峰公司的兩個保險櫃，表明其對金氏父子的情況比較瞭解，對金宅（包括後鄰黃家）以及亞峰公司的周邊環境也熟悉，甚至知道黃家女主人飯後串門的時段。進入現場，案犯的行動乾淨利索，開門鎖、破壞銀箱、竊取錢物、毀滅痕跡後逃離，簡直可用“從容不迫，一氣呵成”來形容，結合其所處現場環境，可見這廝心理素質極佳，應該是一個積年老賊。
案犯使用的對付銀箱的獨門作案工具，專案組諸君在以往的案件中從沒遇到過，只有老刑警王信暉以前審訊案犯時曾聽說過有這種構思，有幾個還進行過試驗，但無一成功。眼前這廝竟然有了零的突破，這個信息如若傳出去，江湖上的大小盜賊對這種技術肯定趨之若鶩，銀箱製造廠商將要面臨新的挑戰，對於警方來說，則意味著更多的案子。
至於案犯為何沒有拿走金宅銀箱內的一千枚銀洋，一種推測是可能他聽見了什麼動靜，以為被發現了，必須儘快開溜，也就顧不上取銀洋了。但經過分析，這樣的可能性並不存在，因為案犯離開前還很有耐心地幫苦主打掃了一下“衛生”，這說明他並沒有被驚動。
於是就有了另一種推測：他是針對金亞峰的那筆轉讓金（可能還有那封密函）來的，那是主要目標。可是，黃金和密函都沒放在金宅的銀箱裡。這一點他事先大概也想到了，有一套應變預案，那就是去第二作案點亞峰公司。前面說過，金宅所在的大馬路是熱鬧所在，入夜後不到下半夜是不會消停的。銀箱裡的金銀首飾、美鈔佔不了多大地方，兩件古董無非也就是紫砂壺和瓷盤，加在一起也沒多重，但一千枚銀洋就不同了。銀洋每枚重量是七錢二分（十六兩老秤），一千枚的重量是四十五市斤。案犯身上還揹著一套撬銀箱的工具，那可是精鋼材質，重量自是不輕。來之前，案犯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多銀洋，不會專門準備容器，只能在現場找塊被單之類的打個包袱。提著這麼多東西離開現場，在那個時段出現在熙熙攘攘的大馬路上，那不是等同於在自己額頭上貼了盜賊的標籤？況且他接下來還要去亞峰公司，揹著四十五斤的銀洋，那就不是“瀟灑作案”而是體能測試了。
這應該就是案犯沒有拿走銀洋的原因。可問題又來了，既然如此，他為什麼又撕開銀洋的封包紙，取出兩枚帶走呢？思來想去，偵查員最後想到了交通費——到亞峰公司作案後已經接近半夜，這個時候揹著那麼多贓物獨自在街上行走，萬一碰上巡邏隊就不好辦了，所以他從現場順走了兩枚銀洋，作為叫出租車或三輪車的費用。
那麼，應該如何著手調查呢？大夥兒又是一番熱議，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應當向金亞峰父子及其家人（含傭人）、親戚進行以下調查：是否向其他人洩露過金老爺子將其在上海的研究所轉讓出去，攜帶黃金和密函返回南京的信息；曾向何人提起過8月5日老爺子舉辦家宴慶生之事。第二，向金宅鄰居以及亞峰公司員工瞭解以下情況：近日是否有人窺探、打聽過金宅以及公司的情況；是否有人向鄰里打聽過金宅後鄰黃家女主人平時的生活規律；她本人是否跟別人聊起過家人情況和活動規律。第三，走訪大馬路商家店鋪、攤販住戶以及案發當天傍晚至午夜曾在下關一帶攬過客的出租車司機或三輪車伕，瞭解是否有案犯出現的相關信息。第四，案犯以自制工具成功進行了兩次撬竊，估計之前進行過多次試驗。試驗需要經費、場所，試驗用的銀箱是大件物品，而且應該不止一個，運輸、存放的過程中，不可能不留下一點兒痕跡，有必要考慮通過各分局、派出所在南京全市範圍內查摸。第五，走訪全市幫會骨幹以及看守所、監獄的在押犯，查摸本案案犯的相關信息。第六，鑑於金宅被竊財物中有首飾、古董，不排除案犯銷贓的可能，所以有必要在南京及蘇南至上海沿線城市進行布控。
專案組長高立業正要進行分工，忽然接到七分局打來的電話，有位名叫錢雨花的婦女求見。高立業馬上意識到有情況，吩咐立即派員把這位錢女士送到熱河路專案組駐地。
錢雨花即金宅後鄰黃家的女主人，她出現在一干偵查員面前的時候，手裡提著一個綠色帶紅花的搪瓷熱水瓶。眾人不解，這是什麼情況？副組長龔伯仁一個眼色，離會議室門口最近的偵查員彭捷幾步上前，一邊招呼，一邊伸手接過熱水瓶。拎在手裡，感覺那是一個空瓶，小彭更是奇怪，難道是出門買豆漿順便去分局求見高局長的？正要隨手把熱水瓶放到牆邊，錢雨花開腔說：“我就是為這個熱水瓶來見高同志的。”
錢雨花帶來的這個熱水瓶直接導致專案組作出了改變偵查方向的決定——
黃家遭竊之事，錢雨花是在昨晚刑警上門調查時得知的。刑警在她家勘查時，她越想越害怕。如果丈夫黃工程師在家的話，她倒還有些底氣。可是，前面說過，黃柯是長江航道局工程師，經常出差，這幾天正好不在家。這樣，錢雨花就對一會兒刑警離開後獨自待在家裡放不下心了。當然，她可以選擇去鄰居家住半宿，天明後再回來，可是，又擔心竊賊去而復返，再來她家翻箱倒櫃折騰一番怎麼辦？她家也有些許貴重細軟。於是，她就跟一看就是領頭的那位高同志（她不知這是第七分局局長）吐露了這份心思。對於高立業來說，這事當然容易解決，當下喚來擔任現場外圍警戒的派出所民警，說這事你們處理一下。
派出所的處置方式是請了兩個女鄰居過來與她做伴。今天上午，那兩個鄰居離開後，錢雨花尋思丈夫說好下午返回南京，晚餐得備好菜餚，就去菜市場買菜，自己順便在外面的小店鋪吃了早餐。回來後，收拾屋子、晾曬衣被、準備飯菜，一番忙碌，轉眼就到了午後。一個人在家，尋思吃得簡單些，弄點兒剩飯用溫開水泡泡即可。這時，女主人有了新發現。她在擰開搪瓷熱水瓶的外蓋時，聽到裡面似有聲音，把外蓋取下，發現內有兩枚銀洋和一紙條子，上書：承蒙借道，謹致謝意；銀洋兩枚，敬請笑納。落款是：油黑猴拜上。
這就是案犯打開金家的銀箱後只取走兩枚銀洋的原因！
那張紙條，是從黃家客堂掛著的日曆上隨手撕下的，寫字用的筆是掛在日曆旁邊用於隨手記錄的一支鉛筆。
高立業掃視眾人：“聽說過‘油黑猴’這個匪號嗎？”
副組長龔伯仁和資深留用刑警許成德、潘凌、王信暉、錢祖道、老史等人互相交換眼色，紛紛點頭。然後，你一言他一語說開了這主兒——
大約二十年前，也即1930年前後，蘇南地區江湖上冒出了一個盜賊。這主兒一出現就顯得與眾不同，一是作案喜歡獨來獨往，屬於江南道上所謂之“獨腳蟹”；二是專挑富裕人家下手，但從不光顧權貴府邸，作案留有餘地，僅取走部分財物；三是膽大心細，從容冷靜，事先必定把作案對象的底細、家庭成員狀況、活動規律、內外地形等查摸清楚，然後在黃昏時分人們圍坐一處用晚餐的時段（江湖謂之“燈下黑”）潛入現場，迅疾作案後離去；四是具有超強的反偵查意識，不分冬夏秋冬，作案一律戴手套，儘可能不留下痕跡；五是擅長對付各種鎖具，其開鎖技能不輸於專業鎖匠，但從沒聽說過這人能對付銀箱。
據說這主兒姓丁，最初並無名號，作案也不算頻繁，一直在南京到上海的鐵路沿線城市流竄，每到一地只作一宗盜案，並未引起江湖以及警方的特別注意，偶爾提及此人，僅以“獨腳蟹”這個非專用名號稱之。上世紀三十年代前期的蘇南地區，由於較其他地區富庶，盜賊多如牛毛，幹這一行要想出名頗有難度，除非作一起驚天動地的大案。1934年，丁氏正好撞上一個機會，竟然一下子揚名江南。
這事發生在當時的江蘇省會鎮江市。丁氏去茅山訪友時途經該市，遇上一個從蘇北災區一路行乞欲赴滬投奔朋友的老學究，還有幾個弟子相隨。老學究身染重病，奄奄一息，幾個少年弟子身無分文，已然陷入絕境。丁氏動了惻隱之心，對當地一戶惡霸的宅邸下手，所獲金錢用以解老學究和弟子們的燃眉之急。惡霸動用關係向鎮江警方施壓，限期破案，一干刑警找不到線索，就把老學究從醫院抓進看守所關押。已逃離鎮江的丁氏聞訊，返回鎮江向警局投案，警方將老學究開釋。幾天後，丁氏獲悉老學究師生已得江湖人士贊助赴滬，遂越獄脫逃。
丁氏之舉立刻被江湖中人視為義舉，到這份兒上，想不出名都難。鎮江有家報紙的記者從警方內部獲取信息，結合江湖傳說撰寫了文章，首次披露了丁氏的大名：丁松博。丁松博皮膚黝黑、身形瘦小、機靈如猴，不知哪個好事之徒給他起了個綽號“油黑猴”，倒也形象。丁松博自己對於“油黑猴”這個名號顯然也是認可的，其後作案時在現場留名，用的就是“油黑猴”。
抗戰期間，江南地區是淪陷區，“油黑猴”作案依舊，對象清一色是漢奸文官，偶爾也光顧日本商人的住宅或店鋪，但一般不去碰軍人，不論是偽軍還是日軍。因此，儘管他給蘇南諸地的漢奸製造了不少麻煩，偽政權對他的追緝力度倒不算太大，雖曾數次遇險，不過最終都得以逃脫。1944年夏秋之交，汪偽政權曾大肆張貼布告，點名招安一批知名度比較高的匪盜，其中就包括丁松博，許諾只要自首，不但不會追究，還要“予以委用，給付重金”，希望丁“迷途知返，浪子回頭，為國出力，為民造福”。據說有若干被點名者“揭榜自新”，確實被“委用”了。但“油黑猴”對此不屑一顧。
抗戰勝利後，江湖上再也沒有了“油黑猴”作案的消息。傳說他被黑吃黑幹掉了，也有說他金盆洗手，娶妻生子過隱居生活了，還有說他看破紅塵，削髮為僧了。
專案組成員中有兩名留用刑警在南京淪陷後供職於日偽警察局，乾的也是刑偵活兒，他們曾參與偵辦過“油黑猴”所作的盜案，因失主（系日偽政府高官）不想張揚，案子半途而廢。據他們回憶，當時在現場也發現了案犯故意留下的字條。這二位一說，立刻引起了高立業的注意，問是否建立了刑事卷宗。對此那二位有點兒吃不住。不過根據規定，既然勘查了現場，那就必須建立卷宗，現場遺留的那紙字條確實也作為物證收存了。
副組長龔伯仁當即給市局檔案室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查到這份卷宗，以便對照字條的筆跡。片刻，對方回覆，南京解放才三個多月，人手少事情多，舊檔案還沒來得及整理，如果專案組急著要，那就只有自己過來找了。不過，庫房裡積滿灰塵，遍地狼藉，舊檔案堆積如山，一時半會兒怕是難以找到。
這時，提供情況的兩個刑警之一老潘開腔了，說當時主持勘查現場的日偽首都警察廳刑偵大隊督察官任遠章三年前中風癱瘓，現在就住在鼓樓那邊，是否可以去問一下當時的情況。副組長龔伯仁當即和老潘駕一輛摩托前往鼓樓。
任遠章雖然中風偏癱，但腦子還算清晰，對“油黑猴”記憶猶新。據他回憶，當時的確建立了刑事卷宗，那張紙條原件是他看著承辦員放入卷宗袋的。該案失主王秉承是日偽政府“工礦資源部”副部長，抗戰勝利前夕舉家逃亡海外，不知下落。案發時，王正在浙江“視察”，家人向保泰街日偽首都警察總監署報案，總監署刑偵大隊立刻出警。當天深夜，王從浙江回到南京，得知此事後，不知怎麼想的，立刻給總監署總監（相當於警察廳長）打電話，說事兒不大，就不勞刑警弟兄們了，把案子撤了吧。次日上午，總監署通知任遠章撤案，並按照王的要求把卷宗送交總監辦，當場銷燬。後來任遠章聽說，王秉承是擔心此事會驚動正在南京“訪問”的日本政界元老代表團，從而注意到他的財產情況，所以寧可破財，也不想把事情張揚出去。
這就沒戲了。不過龔伯仁還是向任遠章簡述了本案的情況，詢問這個洋科班出身的老偵探，該案是否“油黑猴”所為。任遠章的回答是“很像”。至於銷聲匿跡後怎麼又突然冒出來作案，任遠章就說不上來了。
專案組決定，集中力量訪查“油黑猴”的下落。
三、錯捕疑犯
訪查“油黑猴”是一樁難度非常大的活兒，這廝以前在江湖上名氣雖不小，但信息卻不透明。據任遠章說，當時被點名召攏來參加偵查的刑警每個人都聽說過“油黑猴”，可誰也不曾收集到“油黑猴”的詳細信息。
專案組成員錢祖道回憶，1937年5月，南京太平橋“大盈棉紗行”老闆顧大盈寓所發生竊案，現場牆壁上有“油黑猴”的留言。那個年代，南京警方雖已經有了刑事鑑識員，但只限於勘驗腳印、指紋等痕跡，不能進行筆跡鑑定，所以，牆上“油黑猴”的留言連照片也沒有拍攝。當時錢祖道系東區警察局見習刑警，被分派去鎮江向當地警方詢查1934年“油黑猴”自首後在看守所拍攝的照片和提取的指紋檔案。可是，錢祖道白跑了一趟，鎮江同行說，他們還沒來得及給“油黑猴”拍照和提取指紋，這廝就脫逃了。之後，“油黑猴”再未被捕過，也就談不上留下相關鑑定真實身份的檔案資料了。
由此可見，“油黑猴”接受了1934年出道伊始在鎮江的那次教訓，特別注意掩藏自己的真面目。他作案時從不把事情做絕，就像綠林道上講行規的響馬，劫道時會給苦主留一份盤纏，不把人逼到走投無路只好上吊的地步。之所以如此，一是說明此人多少有點兒原則，所謂盜亦有道，另一方面，既然他並非罪大惡極，也就不至於成為警方過分關注的對象。
此刻，專案組討論下來，認為要打聽“油黑猴”的信息，似可著眼於其講究江湖規矩、講究義氣這方面。既然講義氣，那就必定要交朋友，別人不知道他的信息，朋友肯定會知道若干情況，否則，那就不是真正跟人交朋友了。
偵查方向有了，眾偵查員兵分幾路，對市局及各分局看守所、老虎橋監獄、集訓大隊關押的對象以及幫會人物、盜竊慣犯和街頭鎖匠進行訪查。
次日，8月7日，偵查員許成德、小梁那一撥獲得一條線索：兩天前，有人曾在夫子廟看到過“油黑猴”！
這條線索的獲取和一個名叫羅通的工匠有關。羅通從小對機械感興趣，初中畢業後考進了機械技工學校，因成績優異，被北洋政府官費派赴德國留學兩年。回國後，他先後在上海、蘇州、鎮江、南京的大工廠做過工程師。抗戰爆發，南京淪陷，羅拒絕了日本人的邀請，於是日方放出風聲，任何工廠、作坊一律不準僱傭羅通，違者嚴懲！羅通只好自尋出路，在街頭擺了個維修攤頭，大到汽車摩托，小至鎖具拉鍊，什麼問題都能解決，連日本憲兵隊的汽車摩托車都請他去修。羅通拒絕“出診”，憲兵隊只好把壞車拉到攤頭上來，羅通方肯動手修理（否則只怕就要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就這樣一直幹到抗戰勝利，羅通幹習慣了，決定就這樣幹下去算了。不久，黑道朋友又盯上了他，舉凡開鎖配鑰匙的活兒絡繹不絕，還有登門拜師的。刑警也時不時來找他幫忙開一些一般鎖匠無法對付的鎖具或銀箱，時間長了，有投緣的刑警跟他交上了朋友，無意間發現羅師傅這邊有許多現成的破案線索。從此，羅通就成了警方的耳目。
南京解放前，許成德系國民黨首都警察廳刑偵總隊的四個情報專員之一，羅通則是他的專屬耳目。兩人接觸密切，羅通向許成德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當時，許成德已經跟警察廳裡的中共地下黨員有接觸，後者正在奉命收集有關南京黑道、幫會方面的情報資料，就把羅通提供的一些與之相關的情報轉給了地下黨組織。今年3月，原本就有心血管疾病的羅通喝酒後突然中風，因送醫遲緩留下了後遺症，從此再也沒法兒幹他鍾愛的機械維修活兒了。
這次，許成德接受訪查“油黑猴”的使命後，第一個想起的就是羅通，就和搭檔小梁一起去拜訪。可是，兩人登門後得到的卻是壞消息，羅通半個多月前再次中風，儘管及時送醫，還是迴天乏力，後天就是“三七”。出面接待的是羅通的大兒子、銀行職員羅明，他認識許成德，知道老許是金陵名探，一向無事不登三寶殿。許成德便把來意說了說。羅明說巧了，您說的這個“油黑猴”在我爸過世前幾天來過我家！
那是7月16日，黃昏時羅明下班回家，看見家裡客堂一側靠牆的那張矮桌上放著幾樣禮品：火腿一隻、糕點兩罐、香菸兩條，桌旁的地上還有一個貼著彩色商標的大罈子，近前一看，是封缸酒，上面標明內裝五十市斤——這些東西在當時乃是一份重禮了。羅明就問母親是誰送來的，母親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這時，在家休產假的妻子張秀娟從裡間出來，說送禮的人自稱是咱爸的徒弟，姓丁，從鎮江來的，在街上的攤位沒找到咱爸，就到家裡來了；媽告訴他咱爸去鄉下走親戚了，他就問什麼地方，聽媽說了地址，他說那個地方他知道，這就過去找。然後就走了。
這種陌生人登門的情況以往常有，羅家也不以為奇。當晚羅通回家後，聽妻子、兒媳說起此事，卻說沒有人來鄉下找過他。又聽她們描述了來人的年齡、模樣，說那應該是“油黑猴”。再看四樣禮品，說這份禮不輕，看來這小子有解決不了的事兒要我幫忙。今天沒來，估計明天就會上門。
第二天“油黑猴”沒登門，是否去了街上羅通的攤頭，羅明不清楚。許成德尋思，“油黑猴”特地從鎮江趕過來，還帶了這麼一份重禮，定有要事向羅通求教。而老羅這人能解決得了的事八成與機械相關。那是7月中旬的事兒，8月初就發生了金宅、亞峰公司銀箱撬竊案。難道“油黑猴”專程赴寧找羅通，是為了討教如何對付那兩口銀箱的問題？許成德和小梁查看了那壇已經開封但尚未喝完的封缸酒（其餘三樣禮品，辦喪事的時候都用掉了），記下了商家地址。
次日上午，許成德和小梁根據專案組領導的指令，前往鎮江進行調查。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通過鎮江警方的協助向在押或者雖未拘捕但已被控制的黑道、幫會分子瞭解“油黑猴”的情況；二是不驚動鎮江同行，直接將“油黑猴”送給羅通的禮物作為切入點向商家調查。他們選擇了後者。
“油黑猴”帶到南京的四樣禮品，三樣已經沒了，包裝都沒剩下，只好在那壇封缸酒上動腦筋了。兩人去了位於潤州路上的“景隆酒坊”，這是一戶自產自銷的商家，以銷售自釀的米酒、封缸酒為主，也銷售自產的酒釀和米醋，傳統工藝，價格公道，生意一向興隆。小梁對商家是否還記得半個多月前有“油黑猴”那樣一個顧客去買酒有點兒信心不足，許成德卻說應該記得，估計上去一打聽店家就會想起來。
為什麼這麼說呢？據羅家人告知，那天這位丁先生是坐輪船從長江前往南京的，上岸後，他叫了一輛出租馬車前往羅家。使羅家人感到吃驚的一個細節是，馬車駛至羅家門前停下後，他可能是擔心罈子被車伕不小心打碎，沒讓人家相幫搬送，而是自己動手。自己動手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竟然一手拎著整條火腿和糕點香菸，另一手提著那個超過五十斤的酒罈步履輕鬆地進了羅家，臉不變色氣不喘。許成德因此認為，“油黑猴”去“景隆酒坊”買酒時很有可能也是自己動手把整壇酒拎出店堂的。如果這個估斷沒錯，那酒坊方面對此肯定也會留下深刻印象，畢竟有這等膂力的主顧並不多見。
果然，“景隆酒坊”的賬房、夥計都記得此人，說那是丁先生，經常來買酒，陳酒（即黃酒）、封缸酒都是買五十斤一整壇的，從來不要夥計相幫，自己一手拎了就走。
那麼，這位丁先生是幹什麼營生的呢？夥計說他是開修車行的，技術不錯，勝利（指抗戰勝利）那年冬天，美國兵艦停在鎮江碼頭，船上機器壞了，洋輪機匠修理不了，聽說了丁先生的名頭，派了兩個軍官開一輛小吉普把他請去，一鼓搗就給弄好了。
既然有地址，刑警決定直接登門。到修車行一問，一個三十七八歲身穿玄色印度紗短袖褂子的男子從裡屋踱出來，一手夾著香菸，一手端著一把紫砂壺，很休閒的樣子，但一雙眼睛炯炯有神，衝許、梁微微頷首：“敝人姓丁，不知二位先生有何見教？”
小梁冷冷發問：“你最近去過南京嗎？”
“去過。”
“哪天去的？”
“8月3日去，6日回。怎麼呢？”
許成德與小梁迅速交換了一個眼色，一個亮出證件，一個掏出手銬：“如此，請你跟我們走一遭！”
專案組領導聽說許成德和小梁把“油黑猴”押解回寧，立刻由副組長龔伯仁出面主持訊問。
走進訊問室，龔伯仁先讓去了“油黑猴”的鐐銬，小梁有點兒不放心：“這人犯力氣很大，聽說還練過武術，不得不防啊！”
龔伯仁微微一笑：“已經進來了，還怕他逃？”接著又請“油黑猴”抽菸，還給倒了茶水，簡直是將其當客人對待了。隨口聊了幾句，龔伯仁問對方是什麼文化程度，丁答稱初中畢業。龔說那你寫幾個字給我看看，小梁便遞過紙筆，龔伯仁說了十幾個字，丁一一照錄。
然後正式開始訊問，人犯自報姓名丁松博。龔伯仁開門見山說到了撬竊銀箱的案子，丁松博大吃一驚，說怪不得又是手銬又是腳鐐，原來是把我當江洋大盜了！同志，你們弄弄清楚，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良民啊！你說的那個案子跟我沒關係。
龔伯仁不動聲色：“既然如此，那就說說8月3日到6日這三天你在南京做了些什麼事？”
丁就把這三天的經歷詳細說了說。他是開修車行的，以修理汽車、摩托車為主。鎮江解放前夕，原先向他提供零配件的國民黨部隊汽車修理所隨軍逃跑，不知去向。這樣，車行的零配件就斷檔了，只好四處求助。鎮江沒有生產零配件的廠家，也沒有處理報廢汽車摩托車的處理場，新政權規定，報廢車輛一律交軍方送南京統一處理。沒辦法，他只好到南京來尋門路。上月中旬來過一次，找到了技藝高超人脈廣泛的羅師傅。羅通幫他聯繫了一個關係，他當即前往，趕巧人家正要出趟遠門，見面沒談到正題，讓他8月初再去，這就有了8月3日至6日的南京之行。他與羅師傅介紹的竇姓老闆相約在夫子廟“如意酒家”吃飯，竇自然要告訴他羅通猝死的消息，不過他表示，他和羅師傅是多年好友，羅師傅託付的事兒一定要辦，然後就叫手下人陪他去看了幾處報廢機動車的堆場，8月5日下午和晚上具體談了生意細節，簽署了合同，次日，丁就回鎮江了。
丁氏說話時神態自如，偵查員猜測其言多半靠譜。當下，龔伯仁問明丁氏來寧那幾天下榻的旅館以及竇老闆的地址，指派偵查員董懷中、彭捷等即刻前去調查相關情況。
這邊訊問繼續進行，問丁氏是否知道十五年前鎮江的那樁“義盜”新聞。丁說這個案子我知道，當時報紙我也看了，新聞裡說的那個“油黑猴”跟我同名，讓我很是尷尬。不過，後來報館登門道歉了，說是他們把名字搞錯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丁松博告訴刑警，丁家代代習武，祖上出過好幾個武將，最厲害的一位在雍正年間當過正三品參將。到他父親老丁那一代，家道敗落，便開了家武館，丁松博從九歲開始就在武館與一班學員跟著老丁和其他武師習練。老丁做慣了教頭，脾氣很大，聽說那個“義盜”——當時江湖上還沒有送他“油黑猴”的綽號——跟兒子同名，就覺得不爽。偏偏老丁又特別喜歡較真兒，在鎮江人頭也熟，各行各業都有朋友、弟子。報館的一個大股東董先生的公子是丁松博的師兄，老丁就找上門去詢問此事是否搞錯了，一個江洋大盜和自己的兒子同名，還登了報紙，弄得一家人好生難堪。其實董先生只是投資，報館具體事務是不管的，但董先生對老丁一向尊重，就給警察局打了電話，問下來，原來那個“義盜”的姓名是丁宋伯，記者是電話採訪的，也沒問清楚，就照發音隨意記錄了。
後來那個“義盜”出了名，得了一個名號叫“油黑猴”。一道習武的師兄弟、機修公司的同事經常拿這事跟丁松博打趣，也開玩笑一般叫他“油黑猴”。開始丁松博也就一笑了之，可偏偏他的體形、膚色跟傳說中的“油黑猴”相似，因為是學武的，身手也敏捷，再加上朋友們故意誤導，有人就當了真，經常在他背後指指戳戳。起初丁松博還要解釋幾句，不料越描越黑，久而久之，丁松博也就懶得解釋了。老丁對此很是氣憤，但也無可奈何，就跟兒子說，反正白的說不成黑的，只要你好自為之，不幹歹事兒，行得正站得穩，警察也好道上也好，不會不問青紅皂白跟你過不去的。
老丁病逝後，武館沒了，丁松博用武館的房子開了這家修車行。出去聯繫業務時，有人把他當“油黑猴”看待，他也不更正。如果生意夥伴是道上的朋友，他更是被高看一眼，做生意反而更順利了。他跟南京的羅師傅就是這樣認識的。羅師傅修車技術好，也有路子搞得到緊俏零配件，丁松博遇到解決不了的技術問題，就經常跑到南京去向他求助。
訊問到此，龔伯仁等人已經基本認定沒戲了。果然，去旅館調查的偵查員打來電話說，旅館方面證明，丁松博那三天確實下榻在他們那裡，白天出門辦事，晚上在旅館裡待著，無人來訪，三個晚上都跟夥計們下棋打撲克，5日那天晚上乾脆和老闆、賬房以及另一個旅客打起了麻將，玩到後半夜才歇，丁先生輸了十多萬（舊版人民幣，與新版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又過了一會兒，向竇老闆調查的偵查員回來了，證實丁松博所言屬實。
8月9日上午，市局技術室送來了筆跡鑑定結果：丁松博的筆跡與案犯在黃家現場留下的字條完全不符。
丁松博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四、淨世和尚
差不多就在同時，專案組偵查員錢祖道、齊舟在蘇南行署常州專區下轄的宜興縣芳橋鄉岱華山下的潮音寺與“油黑猴”丁宋伯的真身見面了。
錢祖道、齊舟都是留用刑警，分別供職於市局和第七分局，副組長龔伯仁指派他們去市局看守所向在押人犯（重點是盜竊犯）瞭解“油黑猴”的線索。這活兒還真是選對了人，錢祖道原本就是專門偵查盜竊案的刑警，而其搭檔齊舟則是下關那一帶小偷的剋星，經他們之手被送去坐牢的盜竊犯有多少，他們自己都不記得。而且兩人——特別是錢祖道，偵破案件的手段比較高明，跟竊賊打交道講究江湖規矩，即使是被他們親手捕獲的對象，對他們也是口服心服，人前背後提起他們，都說是一貼老膏藥。因此，黑道上肯買他們賬的人頗多。
可以想象，這會兒兩人帶著自掏腰包購買的香菸來到看守所，讓看守員把人犯從監房提出來，遞煙沏茶詢問情況，那些對象肯定都願意配合。況且，這裡面還有將功折罪的利好因素。縱然如此，一個個對象問下來，他們大多知道“油黑猴”這個人物，有的還親眼見到過甚至一起喝過老酒，可是，都不清楚抗戰勝利後他的行蹤，傳言當然有不少，但人犯都說“不靠譜”。錢祖道、齊舟正沮喪的時候，一個年輕人犯提供了一條線索。這個線索並非直接和“油黑猴”有關，不過對於專案組來說，多少算是一線希望。該人犯告訴偵查員，據他所知，南京道上有那麼一號，人稱“羊老闆”，他應該曉得“油黑猴”的下落，而且可靠程度頗高。理由呢？很簡單——“油黑猴”這個綽號就是羊老闆給起的。年輕人犯之所以知道這個情況，是因為羊老闆是他的嫡親舅舅。
羊老闆做的並非販賣活羊為飯莊提供肉源的生意，甚至夠不上舊時社會局工商處認可的商鋪老闆資格，他從事的是收贓銷贓營生，兼帶提供把黑錢漂白的有償服務。至於羊，那是人家的姓氏，百家姓裡寫著的，三國兩晉的時候是北方大姓，也出了不少人物，西晉名臣羊祜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舊時南京專事收贓銷贓的“老闆”很少，因為這門營生風險甚高，而且需求量也不是很大。城西一帶就羊老闆一個，黑道上只要提及“水西門羊老闆”，盡人皆知。羊老闆名濟仁，五十來歲，他幹這一行竟然還是祖傳，打自曾祖父那一代就開始了。如果這一行也掛招牌的話，算得上是老字號了。收贓、銷贓即便在舊社會也是非法勾當，有誰敢半公開幹，那必定跟警方有默契，這可不是隨便搞定幾個警員就能行的，至少需要一定級別的警務長官的默認。要想長期保持這份默契，僅靠金錢是不夠的，還得給人家提供黑道情報，以及相幫警匪之間有時必不可少的溝通。羊濟仁精於此道，在警方和黑道之間找到了一個最佳平衡點。據說抗戰時，他還把這種溝通延伸到日偽與“軍統”、“中統”之間。
那麼，羊老闆跟“油黑猴”是怎麼扯上關係的呢？大凡盜賊初出道時，作案通常不算問題，成問題並且容易失風的是銷贓環節。可以說，一個成功的盜賊，必須具有可靠的銷贓渠道；由成功發展到輝煌，最後想金盆洗手了，還得有可靠之人相幫把黑錢漂白。在當時的南京，羊老闆就是這樣一個最佳推手。對新出道的盜賊來說，在獲得羊老闆的認可後，還能避免因菜鳥經驗不足歷練不夠而被警方追捕、同道傾軋之類的麻煩。“油黑猴”這隻獨腳蟹得以安全行走江湖，有一半是羊老闆的功勞。後來，丁宋伯有了“義盜”的名聲，羊老闆為助其迅速出名，就給他起了“油黑猴”這個諢號，果然一炮打響。
南京解放後，羊老闆瞧形勢不對頭，立刻“歇業”，閉門不出，道上人物誰也不搭理。此刻錢祖道、齊舟登門，羊老闆不敢怠慢。聽錢、齊說了來意，羊老闆微微頷首：“二位就為這事來的？不好意思，老朽如今閉門不出，不知本城發生了這等案子，如此作案手法，老朽也是頭回聽說，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至於丁宋伯嘛，我敢打包票，這個案子跟他沒關係。當然，口說無憑，我給二位一個地址，你們去那裡跟他見個面就清楚了。”
說罷，羊濟仁取了張白紙，用毛筆寫下“宜興芳橋潮音寺”幾個字。
錢祖道、齊舟請示專案組領導後，便按圖索驥前往宜興。潮音寺雖然規模不是很大，卻是一座千年古剎。不過，1949年時，這座廟宇已被兵災戰火折騰得不成樣子。“義盜”丁宋伯就在這裡出家，法號淨世，使偵查員吃驚的是，他的一條腿竟然斷了，拄著柺杖方能行走。
看到偵查員驚疑的神情，淨世和尚淡淡一笑，從禪房裡取出一個小布包打開，裡面是日偽時期的“良民證”，上面有印著鋼戳的照片，清清楚楚地寫著姓名丁宋伯、籍貫南京，還有一紙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由“中華民國江蘇省第一行政督察區宜興縣政府”頒發的度牒。
淨世問偵查員：“是為貧僧民國時期涉案而來，還是另有他事？”
錢祖道、齊舟兩個都是老刑警，卻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動身過來時，原本是準備將這人提溜去南京的，眼前這一幕卻使他們不得不改變主意——斷了一條腿，顯見得是不可能作案的，那就沒必要拘人了。當然，筆錄還是要做一份的，以便留檔備查。又提取了他的字跡，準備拿回去比對——儘管兩刑警已經確信此人與銀箱竊案無關，但必要的證據還是要留下，同時跟他講清楚，在筆跡鑑定結果出來前，不能離開潮音寺，由寺廟住持為其擔保。
做完筆錄，錢、齊兩人沒有轉身就走。儘管案子不是淨世和尚作的，但他畢竟是民國年間有名的大盜，能不能提供些對眼下這個案子有用的線索呢？於是就跟淨世聊了聊，聊天的話題，就從他這個“油黑猴”的綽號開始。
一問才知道，所謂“油黑猴”，其實應該是“酉黑猴”。起這個綽號的羊老闆少年時讀過數年私塾，平時閒著沒事，喜歡捧著冊古籍搖頭晃腦吟誦，還能畫幾筆丹青，寫幾行書法，對天干地支也說得出點兒道道。1934年，丁宋伯從鎮江脫逃返寧後，羊老闆設席為其洗塵壓驚，當場送其綽號曰“酉黑猴”。丁宋伯詢其涵義，羊老闆一番解釋，他才明白這個“酉”指的是酉時。古人把一天分為十二時辰，依子醜寅卯的次序排列，酉時即傍晚五點至七點，正是丁宋伯擅長的“燈下黑”作案時間。可是，道上朋友沒文化，即使把這個綽號寫出來，十個有八個也不認得“酉”字，人云亦云，口口相傳，傳了一陣就成了“油黑猴”。丁宋伯對此感到無奈，但也不可能登報發個啟事予以更正，只得隨別人叫去了。
偵查員問他的腿是什麼時候斷的，丁宋伯說那還是抗戰勝利前兩個多月的事。應道上朋友相托，他去上海江灣鎮上一日軍軍官寓所行竊一口皮箱（不知內盛何物）。當時，他也是利用“燈下黑”時段，趁主人宴請賓客之機翻牆進入現場的，皮箱順利得手，拋出牆外由同夥接下了，但在逃離時被一個日本女傭發現，驚叫起來。日軍聞聲而出，其中一個拔槍射擊，把已經上了牆頭的“油黑猴”左腿打傷。幸好外面接應的同夥備有汽車，立刻將其抬上車離開上海，直奔蘇州，找醫生治療。不幸槍傷過重，取出子彈後傷口繼續惡化，最後只好截肢。縱然如此，傷情也一直不穩定，持續到年底方才徹底脫離危險。這時抗戰已經勝利，“油黑猴”尋思這回栽得厲害，今後沒法兒再在江湖上混，只有出家了。於是，就到其母親的出生地宜興芳橋潮音寺剃度。
錢祖道、齊舟聽著，沒有吭聲，暗忖專程赴滬行竊日軍軍官寓所，且有指定盜竊目標，動用汽車接應，接應的同夥行事很有章法，顯然事先是有預案的；事後的治療，料想費用不菲，這些都不是尋常竊賊做得到的。而且這事封得很緊，江湖上都不知道。由此可見，請“油黑猴”出馬的不會是一般的江湖朋友，多半具有政治背景。具體是國共哪一方的，丁宋伯沒說，偵查員也沒問。錢、齊估計是國民黨某個特務系統的可能性較大。
接著就聊到了專案組面臨的這個案子。丁宋伯聽了偵查員對案情的簡述，說這個案犯的行事風格跟我蠻像的，還冒用我的名號，存心陷我於不義。不過，這人只知道我的作案習慣，應該和我沒有直接交往，不會是我的朋友，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我殘廢的事。另外，從盜竊技術來說，我算不上一流的。我慣於玩“燈下黑”，憑的是膽大心細，這不算技術。至於開鎖，一般的鎖具當然難不住我，但銀箱我絕對沒法兒對付。不瞞二位，我倒是也動過對付銀箱的腦筋，還花了錢鈔買了些物件進行試驗，甚至請羊老闆幫我介紹開銀箱的高手，好向人家學學。但羊老闆不同意，他說一個人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都是老天註定，比如你小宋吧，就是“燈下黑”的料，不用去動其他腦筋。再說，我是銷贓的，你是盜竊的，雖然都是黑道，但並不同行，你是“盜行”，我是“銷行”。道上有道上的規矩，我既然是“銷行”，那就只管“銷行”的事，不插手“盜行”。你若有緣遇到開銀箱的高手，你自管向他拜師，我不會干預，但我絕對不能壞了規矩給你介紹。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黑道也是如此。這番話徹底打消了我的念頭，從此再也不去想對付銀箱的事兒了。
偵查員聽丁宋伯這麼一說，頓時有了興趣，請他聊聊當初是如何琢磨對付銀箱的，是否想到過採用和本案類似的作案手法。丁宋伯說，這個方法我還當真考慮過，也做過試驗，但沒成功。我這人喜歡琢磨，屢次失敗後，我就換了一個角度考慮：我想出的那些對付銀箱的手段，研製銀箱的工匠技師肯定早就想到了，在製造時就預先作了防範。在這方面，我跟他們相比，水平顯然不在一個檔次上，我是永遠無法超越他們的。想通了這一點，我也就不再強求。現在您二位突然告訴我，居然有人用這種方法打開了銀箱，我還真是沒想到。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是可以保證基本不發出聲響，只不過時間要長一些，另外作案工具也比較複雜，分量重不說，還佔地方，攀屋翻牆時可能會成為累贅，弄出動靜。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不過，我還真是挺佩服這主兒的。
丁宋伯進一步解釋，據他以前對銀箱的研究，要把箱門與箱體之間那條頭髮絲般的縫隙頂開，從理論上來說完全可行，但實際操作中，很難具備這樣的條件，那就是製作工具的材料。銀箱本來就是用特種鋼材製作的，要硬生生破壞銀箱，那就需要更加堅硬的材料製作工具。這種材料怎麼獲得，甚至世界上是不是有這種材料都不清楚，所以，丁宋伯乾脆就放棄了。
回寧途中，錢祖道、齊舟回想起丁宋伯的那番話，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總覺得丁那番陳述似是話中有話。兩人合計，是不是他對這個案子是有些想法的，只是故意不把話說透？這樣一分析，齊舟就有一種回潮音寺再跟丁宋伯細細聊一聊的衝動。但錢祖道的意見是不要返回。跟丁宋伯聊了這許久，他已經看出來了，這人比較相信宿命那一套。就彷彿羊老闆說的，一個人能幹什麼不能幹什麼都是老天註定，不可強求。既然他故意神神道道，說一半留一半，那就是讓我們自己去悟。以他的邏輯，我們悟出來了，就算有緣；否則，說也無益。此刻我們即便返回，他也不會跟我們多說什麼。我們還是先回南京向領導交差吧。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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